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赞化和张玉良 潘赞化因何结缘《新青年》
1915年9月,安徽人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更重要的是,早期的《新青年》作者大多是安徽人或与安徽有关的文化人,这其中就有一位很特别的文化名人潘赞化。
两次藏书楼演说的 重要参与者
潘赞化是安徽桐城人、诗人、知名人士。解放后曾任安徽文史馆馆员。1902年春,陈独秀由日本回到安庆,即联合潘晋华、潘赞化、柏文蔚、何春台等人在安庆北门大拐角头的藏书楼发起演说会,并在藏书楼辟一阅览室,陈列他们从日本、上海带回的各种进步书刊,传播新思想。夏末遭受通缉,好在提前得知消息,陈独秀、潘赞化等人得以远走异乡。这年9月,潘赞化与陈独秀一同东渡日本,并一起加入了中国青年会,冯自由称此会为“留学生界团体中揭橥民族主义之最早者。”
1903年4月,潘赞化与陈独秀返回国内,这时国内正爆发拒俄运动。二人迅即回到安庆,筹组安徽爱国会,举行爱国演说,积极发动安庆地区的拒俄运动。5月17日,陈、潘等人又在藏书楼举行爱国演说会,安徽高等学堂、武备学堂及桐城、怀宁等学堂的300多名学生到会,声势浩大,当时《苏报》有详细报道。演说完毕后,陈独秀倡议成立安徽爱国学社,当场就有126人签名入社,并推举陈独秀、潘赞化等7人立即起草社章:“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
潘赞化是两次藏书楼演说会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向安徽青年宣传了进步思想,同时也是他接受新思想的一次重要实践。
陈独秀作为唯一来宾 为潘赞化证婚
1912年9月,安徽都督柏文蔚委任潘赞化为芜湖海关监督,潘上任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关卡,打击走私,杜绝偷税漏税。由于措施得力,税收大增。同时,他把大笔税款汇寄给上海同盟会,支持革命。不久后孙中山先生巡视芜湖,接见了潘赞化,并当面赞扬了他的义举。然而次年“二次革命”失败,潘赞化很快被解职。
而就是在潘赞化任芜湖海关监督时,结识了传奇女子张玉良(结婚后改从夫姓潘),并结为连理。而后潘玉良开始了绘画的艺术生涯,两次旅法,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女画家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安徽博物院收藏的众多潘玉良绘画作品中,有两幅陈独秀先生题跋的白描作品。两幅作品皆为白描女人背体,其一题跋为:“以欧洲油画雕塑之神味入中国之白描,余称之曰新白描,玉良以为然乎?廿六年初夏”。左有篆书白文“独秀”章。另一幅题跋作:“余识玉良女士二十余年矣,日见其进,未见其止,近所作油画已入纵横自如之境,非复以运笔配色见长矣。今见其新白描体,知其进犹未已也。”下为篆书白文“独秀”章。
众所周知,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启发民智。而对于艺术,他也是很有鉴赏力的,从此两篇题跋就可见一斑。据刘海粟1988年在《潘玉良美术作品选 女画家潘玉良(代序)》中回忆说:当潘赞化为“青楼女子”潘玉良赎身并与之结婚时,陈独秀作为唯一的来宾和证婚人出席了他们的婚礼。后来陈独秀又对潘赞化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应该死去了,如果尽心栽培她(潘玉良),说不定将来会在艺术方面有些出息呢!”于是建议潘赞化送潘玉良入上海美专学习,并向时任上海美专校长的刘海粟极力推荐潘玉良。可见陈独秀是潘玉良走上艺术道路的重要引路人,也可知陈独秀与潘赞化夫妇的交往甚密。
《新青年》的 主要撰稿人
潘赞化也是《新青年》杂志早期的撰稿人之一,1915年《青年杂志》创办后,陈独秀即向潘赞化约稿,潘赞化欣然领命。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愈演愈烈之时,潘赞化以“潘赞”的笔名,接连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四和第五期上发表了《德国军神——兴登堡元帅》、《法国名将——霞飞将军》两篇介绍一战中德、法两国名帅的人物传记。在向国人科普时政的同时,也在字里行间向国内青年宣传着立志报国的思想。他在《霞飞将军》一文中开篇即言:“方今欧洲列强,开有史以来未有之战局。而疆场之上,必有有史以来未有之人物,运筹决策于其中也。……俾吾辈青年有所式焉。”而在文章结尾处,又激励道:“有雄心而又习于辛劳则种种艰巨皆莫能阻”。整个两篇文章,行文流畅,气势不凡,给人以振聋发聩之感,具有《新青年》杂志的一贯风格。
1919年6月,陈独秀与高一涵在北京新世界屋顶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北洋政府便衣警察逮捕。潘赞化得知这个消息后,急忙写信给胡适、李辛白询问陈独秀的情况,并面请章太炎写信给蔡元培,请李光炯转托吴守一等知名人士设法营救陈独秀。在社会各界舆论压力下,陈独秀得以保释,潘赞化可谓立下大功。
抗战爆发后,潘赞化到大后方四川江津国立第二安徽中学任总务处主任,陈独秀当时也避难于江津。为了解决陈独秀家庭生活困难,潘赞化不仅常在经济上给予一定接济,还介绍其幼子陈松年到该校工作,并常带着学生备上一些薄礼去陈独秀家探望。对此陈独秀不胜感慨道:“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