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二十四史进度 陈尚君谈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

陈尚君:现在有很多条件的确不如当年。当时这是政治任务,可以压倒一切,当时抽调的都是各个断代史最权威的专家组成班子,大家可以抛下一切本职工作,全力以赴投入,国家可以动员一切资源满足研究所需的各种条件。以复旦的工作为例,当时可以从北图把善本、胶片直接调来复旦放在办公室里看,学校把现在相辉堂旁边的300号专门拨出来供点校组使用,从事整理工作的有将近二十人,大多是资深教授。

坦率地说,这次修订学术目标比当年要高,但人力、物力投入却不如当年。

首先很难动员到人,我们都要上课,要带研究生,科研压力也很大,还有各种应酬,要抽出一半的精力都不容易做到。复旦已经是很支持我的工作,专门给我配了两个助手,有几间办公室可以展开工作,其他各校的条件往往还不如我们。

其次,总体投入的经费较为有限,应该说目前整个修订工程从国家获得的经费与二十四史在古代文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相比是不相称的,整个项目获得的经费只有清史工程的几十分之一,比方《史记》的修订经费,还不到二十万。可以说“二十四史”点校,三十年前是一项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现在只是各种学术项目、工程中较为重要的一项而已,整个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但也有有利的地方。第一,最近三十年来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学者们在充分利用前代成果的基础上,于专书、史实、人事、制度等各方面都做了大量有价值的工作。当年整理的学术基础相对较为薄弱,专门史研究深度不够。第二,改革开放之后,很多保存在海外的善本都已经能够比较容易见到,可以得到较为便利的利用,如日本杏雨书屋藏《史记》北宋刊本六十九卷、静嘉堂文库藏北宋刊《吴书》二十卷、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清孔荭谷《旧五代史》钞本,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希望能够在工作中充分利用这些海外善本。

此外,经过近三十年来国内各图书馆所藏善本情况的充分调查,发现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版本,如《旧唐书》,湖南图书馆藏有叶石君校宋本、上海图书馆藏明钞本,都部分保存了宋本的面目,对我们的修订工作有很重要的价值。

第三,现在技术手段日益发达,多数古籍都可以逐字检索,这是革命性的变化。以前要找某个词语、人名,得遍翻群书,还不一定找得到,现在只要检索一下就可以迅速完成。第四,现在学术风气自由,没有政治压力,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客观公正地来分析文本,决定取舍。

当然,就我本人的学力来说,也将面临严峻挑战。我从文学文献转做史学文献,感觉到两者有巨大区别,正史校订尤其困难,会碰到各种千奇百怪的问题,大到天文地理,小到鸡毛蒜皮,你都要给出答案,然后判定正误,决定处理办法。修订工作就像是检查一个人身体的每个细胞,需要各个细节都仔细推敲。从文本对校到史实比较,在大量分析后才能得到真相。

目前工作进度如何?

陈尚君:整个修订工作从2006年开始筹备,到2007年启动,已经开了三次工作会议,进度、责任基本上已经落实。其中《辽史》、《宋史》、《明史》、《旧唐书》、《旧五代史》已经印了样稿,计划首先完成“前四史”,从后年开始陆续出版,整个过程起码还需要五年以上。

具体落实情况是,有些史由原整理单位继续进行修订工作,比如上师大主持《宋史》,复旦主持《旧唐书》、《旧五代史》,武大主持北朝四史等,有些重新选择承担单位,如《新唐书》给了南京大学,《南齐书》、

《梁书》、《陈书》给了中山大学。当然无论是过去承担过的,还是这次新承担的单位基本上都重新组织了点校班子,三四十年前参加点校的前辈,除了个别如裴汝诚先生之外,基本上不再参与此次工作。

就总体工作计划说,修订工作总则都有很详细的限定,承认正史的权威性,修订工作要把握尺度,特别强调考史和校史有本质不同,校史的目的是还原文本的面貌,而不是追究历史真相。通过流传文本和前人成果的酌取,我们积累了大量问题,今后的写定,会特别注意凡史书在流传过程中造成的脱讹衍倒而有文本依据或证据确凿者,予以补正删乙;有疑问而可备一说,但没有可靠文本依据者,则在校勘记中有所交待;属于考史方面的大量问题,一般不会在校勘记中有所体现;与修订有关的大量文本细节方面的问题,将存于校勘长编,以备记录。

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希望到时可以给学术界提供大致满意的文本,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我和两位助手投入了半年的精力,做出两本样稿,共七卷,其间经过大家逐字、逐条讨论,反复修改六七次,修订办公室又组织专家开了四天审稿会,逐句审订,才大致定稿。从样稿引出后的评价看,大体还是肯定的。走出第一步后,我们对完成目标很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