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大名医萧龙友 京城四大名医之萧龙友
京城四大名医是近代以来在中医界里很有综合素质的中医,既有精湛的医术,又有影响政治名人推动中医文化建设和中医事业发展的能力。从《京城四大名医》(徐怀谦、李四平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的书里披露了许多他们的事迹,他们是萧龙友、施今墨、孔伯华、汪逢春,我们的时代是中华复兴的时代,很需要他们这样具有综合素质的人。
因为作为中医和中国式养生群体已经涵盖了中国近三亿人口,他们的消费人群达中国人口的85%,他们早就不是弱势群体了,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他们的综合素质的大幅提高,他们不但有医学素质,而且他们中有大量拥有成熟政治素质的企业家。
京华名医之首萧龙友
1、为袁世凯、孙中山诊病,声名大振
萧龙友治病素以诊断高明而为人所敬重。在医疗上他既全力以赴,又从不吹嘘。能治者则治,不能治者绝不包揽。他曾为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蒋介石、段祺瑞、吴佩孚等名流看过病,都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诊治。
1926年3月,梁启超本人因便血腰痛到协和医院诊治,经过X光透视显示左肾有黑斑一处,医生诊断结果是左肾患结核,需手术切除。那时梁启超与萧龙友已相交甚笃,经常往来,为了慎重起见,特请萧先生复诊。萧龙友为梁启超切脉后,断然否定了协和医院的诊断结果:“肾脏绝无大病!”力劝梁启超切勿草率从事,并为梁启超对症下药,处方诊治。
萧龙友登门诊断两次后,便改为由谢国桢用详细信函告梁的病情,用通信的方式互相联系,然后由先生处方对症下药。服用先生开的中药后,梁启超觉得神清体爽,颇见功效。但是后来,病情又出现反复,病情反复的主要原因是梁先生没有停止读书治学的活动。
当谢国桢将梁先生的实况函告萧龙友后,萧龙友便复函谢国桢说,梁先生的病要想治好并不难,但不能光靠药力,俗话说“三分病七分养”。要想彻底恢复健康,前提是停止劳神费心的工作,读书治学当然是在必禁之列,否则即便是扁鹊再生,华佗降世,也是无能为力的。
萧龙友复函后,满以为学富五车的梁启超能听其劝告,放下书本,配合治疗。没想到,当谢国桢将其意告梁启超时,梁先生竟然不但不采纳大夫的意见,竟回答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萧龙友从谢国桢处听到此话后,既佩服梁先生治学的执著,同时也深为先生的病情叹息,深感自己已无可奈何。
时过不久,梁启超病情果然恶化,立刻送到协和医院准备手术。住院后,梁启超饱受病痛的折磨,常常无法忍受,对医院的治疗方案也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他在给梁思成夫妇的信中这样写道:“这回上协和医院一个大当。他只管医治,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两杯泻油,足足灌了十天,把胃口弄倒了。
也是我自己不好,因胃口不开,想吃些异味炒饭、腊味饭、乱弄了几顿,弄得肠胃一塌糊涂,以至发烧连日不止。人是瘦到不像样子,精神也很萎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协和医院匆匆为梁启超实施了手术,手术由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但刘瑞恒判断失误,竟将健康的肾脏切去,而留下了病肾,这是导致梁启超壮年逝世的直接原因。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这位信奉应像战死沙场上的战士一样的大学者,在京与世长辞。对于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协和医院一直守口如瓶,严格保密,后来为了遮人耳目,将事故负责人刘瑞恒调离医院,改任为卫生部部长。直到几十年后,医学教学在讲授如何从X光片中辨别左右肾时,才举出这一病例,至此梁启超死因真相大白于天下。
2、主要学术思想和辨证论治
萧龙友生前曾将一部《医方类聚》赠送给北京中医学院,字里行间加批加议,写得密密麻麻,这充分说明一个好医生,一定要勤求古训,下一番苦功夫才行。
萧龙友很重视“标本”,诊病医案上常有“法当标本兼治”、“仍当从本治”的意见。他 曾说过,“治病必求其本”是根本的,根本就是气化阴阳。
在临床上萧龙友重视辨证论治,主张四诊和参。他在新刻《三指禅》序中曾云:“中医治病以望闻问切为四要诀。望者,察病人之色也;闻者,听病人之声也;问者,究病人致病之因也;三者既得,然后以脉定之,故曰切。切者,合也。
诊其脉之浮沉迟数,合于所望、所闻、所问之病情否?如其合也,则从证从脉两无疑义,以之立方选药,未有不丝丝入扣者。否则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临时斟酌,煞费匠心矣。”他尤其反对以切脉故弄玄虚者。他曾说:“切脉乃诊断方法之一,若舍其他方法而不顾,一凭于脉,或仗切脉为期人之计,皆为识者所不取。”
在四诊当中,他又认为问诊最为重要。他说:“余于医道并无发明,仍用四诊之法以治群病,无论男妇老幼皆然,至眼如何望,耳鼻如何闻,指如何切,依据病情结合理性、感性而作判断。辨人肉之色,闻人口鼻之气与声,切人左右手之脉,以别其异同。
但次三项皆属于医之一方面,惟问乃能关于病人,故余诊病,问最留意。反复询问,每能使病者尽吐其情。盖五方之风气不同,天之寒暑湿燥补丁,地之肥瘠高下燥湿有别,禀赋强弱习惯各殊,而病之新旧浅深隐显变化,各人一状。
例如南方人初来北方一时水土不服,倘若患病仍当照南方治法,胃部方能受而转输各脏腑而不至有害。北人移到南方者治亦然。但病同状异者多,自非仍详问,不能得其治病之由。而于妇女幼孩之病,尤加慎焉。故有二、三次方即可愈者,亦有用膏、丹、丸、散常服而愈者,误治尚少。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望、闻、问、切这四诊之法永远不会过时,诊病时要特别留意反复询问病人,因为一个人的病情与生长地域、天气、体质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只有问清楚了,才能对症下药。
他对于治老人病尝作譬喻云:“衣料之质地原坚,借用之太久,虽用者加倍爱护,终以久经风日,饱经雪霜,其脆朽必然。而忘其穿着之太久,乃以碱水浸之,未有不立时破碎者。若仔细周密,以清水小掇轻浣,宿垢虽不必尽去,但晒干之后,能使人有出新之感。
由此可更使其寿命增长,其质地非惟无损,且益加坚。”他这番比喻,简明地说透了治老人病的要领。故在临床上每遇到老人病,多不加攻伐,避免汗出吐下,而以调理清养为主,立法处方,则往往使用一、二鲜品,是取其有生发之气的原理。
萧龙友临症时立法处方准确灵活,知常知变。他调理虚症,多采用育阴培本治法,然亦则其可育可培者施之。他说:“欲投育阴培本之剂,必先观其条件如何,设病宜投而有一、二证象不便投,又必须先除其障碍,或为其创造条件,或果是不我与,则于育阴培本之中,酌加芳香化中之药,如陈皮、郁金、枳壳、沉香、焦曲、鸡内金等。”
萧龙友调理慢性病症,特别注重五志七情,故处方中多加入合欢花、橘络等。调其情志,舒其郁结。其忧思过甚者,则投香附;其善恐易惊者,则又使用镇定之剂,如磁石、茯神等。
萧龙友治虚损时,治痨除着眼于肺肾外,更重于脾。他说:“得谷者昌,若致土败,虽卢扁复生,亦难为力矣。”故补脾则党参、白术、山药、莲肉,运中则扁豆、苡仁,谷麦芽。其中须酸甘益胃者则投石斛、麦冬、金樱子等等。
萧龙友一般组方的主张是辨病立方,辨证施药。他说辨清病以后,立法选方是针对其病,而方中药物的加减则是针对具体的病候。正如徐灵胎所说,辨病立方而无加减是“有方而无药”;堆砌药物,合而成方,全无方法主次,是“有药无方”。
萧龙友治病各种剂型都用,不限于煎剂。如外伤瘀血,常用《良方集腋》中说的七厘散,用黄酒服用加外敷患处。他主张组方首在立法,治者不定之方,方者一定之法。同一法可从不同方剂中任选应用,或自组成方,但方既组成之后,必有一定之法方可。
他推崇《伤寒》、《金匮》,但主张要学其法。他说:“以镜鉴人,不如以人鉴人。盖镜中影,只自知无可比,而不如书中影,则使万世之人皆知也。伤寒诸书,仲景之影也。以之作鉴,则离神而取影,鉴中之影,皆非真影矣。学医者其鉴诸。”在他的《伤寒尚论篇》中说:“举三百九十七法,隶于大纲之下,然后仲景之书,始为全书。无论法之中更有法,即方中之中,亦更有法。”
他不主张拘泥于古方,认为墨守成方,总有一定的局限性。他推崇金代医学家张元素“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的论述,就是说:古今天时气候不同,所以对疾病的治疗也应不同,用古方治今病,是不能完全相适应的。
四方有高下之殊,四序有四时之变。百步之内,晴雨不同。千里之外,寒暑各异。岂可以一定之法而测非常之变耶?若执之以资顾问则可。苟奉为治病之法,则执一不通矣。萧龙友从不侈谈运气,因为运气这东西过于玄虚,所以他认为张飞畴运气不足凭的话“很通达”。
萧龙友虽不谈运气,但非常重视季节用药。如暑天家中常备六一散,若有伤寒迹象,或头晕,或不汗出,用之颇效。若见心烦欲呕,常加藿香叶,开水冲泡,待凉饮,沁浸心脾,若有心烦、心悸,加用朱砂,如果小便黄就加鲜荷叶。
萧龙友对风寒感冒喜用苏叶、葱白、豆豉之类。检阅徐灵胎《医学源流论》:“如偶感风寒,则用葱白苏叶汤取微汗,偶伤饮食,则用山楂、麦芽等汤消食,偶感暑气,则用六一散广藿香汤清暑,偶伤风热,则用灯心竹叶汤清火;偶患腹泻,则用陈茶佛手汤和肠胃。
”萧龙友或许是受他的影响。他在北京的家中也经常备有炒黄黑的糊米,以备小儿伤食饮用。成人腹胀,常用砂仁一粒,以针穿其孔中,在火上烧焦,取下,纸包捻碎,去纸嚼服,很有疗效。如果遇上盛夏不思食 ,用荷叶粥宽中解暑,妙用非常。萧龙友说:“盖荷之为物体,色青中空,象乎震卦风木,在人为足少阳胆同手少阳三焦,为生化万物之根蒂,因此物以成其化,胃气何由不升乎。”
萧龙友常说,凡治病而效者即为秘方。他在为钱金阳先生《中国儿科学》作序时谈蒿虫最为详细。序中说:“龙友昔年治病,对于儿科亦颇重视,医乳孩之病,仅以一方普治之,无不奏效,从未出错,其方即所谓蒿虫散是也。方载《本草纲目》虫部之青蒿蛀虫下。
其词曰:‘一捧朱砂一捧雪,其功全在青蒿节;纵教死去也还魂,妙用不离亲娘血。’旧法系用青蒿虫7条,朱砂,轻粉各0.3克同研成末,用末擦在乳头上,与儿服。如婴儿初吃乳时,即与之服,将来出痘麻也稀少,或可以不出,而胎毒自解,真是儿科圣药。即不吃乳之儿有病,亦可用少许冲白糖水服,胜服一切儿科药也。此龙友数十年之秘方,特为抄出,拟请附于大著《中国儿科学》之后。”
萧龙友注重预防,他说早在《易经》中已有预防思想。他常说:“若要小儿安,须得三分饥与寒。”又说小儿之疾,常是痰热作祟,所以防止小儿过热过饱是很重要的。而且穿得越厚,反而越不胜风寒,全无抵抗能力,动辄伤风感冒。徐灵胎《慎疾刍言》中说的“小儿之疾,热与痰二端而已”句,与萧龙友的观点是相近的。
萧龙友用药很慎重,屡屡劝诫后人要深知药性,不得冒昧。对一般感冒咳嗽属风火者,他从不应用 酸性的五味子之类,他说古方小青龙治寒嗽,五味与姜并用,一散一收,互相配合,岂可用于风火之嗽。他常以《得效方》中“用药如用刑,以有所误,人名系焉”的话教导弟子谨慎用药的重要。
萧龙友用人参非常慎重。他处方的第一位常用沙参,处方用名为南沙参、北沙参、空沙参有时南北沙参同用。徐灵胎在《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中说“沙参味微寒,主血积,惊气,除寒热,补中,益肺气,久服利人。”萧龙友推崇徐灵胎,受他的影响,处方时也喜欢用沙参。萧龙友在沙参用量上,一般用四钱,有时用至八钱。他认为南沙参祛痰作用较强,北沙参养阴作用比较明显。
萧龙友的弟媳患胸痹心痛症,常摇头,有风木肝象,他嘱用人参汤泡玫瑰花代茶频服。《本草纲目拾遗.花部》有云:“玫瑰花有紫白两种,紫者入血分,白者入气分,茎有刺,叶如月季而多锯齿,高者三四尺,其花色紫,入药用花瓣,勿见火。
”《本草纲目拾遗》载:“气香性温,味甘微苦,入脾肝经,和血行血,理气治风痹,”又引《药性考》云:“玫瑰性温,行学破积,损伤瘀痛,浸酒饮宜。”又关于其活血化瘀引《少林拳经》:“玫瑰花能治跌打损伤。”萧龙友主张以古为新,他说过:“吾人当药物既备之时,如不能随时化裁,以古为新,是仍未会古人制方之意,”萧龙友用玫瑰花即是一例。
萧龙友为《中国医学大字典》作的序文中提到马宝等,皆值得认真研究。序文说:“马宝一物,最能开痰降逆。第一能治虚呃,而于癫狂痫各病,尤为要药,纲目不收。”《现代实用中药》:“对于神经性失眠,癔病,痉挛性咳嗽等症有效,并能解毒,治痘疮危症。
”萧龙友用马宝突出其开痰,降逆,治虚呃。他的侄子萧珙20世纪50年底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例嗜伊红细胞增多性哮喘小儿,濒于危殆时,加用猴枣抢救,转危为安,即受萧龙友论马宝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