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旧五代史 复旦大学陈尚君团队历时七年修完新旧《五代史》

复旦大学陈尚君团队历时七年修订完成新旧《五代史》

古籍校勘,聪明人做“傻事”(治学者)

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715室。入眼全是书:门窗之外两面墙的书架排满了成套典籍,中间长办公桌上都是横叠竖立外加摊开的书,摞起来的装满书的纸板箱顶上都堆着书,有几摞码得高了,看着岌岌可危。人走进去都有些蹑手蹑脚,怕碰乱了书,碰翻了这个空间里厚重的安静。

每天朝九晚六之间,中文系副教授唐雯和历史系副教授仇鹿鸣就埋头在这些书籍中间,做着校勘、检索、修订和整理工作,今年以前是新旧《五代史》,如今则是《旧唐书》。隔壁的2716室,一样的书天书地,是中文系教授陈尚君的办公室,论起“坐班”的时间,他比两个年轻助手更长。

这3个人组成的团队,刚刚用了7年时间,完成了一个大项目:点校本新旧《五代史》的修订。这也是整个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中,最早与读者见面的三部书中的两部。

青灯黄卷,板凳坐得十年冷,耐得住寂寞……说起文献学、古籍整理,头脑里不自觉地就要涌现出这类词语来。但拿来套用在他们身上?或许并不合适。

新旧《五代史》修订本改动标点3000余处,超越旧本,学术“升级”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整理,曾是新中国规模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工程,也代表了当时中国文史研究的最高水准。出版后即成为被广泛使用的经典版本,影响巨大。然而,当年点校整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时,藏在台湾、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珍贵善本都没有用到。时易世移,近些年来又新发现了不少文献和考古研究成果。凡此种种,最终促成了季羡林等4位学者联名呼吁展开修订工程。2007年5月,点校本的修订工作正式启动。

复旦大学曾是《旧五代史》和《旧唐书》点校本整理的负责单位,当年的牵头者正是陈尚君的导师朱东润先生。这次的点校本修订工程,《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和《旧唐书》的任务都由陈尚君领衔。原因之一是考虑到学术研究的延续性,其二则是因为,陈尚君长期从事唐宋文献整理研究,当时刚刚出版《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被视为新旧五代史修订的“不二人选”。

从2007年10月通过《旧五代史》修订方案算起,整整7年,陈尚君带领着他的修订小组,几乎每天都沉浸在距今1000余年的五代十国那几十年历史中间,一卷一卷地校对、修订、考辨史实。

据中华书局统计,新出版的修订本《旧五代史》的校勘记是原点校本两倍多,改动标点2000余处。《新五代史》原点校本由于采取“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方式,出校较少,仅158条;修订本新增校记1100多条,改动标点千余处,均较原点校本有了较大改进,超越了旧本,形成一个“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升级本的学术目标。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每一则校勘记都曾经过初校、复核、责编、外审专家的反复推证,务求必是。今人喜欢讲学术创新,但我们在长期的点校工作中,时时警惕创新意识的诱惑,仔细拿捏校史与考史的分际,任何细节的改动都从各种角度和立场反复推敲论证,博取约出,多疑慎断。”陈尚君这样说。

一字一句、一卷一册地校对和考辨史实,书里每个字都要“按摩”好几遍

作为陈尚君教授的“左膀右臂”,70后唐雯是陈尚君教授门下文献学方向的博士,2006年留校,随即进入修订组。80后仇鹿鸣则是历史学的博士,因为仰慕和旁听了陈尚君老师的5门课而渐渐熟悉,2008年毕业留校的时候,正式加入修订团队。

仇鹿鸣至今还记得,上班第一天,陈尚君就对他说:“校勘比较枯燥,做这个事情,要有一种聪明人做傻事的精神。”

修订新旧《五代史》,第一件事是花费半年时间做出两本、七卷样稿,一方面是让两个年轻人熟悉《五代史》的体例,另一方面则是为全书的修订确立工作程序、校勘尺度和规范原则。

随后,便是日复一日、一字一句、一卷一册地校对和考辨史实。《旧五代史》一共有一百五十卷,主要是本纪、列传和志3种体例。仇鹿鸣说,记录人物生平的“传”相对简单,“纪”和“志”则比较繁琐,纪是编年长编,志是典章制度,每一件事情,每一条制度,在原书里面可能只有一句话,他们却要查找出这句话的原始出处,颇费时间。就算是小小一个标点的确定,都需要不断地读前后文。

关于校书耗费了多大的功夫,唐雯说得很感性:“书里每个字,我们都‘按摩’过好几遍!”

不是没有过纠结和苦恼。这是两位年轻人走上学术之路的第一个7年,面临着发论文、评职称、进编制的压力。“7年,3个人,200万字,没有列入重大项目、申请到基金,这样拿去评职称,好像没有竞争力,不够理直气壮。”仇鹿鸣说。

虽然这样说,但仇鹿鸣还是觉得:“学术潮流时时变化。与其做没着落的‘空对空’研究,不如踏踏实实地做基础文献校勘,让更多人能看得懂原典,再过三四十年也不会过时。”

7年过去,一抬头,他们的学术功力已在整理修订、聚沙成塔的繁琐劳动中大大提升,成了文献学和历史学领域国内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唐雯不久前还入选了中组部的“万人计划”。

“我把青春献给了《五代史》!”唐雯的话里,有感慨,更有自豪。

读书是件优雅快乐的事,每有所得,总是喜不自禁,充满发现的喜悦

对古典文献,对沉浸在古籍天地里的日子,他们有着发自内心的喜欢。高校里年轻教师收入不高,但两个人都觉得“够生活了”。

“做校勘也欢乐,我们经常很八卦,每天都有新发现,不过八卦和发现的都是1000多年前的人的故事,比如要弄清谁是谁的儿子、孙子,谁哪一年在哪里住过。”唐雯说。

唐雯、仇鹿鸣的笃定与“八卦”,与这个小团队“主帅”陈尚君可谓一脉相承。

陈尚君今年53岁,年轻时在江苏海门江心沙农场务农8年,直到1977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二年便考取研究生,跟着当时已经80多岁的朱东润教授以及其他前辈教授求学问道,研究唐宋文学。博闻强记和“读书破万卷”,算得上是他从事文献学研究能有大成的两大法宝。

“一切学问都是阅读得来”,陈尚君曾这样告诉学生,但他又说,读书不在快,而在训练对史料的感觉。别人拿到《全唐诗》,多半是全盘接受,作为文献学者的他却会去与不同书籍收录的版本一篇篇作对比,辨析真伪,结果一下子从《全唐诗》《全唐文》里发现诸多问题,30岁出头,他就著成《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

“其实,做学问有和打游戏一样的快感。”陈尚君常常宣扬他的“快乐学术”观点。他讲起一则古人笔记:有和尚深夜吟得好诗句,兴奋撞钟,引得四邻惊问,只因喜不自禁,希望与人分享。这种发现的喜悦,在他30多年的古籍整理与研究中,比比皆是。

他甚至不太愿意为了获得更多资金支持而去申报研究课题,因为“最好的学术研究绝对是不可预期的”,更因为一旦成果立项,总要面临各种评审考核,在填表、答辩、开会讨论中耗费很多时间精力,而在他看来,宝贵而有限的生命时光,需要紧紧抓住,来做最重要的事。

慢工出细活,文献学研究的长周期,曾让他熬过10年,才从讲师升到副教授,但然后,仅用两年就升为教授。他曾在11年里基本不参加学术活动、不回复朋友来信,直到完成300万字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这么多年来,陈尚君一直按着自己的节奏、听从自己的感觉走。近些年,除了做史书研究,他又迷上了石刻文献。“读书,总该是一件优雅的事。”他说。

但他并不拒绝微博、微信,相反,会很认真地研究如何用短短140字讲好一个故事,觉得新媒体也是普及古籍知识和历史典故的好方法。无论是在博客还是豆瓣上,他都有不小的粉丝群。

完成了新旧《五代史》修订的陈尚君、唐雯和仇鹿鸣,眼下已经转入点校本《旧唐书》的勘校修订工作。他们说,《旧唐书》篇幅是新旧《五代史》的两倍还多,修订难度更是远远高过后者。要完成,说不定还要又一个七年。(记者 李泓冰 姜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