孙正聿两会 思想︱孙正聿:“有理”又会“讲理” 才是大学好老师

我国著名科学家、教育家钱伟长先生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如果一个大学的老师不讲课,那么他就不是一个老师。如果一个大学老师不做科研,他就不是一个好老师。”为什么钱老会有这样一个体会呢?这就是因为大学同小学、中学是不同的,大学同中专和大专也是不同的,在大学里面,本科教学、硕士生教学和博士生教学也是不同的。好的大学老师必须是以“研究”为基础的。

一是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区别。在我看来,小学、中学和大学是具有原则性区别的。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小学叫做描述层次,中学叫做解释层次,大学叫做创新层次。小学主要是让我们知其然,中学重点在于让我们知其所以然,但是大学不能满足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需要对人类已经给予我们的文明和知识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能够去创造文明,而不仅仅是去传承文明。

这就是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区别。这种区别不意味着说小学、中学的老师低于大学的老师,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我自己有非常深刻的体会,我记忆最深刻的往往不是大学的老师,反而是小学特别是中学的老师。我现在一想起来我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位代数老师给我们讲的课程,总是感觉到历历在目,而且受益终生。但是这一点不意味着小学、中学的老师能够成为大学的老师。

二是中专、大专和大学的区别。近些年来,我国教育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现象,那就是我们把许许多多的中专都提升为了大专甚至大学。在我看来,中专叫做技能,大专叫做技术,大学叫做学术,这三者是具有原则性区别的,所以我特别赞同我们国家提出的关于我国教育的战略性思考,这就是普及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战略。小学包括中学这种基础教育是需要普及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但是我感觉到我们国家现在最为匮乏的是没有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其实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即使是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它最需要的所谓人才,是通过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具有特定技术、技能的劳动者,所以我们应当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但是在我们国内,存在一种观念误区,即认为只有获得了本科乃至硕士、博士学位,才是一个成功者,如果他是接受职业教育,他就是一个失败者。这既阻碍了我们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又促使很多本来应当是从事职业教育的或者是技术教育的院校都提升为大学,这就把大学和大专、中专的界限模糊掉了。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一些称之为大学的学校,它那里有学术和学术大师吗?学者是人格化的学术。如果一个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里面没有学术和学术大师,它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被称之为是大学呢?

三是本科教育阶段、硕士生教育阶段和博士生阶段教育的区别。我们国家恢复学位制只有短短30年,但是我们国家却成了“生产”博士的世界大国。但是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培养出来的博士,有多少人真正达到了博士的要求?这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导师是引导,要引导学生学习懂得什么叫做学术,什么叫做研究,引导学生真正能够进行研究。可是我们的一些硕导也好博导也好,只不过是把他给本科生讲的课程改装一下、扩充一下,就变成他的硕士课程内容,他再修改一下,又变成了他的博士课程内容。如果是这样的话,能培养出区别于本科生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吗?我想是很难的。

我自己曾经针对文科教育作了一个概括。我说什么叫做本科生教育呢?本科生教育是“激发理论兴趣,拓宽理论视野,撞击理论思维,提升理论境界”。什么叫做硕士生教育呢?硕士生教育是“寻找理论资源,发现理论困难,坚持独立思考,作出理论论证”。作为博士生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博士生应当是“抓住基础理论,稳定研究方向,创新研究思路,进行课题研究”。我们不能够把本科、硕士和博士教育混为一谈。

做大学的好老师,最重要的是要觉得教学、科研“有意思”,做一件事情、讲一门课程、搞一门学问,最重要的是你不要先问它有什么“意义”,而是有没有“意思”。有意义是对社会说的,有意思是对你自己说的。如果你自己都没觉得它有意思,你怎么能把它搞得有意义呢?你愿意做一件事并且把一件事做好了,首先是因为你觉得它有意思。

本科教学不是单纯地讲知识。讲知识是满足了学生将来考试和考研的需要,而不可能满足学生真实的求知和未来创造性的需要。关于我们国家的文科教育,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文科教育应该培养两类学生:一类是上得去的理论研究型人才,一类是下得来的应用操作型人才,而不是既上不去又下不来的知识储存型的学生”。种种教条主义的教学方式,是必须改变的。不改变这种方式,我们怎么能成为大学的好老师,又怎么培养出创造型人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