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善治俞可平 俞可平:走向善政和善治之路

对话人:俞可平(本书作者、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俞可平简介

政治学博士,现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治理与善治、公民社会等。主要著作有:《增量民主与善治》、《政治与政治学》、《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增量民主与善治》一书,是著名政治学家、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20多年来对当代中国改革和政治建设思考的论文的结集。作者在书中对中国政治进行了深刻的多角度的考察,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根植于国情的富有创见的观点。这些观点绝大多数都汇聚于这本书中,该书出版后,受到了广泛关注,一版再版。为了帮助读者进一步理清思路,我们就书中的一些主要观点采访了作者。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强劲地推动着现实政治的进步,不断地增强着人们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

问:俞教授,您好!您的近著《增量民主与善治》一书在初版后不久又再版,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在这部著作中,您提出了以增量民主和善治为主要目标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设想。那么,您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设想?

答:《增量民主与善治》一书,是我20多年来关于中国民主政治思考的论文的汇编。在这部著作中,我从传统政治文化、全球化、现代化、公民社会、治理与善治等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的变迁过程,集中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政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并提出了以增量民主和善治为主要目标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设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强劲地推动着现实政治的进步,现实政治的进步又不断地增强着人们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

诸如“人权”、“法治”、“治理”、“善治”、“善政”、“听证”、“问责”、“公民社会”、“民间组织”、“政治透明”、“责任政府”、“政府创新”、“政治文明”、“全球治理”等一些前些年还只出现于学者的文章论著中的术语,现在则广泛地见诸政策法规,体现在具体的制度和文件中。

这是政治科学的进步,更是民主政治的进步。这些变化推动着我对转变中的中国政治的思考,“增量民主”的理论,便是这种思考的结果之一。

问:许多外国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主要发生在社会经济领域,而在社会政治领域则无多少变化。您是怎样看待这种观点的?

答:的确,在论及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变化时,许多人都会承认中国经济改革的辉煌成就和中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但有些国外学者往往不承认我国政治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一种典型的观点认为,中国对经济体制做了根本性的改造,但政治体制基本上原封未动。

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正是得益于这条先经济而后政治的改革路线。确实,如果纯粹按照西方的政治标准,如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三权分立还是三权合一等,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没有变化。

但政治评价的标准不应当只有这一种,如果从中国的政治分析标准来看,如政治的内容、领导体制、公民的权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党与国家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等,这种看法就是不正确的。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在影响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种基本因素中,政治始终是最重要的,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不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经济体制就很难有实质性的变化,被称为改革开放标志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就是一次政治变革。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多元化进程是由政治改革启动的,但经济改革的深入反过来又促使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变革。

二、我国社会的改革实际上都是增量改革,改革开放后我国正在走上一条增量民主的道路。这也是目前现实环境下惟一一条通向善治的道路

问:增量民主理论是您这一部著作的核心命题,那么,“增量民主”理论包含着哪些具体的内涵?

答: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种增量改革,或者说渐进改革,这一点在经济学界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在其他领域,特别是在政治领域,是否也是一种增量改革呢?对这一问题,人们很少谈及。我认为,包括上述政治改革在内的所有中国社会改革,实际上都是,或者说应当是增量改革。

可以说,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的最重要发展,就是中国正在走上一条增量民主的道路,这是在中国目前现实环境下惟一一条通向善治的道路。我认为,增量政治改革和增量民主,有以下几层涵义。

其一,正在或者将要进行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有足够的“存量”。即必须具备充分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必须与既定的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尤其是,必须拥有现实的政治力量,必须符合现存的政治法律框架,具有法学意义上的合法性,不能违背现有的宪法及其他基本法律。

其二,这种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是对“存量”的增加。这种新的“增量”,不是对“存量”的简单数量增长,而是性质上的突破。

其三,这种改革与发展在过程上是渐进的和缓慢的,它是一种突破但非突变。虽然这种突破可能意味着质变的开始,但质变的过程将是十分漫长的。这种渐进改革或渐进民主形成一种“路径依赖”,它不能离开先前的历史轨道,是历史发展的某种延伸。

其四,增量民主的实质,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根据增量民主的思路,所有政治改革必须在尽可能地不损失公民已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增加原来所没有的利益。通过逐渐放大新增的利益,使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好处,从而使他们自觉地改革原有的利益较小的或损害利益的机制和体制。

其五,根据增量民主或增量政治改革的思路,深化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应当成为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深化党内民主,首先要完善和切实执行党内的各种民主选举制度和民主监督制度,要使党的各级领导真正由党员或党员代表选举产生,真正对自己所领导的党员和人民群众负责。深化基层民主,不仅要把重点放在已经推行的村民自治、居民自治或其他社区自治上,而且要不断探索和扩大新的基层民主形式。

三、政治领域的增量改革,实质上就是稳步推进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说,增量政治改革,首先体现为增量民主

问:您提到经济领域的“增量改革”又称“渐进改革”,那么,您为什么不把您所倡导的政治改革称为“渐进改革”,而叫作“增量改革”或“增量民主”?

答:许多人都不加区分地看待“渐进改革”与“增量改革”,确实也无大错,因为两者都强调改革的有序性、平稳性、连续性。但在我这里两者还是有重要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渐进改革”强调的是过程,而“增量改革”强调的是目标与后果,即强调改革必须增加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总量。

第二,在涉及改革进程时,“渐进改革”强调过程的渐进性和缓慢性,而“增量改革”则在强调改革进程平稳性的同时,也强调必要时的“突破性”改革。

根据增量改革的思路,改革也不能总是裹足不前,该突破时必须果断突破,例如,当年邓小平同志大胆倡导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提高行政效率,遏制腐败,维护社会稳定,转变政府职能等。

但是,政治改革的首要目标无疑是发扬民主,即建立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使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充分的自由与平等权利。所以,政治领域的增量改革,实质上就是稳步推进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说,增量政治改革,首先体现为增量民主。

问:您在该书中一方面指出,善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另一方面又指出,善政是实现善治的关键。那么,这两者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答: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的今天,善治已经成为人类政治发展的理想目标。简单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善治的基本要素有十个:即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公正。

作为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善治需要政府与公民的共同努力,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公民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将变得日益重要。在人类政治发展的今天和我们可以预见的将来,国家及其政府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权力主体。

在所有权力主体中,政府无疑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鉴于国家及其政府在社会政治过程和公共治理中依然具有核心的地位,因此,在现实的政治发展中,政府仍然是社会前进的火车头,官员依然是人类政治列车的驾驶员,政府对人类实现善治仍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言以蔽之,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欲达到善治,首先必须实现善政。但是,善政的内容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下,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

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政府,善政应当具备以下九个要素:民主、法治、责任、服务、质量、效益、专业、透明、廉洁。一个健康有为的政府不仅是精干、高效、服务、廉洁的政府,而且是民主、法治、透明、创新的政府。

四、我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它不仅是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变革和政治进步的过程

问: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

答: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等现代民主理念和价值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新颖政治文化开始形成;党政不分现象得到有效克服,党对国家的领导不再是简单的行政领导,而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慢慢成长起来,并且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政企分开,企业作为独立的法人履行经营管理职能,这从根本上动摇了政治经济高度一元化的传统体制;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国家政治发展的长远目标正式写进宪法,“依法治国”上升为国家的宪法原则;直接选举和地方自治的范围逐渐扩大,以村民自治为表征的基层民主取得突破性发展;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出现了一种制度创新的强大动力,在许多地方党政机关中,创新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在地方民主治理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

所有这些都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它们本身都是我国政治改革的成就。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政治发展和政府创新,都是在中国土地上生长发展起来的,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创造,是与中国具体的国情相结合的结果,但同时,它们也体现人类社会普遍的政治价值。最后,这些政治发展和政府创新的基本目标,就是在中国确立一种现代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保证人民能够充分实现自己本来就应当拥有的自由、平等、尊严等民主权利。(记者 李庆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