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槐简历 卧底将军郭汝瑰简介:蒋介石身边“最大的共谍”

郭汝瑰,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失去了组织联系。15年后,重新与中共建立了联系,并秘密会见了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从此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投入了隐蔽的情报战线,不畏艰险地在国民党心脏部门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源源不断地将绝密军事情报提供给中共中央,并在敌人堡垒内部瓦解敌军,为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屡建奇功。

“为国捐躯,军人的本分,怕什么,我去。”

1907年9月15日,郭汝瑰出生于重庆铜梁县永嘉乡达昌池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之家。1926年初,郭汝瑰考入黄埔军校入伍生训练部学习。1930年冬,郭汝瑰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2年3月回国,考入中国陆军大学第10期学习,1935年考入陆大研究院深造。1937年5月,郭汝瑰调离陆军大学,到常德任国民党十八军十四师参谋长,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抗日战争开始后,郭汝瑰所在的十四师于8月开赴苏州加入淞沪战场陈诚指挥的左翼兵团。十四师的任务是警戒白茹口至江阴一带江面。8月下旬,郭汝瑰协助师长霍揆彰,率领十四师会同友邻部队在罗店与日军反复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

9月初,十四师将罗店方面的防务交给十二师及六十七师后,全师两旅4个团在月浦后面15华里的南、北塘口,顾家角及其以南地区摆成一线,为七十九师的纵深配置,待其后撤,再阻击日军的进攻。此时,十四师四十二旅旅长曾粤汉,在日军的狂轰烂炸面前,日不思饮,夜不安席。

霍揆彰怕他误事,请副师长凌兆尧接替,凌面有难色,不愿前往。霍揆彰又把目光投向郭汝瑰。郭汝瑰正色道:“为国捐躯,军人的本分,怕什么,我去。”便与曾粤汉对调职务。

简单的移交完毕后,郭汝瑰找了一顶钢盔带在头上,踏着被炸弹、炮火反复刨犁过的浮土,直奔四十二旅前线指挥所。

日军总是先炮击后冲锋,如果守军顶住了,就再炮击,再冲锋。郭汝瑰配备一个团正面阻击日军冲锋。另一个团做预备队。如果第一线阵地失守,立即命令预备队反击。日军不断突破阵地,但都被预备队的反冲锋夺回。每天要反复数次。

连日惨烈的战斗,阵地早已失去了原来的模样,并逐渐后移。但郭汝瑰的旅指挥所却硬顶着没退。右翼的四十旅、左翼的六十七师胡琏旅的指挥所已被炮火夷为平地,两旅把指挥所迁了过来,3个旅长共用一个指挥所。

艰苦卓绝的拼杀一直坚持到9月19日,当四十二旅接到撤退命令向第四军移交防务时,全旅8000多人只剩下2000多,而且多是伤员和炊事员。36挺重机枪全被日军的“三七”炮打坏,经拼凑,只有4挺可用。坚守南塘口的官兵,浴血奋战十天七夜的英勇事迹,感动了上海人民,他们组织了不少慰问团前来慰问。宋庆龄、何香凝组织的慰间团专程来到四十二旅,特别送给郭汝瑰一件毛衣。以慰劳和激励他奋勇杀敌,抗战到底的斗志。

十四师在太仓经过修整补充后,又奉命守南翔战青阳港。郭汝瑰在淋沪前线整整打了两个月,不久罗广文接任四十二旅旅长,郭汝瑰复任十四师参谋长。

谋略雄才受到蒋介石的特别赏识

1937年12月,日军攻下南京,以为中国政府会求降。希望破灭后又认为攻占时为中国临时首都的武汉,很可能成为中国屈膝投降的契机,决定调集军队,溯江西上。1938年6月15日日军攻陷安庆后,再陷要塞马当,突破了长江封锁线。25日又攻占九江,拉开了进攻武汉的序幕。

经过整补的国民党军队,以40余个精锐师在武汉三镇摆开了与日军决战的架势。苏联支援的炮火和航空队也先后到达武汉。武汉战役的准备工作在新任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的统率下空前紧张热烈起来。这时霍揆彰在武汉成立五十四军,

辖十四、十八两个师,郭汝瑰被任命为军参谋长。该军系陈诚嫡系,兵员、枪械、弹药均极优良,还由德国顾问帮助训练,一边练兵,一边修筑工事。

当时蒋介石和陈诚等按照德国顾问的设计,正在构筑环绕武汉三镇的环形防御体系。按其构想,保卫武汉的几十个师将在这条环形防线上重演一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阵地战。

其实郭汝瑰对德国顾问构筑的环形工事深感疑虑。他特去面见武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郭仟,坦诚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武汉保卫战又搞了一个环形背水阵,完全没有吸取南京战役的教训。表面看各处都有坚固工事,但几十个师放在环形线上,一点被突破,全都将溃不成军而被逐一歼灭。何况德日两国早有往来,如果日军要了解我军阵地部署和阵地构筑情况也易如反掌。”

时隔不久,武汉卫戍司令部召开高级将领作战会议,军师以上的将军们都出席了。陈诚在会上作了战前鼓动讲话。郭忏参谋长和刘云翰参谋处长宣布了早已拟定好的作战方案。接着各部队长官汇报各部工事构筑进展情况。会议近尾声时,陈诚又讲:“近来听到不少对武汉作战的不同意见,其中有些颇有见地,在坐各位不妨畅述高见,使我武汉会战方案更臻完善。”

众将官都默不作声,谁也不愿对德国顾问制定的作战计划评头论足,更怕承担不起修改计划的责任。

惟有郭汝瑰一边站起来,一边说:“我有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也未形成文字,讲出来供大家参考。我认为目前的方案不是修改完善,而是必须推倒重来。若按目前方案实施,实际上是步南京战役之后尘。”

此语一出,会场气氛顿时振奋起来。他又接着说:“如果我们沿武汉三镇构筑环形阵地,一点被突破,必全军崩溃。同时又和南京战役一样,背水立阵,几十个师猬集武汉核心阵地与日军死打硬拼,一旦失利,我全军将士就有被赶下河吃水的危险。”

陈诚一边倾听,一边思忖,郭汝瑰的设想虽然还有待完善,但基本轮廓已勾勒出来,尤其是不重核心而重外围的构想,极富争取战略主动意识。他仔细玩味其中的玄机,禁不住轻声自语:“保卫武汉,不战于武汉,好主意,好主意!”

参加会议的中央军和云南部队的将领纷纷发言,认为郭汝瑰的构思大大拓展了战场的空间,作战时间也相应延长,以空间换时间符合持久战原则。随着作战规模扩大,兵力也相应增加。日军的兵力和消耗同样也会增加。日军补给线长,必然顾此失彼,而我军则以逸待劳。何况战场辽阔,地形复杂,只要最后阶段把握时机,保存有生力量,武汉战役就胜利了。

最后,陈诚果断地说:“战役方案要重新研究。”并要郭忏、刘云翰、郭汝瑰等留下,参加制定新计划。

不久,军事委员会下发了蒋介石批准的《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内称:“武汉已成为我抗战之政治、经济及资源之中枢,故其得失关系甚巨。唯武汉三镇不易守,而武汉近郊,尤以江北方面之无险可守尽人皆知,更以中隔大江,外杂湖沼,尤非久战之地,故欲确保武汉,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上策。否则据武汉三镇而守,于近郊而战,则武汉之重要性已失所保者,仅一片焦土而已,且受敌之围,势如瓮口之鳖……”

总的战略方针确定之后,蒋介石立即调兵遣将,以长江为界,分为两大战场。参战部队由原来的40个师,增至124个师,加上海空军,总数达100万。长江南岸因是主战场,布置了27个军的兵力,由武汉卫戍司令部总司令兼(新成立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

日军的进攻路线果不出郭汝瑰所料。擅长登陆作战的山下兵团沿江而上,以一部从瑞昌登陆,8月27日瑞昌陷于日军之手。但由于守军顽强抵抗,至9月10日,日军局促于瑞昌以西十公里范围内。恼羞成怒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岗村宁茨中将以炮兵、装甲兵加紧向金鸡岭进攻,守备江防的罗广文四十二旅,用一个野炮营发起了奇袭射击,把日舰打得调头逃跑,不敢西进。

失去海军支持,日军攻势大减。陆上孙桐萱、汤恩伯各军节节抵抗,给敌大量人员杀伤和物资消耗。

整个战役正按郭汝瑰的设想有条不紊地进行,他的脸上禁不住偶尔流露出得意之色。

1938年10月25日,日军攻占武汉。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大会战,中日双方动用了开战以来的最大兵力,在山地、河流、湖泊、交通沿线进行了无数次大规模的恶战,结果日军没能歼灭国民党军队124个师中的任何一支部队,日军付出惨重代价之后,得到的仅仅是一座开战之初就计划要放弃的空城。中日战争开始转入对日本最为不利的持久战阶段。

作为奖励,郭汝瑰晋升为第二十集团军和洞庭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部队退守常德、桃源一线。

1942年冬,郭汝瑰被兼任国防研究院副院长的陈诚调到国防研究院任研究委员,院址设在重庆最高处的佛图关。研究院的任务是培养能指挥海、陆、空三军,类似隆美尔、凯萨林、伦斯德特一样的全能将才。该院共有研究委员和研究员41人,全是蒋介石钦定的“军界精英”。

郭汝瑰的想法是:中国军队和盟军协调作战,利用盟军的海空优势在印度洋上的安达曼群岛登陆,击败日军,从而胜利结束中国的抗日战争。

在离国防研究院半里之遥的佛图关半山腰,蒋介石开设有一个“中央训练团”。每逢周一研究院全体成员都要去那里参加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总理纪念周活动。一年之中,郭汝瑰听过蒋介石30余次讲话,并一同进过餐,也被单独召见过。

蒋介石和陈诚对郭汝瑰更加器重,派他任驻英副武官,到英国考察国防机构的组织情况,以便日后参与国民党统帅部工作。

郭汝瑰是在为蒋介石运筹帷幄,又是在助毛泽东决胜千里

1945年3月,刚回国的郭汝瑰就被军政部长陈诚安排任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后升任署长。陈诚兼国防研究院院长,又以郭汝瑰兼副院长。

在国民党军队中,军政部长的权力仅次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军务署又是军政部最有实权的部门,操纵着各军师大小、强弱的实权。定为何种编制关系各军师利害,所以竞相与军务署讲朋友,拉关系。然而,郭汝瑰却无心于这些应酬和奉承。随着他地位的升迁,他越是看清了国民党的内幕,也越想了解解放区的情况和共产党的主张。

就在此时,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共产党员任廉儒找到了郭汝瑰。他与郭汝瑰初会于18年前。郭汝瑰见到好友任廉儒后把他十几年来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全部吐了出来,还提出了想找党组织的愿望。任廉儒征得董必武同意后,约定郭汝瑰去面见董。

1945年5月的一天晚饭后,郭汝瑰换上一身便服,前去青年路罗升之的公馆会见董必武,董必武同郭汝瑰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董必武询问了郭汝瑰对其顶头上司陈诚的看法后,又要他谈谈对国民党的看法。郭汝瑰一一作了回答。董必武表示赞同。当问及对共产党的看法时,郭汝瑰激动地回顾了在黄埔军校时聆听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员讲课,接受社会主义教育的情景。

1945年8月15日傍晚,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在美援的支持下,一面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一面集结重兵向解放区进攻。

这年10月2日,郭汝瑰又被委任为总参谋长办公厅副厅长。上任才几天,又被委任为国防部第五厅厅长。1947年3月,陈诚向蒋介石保荐郭汝瑰出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

反对内战的郭汝瑰不愿意出任第三厅厅长,因为第三厅主管作战。

等到郭汝瑰和任廉儒研究到任与否及利弊时,任廉儒淡淡地笑着说:“任还是该去上的,作战计划你尽管做,一式两份不就成了另一回事了吗?”

郭汝瑰,于1947年3月5月去第三厅就职。

郭汝瑰每次作战计划都用楷书抄正送蒋介石审阅:同时也准确无误地抄了一份转到董必武的联络员任廉儒手中。

郭汝瑰是在为蒋介石运筹帷幄,又是在助毛泽东决胜千里。这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传奇。

一场大难与郭汝瑰擦肩而过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之后,蒋介石数百万精锐部队已丧失殆尽。国民党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分崩离析的绝境。郭汝瑰再次通过任廉儒向党表示希望到解放区去的愿望。

任廉儒请示后,专程到南京转告郭汝瑰,经过再三研究,党组织认为,解放军渡江和扫平江南是势在必行。但蒋介石必巩固西南作最后挣扎,到时那里肯定会有一场恶战。因此,党希望他设法掌握一支部队到西南去,到关键时刻率部起义,以瓦解国民党军队,影响作战进程,其作用和影响将会比现在去解放区大得多。

于是郭汝瑰决心再冒风险,带部队到西南去。

1948年12月24日趁何应钦离职、徐永昌就任国防部长的机会,郭汝瑰急忙递上请求引咎辞职的报告。1949年1月3日,他又到南京颐和路顾祝同的寓所拜望这位总参谋长,请求让他任一个军的军长。顾祝同一听,大感惊诧。

他诚恳地劝郭汝瑰赶快打消这个念头,说现在正当军事上节节失利,别人当了军长、师长,都在设法脱身溜走,你怎么现在还想当军长,还想往火坑里跳?这明明是自找苦吃嘛!即或你实在想带兵,最好搞个兵团副司令,绥靖区副司令之类职务,挂个名算了。别再当军长去受罪罢。

郭汝瑰却犯了难:当副司令没有实权,怎能带兵起义,或瓦解队伍?故非当军长不可。但又怕引起怀疑,同样完不成党交给的任务。然而,话到此时已是骑虎难下了,既不能接受顾祝同的劝告,也不能撤回已提出的要求,只好冒险再作争取。

于是,再度恳切陈词:正因为时局危殆,才要求去带兵,此所谓时穷节乃现。这些年说自己坏话的人不少,总以为当参谋长只会纸上谈兵,不能直接带兵打仗。现在是临危受命,置生死于度外,才不负党国的期望,才不负总长的栽培。

郭汝瑰的一席话竟把顾祝同说服了,他表示要替郭汝瑰向蒋介石说说看。后来几经周折,蒋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下野离开南京的当日,任命郭汝瑰担任七十二军军长,重建这支部队,并立即开往四川。

七十二军属邱清泉第二兵团,淮海战役时被解放军包围在陈官庄,原军长余锦源率部投降,跑出来一部分官兵。故蒋介石决定重建。

郭汝瑰接到七十二军军长的正式任命后,立即赶到上海华山路川盐银行办事处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任廉儒。任廉儒紧握郭汝瑰的手说:“汝瑰同志,你接受党新的任务,从蒋家王朝的心脏里杀出来,到西南后再狠杀一个回马枪,祝你早日成功。”二人相互拍手称庆。

临别前,郭汝瑰轻声对任廉儒说:“我带来几件极重要的东西,请你交给党。”说完,他十分谨慎地从皮箱底部的夹层里取出一叠文件交到任廉儒手中,又严肃郑重地嘱咐道:“廉儒兄,这些文件是国民党参谋本部最机密的作战计划,共计9份,包括江防计划、江南作战计划,以及太原、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国民党兵力配备序列。千万要妥善地送到解放区,要是落到敌人手里,那我的身家性命就……”

随着国民党国防部迁往上海,郭汝瑰便在上海四川北路一所小学内设立了第七十二军军部。因要在上海地界内补充兵员、枪械,他首先就去拜访了新任命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二人原就熟识,郭汝瑰又是刚从机要中枢下来的要员,汤恩伯非常热情,一口答应“尽全力支持”。

郭汝瑰先后从上海、南京、镇江等地收容原七十二军余部千余人,并保荐刘展绪、赵德树分别担任新三十四师和二三三师师长,还委任了一些团、营、连长,很快把七十二军军部的架子搭起来了。又凭借他在国防部和联勤总部的人事关系,顺利地弄足了一个军的车辆、枪械、弹药、钱粮,加上胡琏原送他重建十八军的一大笔钱(胡琏曾向蒋介石力荐郭汝瑰任十八军军长),七十二军的装备和给养就十分富足了。

郭汝瑰准备尽快回四川,他命令新任二三三师师长赵德树带着已招募到的1000余人,由浙赣路去宜昌,再乘轮船去

四川,并要求赵德树:“每到一个地方就去伤兵医院这样给我喊:‘要回四川的,快来跟我们回去。’四川伤兵思乡心切,知道有这样的机会,一定会踊跃参加的。”

果然,在赵德树带兵回四川的途中,招到了整整3个团有作战经验的老兵。

1949年2月4日,郭汝瑰带着参谋长许亚殷、军需王希尚乘飞机回重庆。郭汝瑰把军部设在南岸弹子石警官学校内后,便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利用各种方法扩充自己的部队。仅用两个月的时间,新建的七十二军就招足了两个师的兵员,加上同为陈诚派系的罗广文拨给的一个师,七十二军就拥有了3个师1个团,其中还有3个团是老兵,加上精良的装备,充足的给养,七十二军很快成为了四川的机动主力军。

为完成带兵起义的重大任务,郭汝瑰夜以继日进行着紧张筹划和积极准备,要为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垮台敲响丧钟。

七十二军起义,粉碎了蒋介石“川西决战”的美梦

七十二军筹建工作进展顺利,5月,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令七十二军移驻内江、沪州、宜宾一带,这一调动正合郭汝瑰心意。因为以七十二军4个师(加上后来成立的教导师),互为倚角之势驻守陀江和长江江防,东可以直逼重庆,西可以威胁成都。且处于宋希濂的川鄂防线和胡宗南的川陕防线的核心部位,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加上宜宾处于四川西南角,对起义十分有利。为保住这一有利位置,郭汝瑰千方百计避免七十二军被调往他处。

郭汝瑰通过罗广文鼎力相助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内的陆大同学的支持,使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正式委任他为“叙泸警备司令”。取得了川南4个专区1个市、30余县的地方行政权力,曾想把七十二军纳入自己防区的胡宗南,再也无法调动身兼地方行政要职的七十二军军长了。不仅如此,这张“叙泸警备司令”的委任状,还给郭汝瑰提供了保护共产党人和无辜百姓的机会。

那时,每个警备司令都兼任党政军联席会议主席,而这个联席会议是专门捕杀共产党人的组织。每月由主席召集行政专员、地方法院、县党部、保安司令、县长、部队军法处处长开会,审理屠杀共产党的案件。郭汝瑰把沪州专员兼分区保安司令的军统分子罗国熙置于肘腋之下,大小案件统交七十二军军法处去调查办理,不但警备司令部从未杀过人,连军警团联合办事处也没杀过人这就有效地保护了当地的中共地下组织和外围群众。

为使起义成功,郭汝瑰费尽心机,处理了一系列的人事安排问题,把七十二军主要的带兵军官都变成了亲信和可靠的人。三十四师师长已由亲信柏恒担任,一零四师师长傅秉勋是他的堂妹夫,大革命时期原是共产党员两人关系一直密切。

二三三师师长赵德树,原是青年军旅长,一次作战失利又误枪毙一个营长,本应受军事法庭审判,是郭汝瑰以作战厅长的身份,多方为其开脱才得以幸免。赵德树为了报恩,总以郭汝瑰的马首是瞻,人前人后均称郭汝瑰为“大哥”。

教导师师长肖烈原是个县长,并无带兵打仗的经历,因此很敬重、佩服郭汝瑰,对他惟命是从。下面的团长、营长也都作了相应的处置和撤换,就连军统必定插手的政治处,郭汝瑰也早早地安排了任廉儒之弟任逖猷和亲信黄阴渠任正副处长,其他人一时挤不进来。

为了万无一失,郭汝瑰反复地把手下的军官一一进行排队分析,思来想去唯一觉得身边的参谋长许亚殷还放心不下。在探知许想上山打游击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战时,便顺势派许去沪州西南角的长宁指挥所经营“游击据地”。参谋长一职由亲信徐孔嘉接任,既为身边拔去了一颗钉子,以减少毛人凤等军统分子对郭汝瑰部的注意和捣乱。

当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攻入贵州,锋芒直指重庆时,蒋介石这才判明解放军的主攻方向不是沿川陕公路进入四川,遂叫国防部电令郭汝瑰为二十二兵团司令直接指挥七十二军、二十一军、四十四军和3个独立师沿长江、沱江,在宜宾、沪州、内江一带布防,企图阻止解放军渡江,以屏障成都。

一天,郭汝瑰电令一零四师师长傅秉勋来沪州军部,意欲商量起义之事。当晚,郭汝瑰、傅秉勋、徐孔嘉3个大革命时期的老战友,促膝长谈,无意中竟侃出一个惊天动地的设想——活捉蒋介石。

他们的设想是:重庆已是兵临城下,蒋介石必将很快离开。让傅秉勋挑选一个亲信团,驻守江津的长江北岸,尽量靠近重庆白市驿机场,和重庆行营机要室保持密切联系,准确掌握蒋介石离开山洞林园住所的时间,等他的座车走到半路,事先安排好的爆破组便炸毁退回山洞的桥梁,同时以一个机枪班封锁通往成都的必经之地壁山的道路。

这样蒋介石既回不了山洞,也去不了成都,势必进入白市驿机场,靠近机场的这个团待蒋介石进入机场后,立即强袭空军警卫营,这个营毫无战斗力,极易消灭。于是蒋介石就成了瓮中之鳖。

3个老朋友的神侃本是一种设想,但如果傅秉勋认真干起来,设想就可以变成现实。可惜混迹国民党官场多年的傅秉勋,不仅没有成为第二个张学良,而且通过西南长官公署把他的一零四师调去了成都,与郭汝瑰分道扬镳了。

11月初解放军杨勇兵团经贵州直取川南,陈锡联兵团挺进川东。见大势已去的蒋介石不得不于11月约日晚10时离开山洞林园,午夜乘车到达白市驿机场,夜宿中美号专机中。次日起飞时,由重庆海棠溪渡过长江的解放军离机场仅10余公里。蒋介石对他的江山真可谓难舍难弃了。而傅秉勋丢掉了一个为人民立功的机会,兵败后逃往松潘,被解放军俘虏后,在一条小溪边自杀。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2日解放军先头部队到达沪州罗汉场,在解放军第十军军长杜义德打电话给郭汝瑰接洽起义的过程中,电话线路被吓破了胆的电话局工作人员撤掉,不能继续通话,无法弄清解放军意图。

在这紧要关头,郭汝瑰当机立断,决定把七十二军军部及部队全部撤出沪州,全军退往宜宾,与驻宜宾的二三三师汇合,并集中所有部队以保证起义成功,撤除泥江、长江的江防,敞开沪州大门,让解放军畅行无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成都,粉碎蒋介石集中胡宗南部队在西南与解放军决战的企图。

郭汝瑰离开沪州前,命令释放了监狱里的全部人犯,才率部向宜宾进发。6日到达南溪,乘船逆江而上。8日,除一零四师外,七十二军的所有部队到达了宜宾。

9日,郭汝瑰认为时间已十分紧迫,准备也基本就绪,是行动的时候了,于是召开全军团长以上军官会议,先作引导性发言:“解放军已攻人四川,政府军己完全垮了,失败已成定局。这几天,有人对我说这仗不能再打了,今天召集大家研究究竟打不打?这关系到我军几万将士的生死存亡。打,就只剩下一个忠义的名声,留下无数孤儿寡母,请大家尽管谈,意见一致,才能步调一致。”说完,把目光投向赵德树。

赵德树见郭汝瑰不部署作战,而问大家仗还能不能打,心里己明白了八九分,于是站起来说:“仗确实不能再打了,一打,我们就完了,干脆和了吧!”

于是郭汝瑰接着赵德树的话说:“国家一败如水。败兵之将,谁还会与你议和?如果不打,只有起义。不管打也罢,起义也罢,都由我指挥,在这生死关头,我绝不能丢下大家不管,是生是死,我都和大家一起。”

“还是军长高明,知道起义,我们就起义。”赵德树顺势把话挑明了。

团长张纬也表示了赞同。另一团长吴让却横眉竖眼地吼叫了起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丈夫还没死,就又想嫁人,我不赞成。”

经吴让一问,大家都沉默了。郭汝瑰意识到会不能再开下去了,便对大家说:“这个问题重大,各位下去再仔细考虑考虑,我们再作决定。”接着宣布散会。

就在这刀出鞘、箭上弦的紧要关头,郭汝瑰又面临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在解放军十八军张国华部的紧追下,带着残部由南川、綦江退到宜宾的高店场一带,准备渡江进宜宾城的宋部参谋长彭励还给郭汝瑰部送来一台电影放映机,要求让宋部进城。

面对这一棘手的问题,郭汝瑰思索再三,宁可冒提前暴露身份的危险,也绝不能让宋部的一兵一卒进入正在酝酿起义的宜宾城。于是一面命令用机枪封锁江面,一面对彭励以贵宾相待,宴席间特请了七十二军的师团长多人作陪。然后请彭励带话给宋希濂:“大敌当前,部队本来已很不好掌握,你们的队伍过江就会把我的部队搅乱,只好请宋主任绕道西撤。我尽力在此阻击几天。”

彭励过江去向宋希濂转告了郭汝瑰的意思,又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郭汝瑰部固守宜宾,恐怕没有这个力量。但郭部的师团长多和我是同学,我到宜宾后和他们交换过意见,郭汝瑰已在雷波、屏山等地屯积粮弹,如共军向宜宾进攻,他们就准备把队伍拖入大小凉山打游击,由此情况判断,郭汝瑰部大致不会向共军投诚。”

宋希濂听后,感到一阵轻松,认为解放军必将先解决郭汝瑰的七十二军,才会继续追击,那时他已经走得很远了。于是放弃了进宜宾的打算。

送走宋希濂这位不速之客,郭汝瑰意识到已迫在眉睫的起义之举,纵有一二个团长捣乱也无碍大局,惟有担任宜宾城防任务的六九九团至关重要,团长廖雄觉在9日那天的会上未明确表态,对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必须再试探一下。他把这个任务交给参谋长徐孔嘉、教育长张继寅、二三三师师长赵德树。不出两小时,4人一齐来到军部,廖团长一见郭汝瑰便举手敬礼,开门见山地说:“报告军长,我决心起义。”

“好啊!你可不能后悔。”郭汝瑰虽十分欣喜,但语气却十分平静。

“不后悔,什么情况下,都不后悔。”廖雄觉坚决地说。

在场的5人都会心地笑了。郭汝瑰更是觉得几个月来一直压在心里的顽石这才落下。他马上取出早已写好的信,交给徐孔嘉说:“孔嘉,你快到泸州去吧。”

徐孔嘉欣然接受了这一神圣使命,和赵德树找来的宜宾地方代表,当晚登船,夜航沪州。次日又和解放军代表一同回到宜宾。

1949年12月10日郭汝瑰公布了《起义告官兵书》,向全国发出了起义通电,并通令所管辖的泸州、宜宾、乐山、资中、自贡4个专区1个市的33个县同时起义,使成都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粉碎了蒋介石“川西决战”的美梦。

解放军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部进入宜宾城,召开了欢迎起义大会。郭汝瑰拨一个炮兵营及若干枪支弹药,军需物资,支持十八军挺进成都。南北两线解放军很快抵达新津、简阳、邛崃等地,完成了对成都的包围。宋希濂部未进入宜宾城,绕道氓江、清水溪,还未到达西昌,于12月19日被通过郭汝瑰防区抄近路追击的解放军全歼于大渡河边的金口河,宋希濂本人被俘,使蒋介石想将精锐部队退至西康,利用那里的崇山峻岭与解放军周旋的计划也完全落空。

40年后,台湾出版的《百战军魂》中有一段关于郭汝瑰起义的记述:“……黄埔嫡系,并经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大深造,受陈辞修将军特别赏识、倚重(曾任参谋本部作战厅长)的郭汝瑰将军,带着国民党的最后本钱——七十二军在泸州(应为宜宾——作者注)阵前‘归队’(郭本是潜伏在国民党军事指挥中枢的共谍),瓦解了国军的最后布置和士气。”

原国民党七十二军,在郭汝瑰带领下起义后,部分随解放军第十军改编为海军,部分参加了抗美援朝,部分调入南京军事学院,部分复员回家。

郭汝瑰起义后,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1951年3月,郭汝瑰奉调去南京军事学院任教,1980年4月9日,73岁的郭汝瑰重新加入党组织。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郭汝瑰正式被确定为副兵团级离休干部,迁往重庆北部北碚区居住。此后历任第四、五、六、七届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常委,黄埔同学会理事、副会长,四川分会会长,重庆分会名誉会长。

1997年10月17日,郭汝瑰因车祸住进了第三军医大西南医院,10月23日凌晨,郭汝瑰与世长辞。

郭汝瑰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忠贞,不仅是军人的勇敢和丰硕的战功,还有他丰富、曲折、惊险、激情和不断探索的人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