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武叶剑英 罗瑞卿挨整后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并非叶剑英杨成武
罗瑞卿挨整后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并非叶剑英杨成武 2016/03/27 12:18 同舟共进
叶剑英等人多少误读了此前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也许是激愤难捺,抑或尚未如周恩来那样参悟“疏不间亲”的古训,终因斥责江青而招致毛泽东的雷霆震怒。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被迫在政治局生活会上屡屡检讨,政治局会议被“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叶剑英等老臣被诬指为“二月逆流”黑干将而遭到贬黜,谭震林甚至以莫须有的“叛徒”罪名而被打倒。
1969年4月开过中共“九大”,背负“二月逆流”恶名的一干老臣多被逐出政治局,仅李先念和叶剑英留任。如果说李以副总理主管财经,是辅佐周恩来管理经济不可或缺的助手,则叶多具象征意义,虽仍与陈毅等老帅保留军委副主席的头衔,然实际主持军委事务的是以黄永胜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
故1969年10月为应对可能发生的外敌突然袭击,李先念仍留守北京,叶剑英则与朱德、陈云等元老以“疏散备战”为名被贬出京门,放逐到长沙。
叶剑英毕竟夙具“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忧国忧民情怀,1970年端午节这天,叶抚今叹昔,写下七绝《怀屈原》:
泽畔行吟放屈原, 为伊太息有婵娟。
行廉志洁泥无滓, 一读骚经一肃然。
时令、地望、处境,这一切使深怀屈原情结的叶剑英穿越两千年的时间隧道,与这位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爱国主义诗人产生心灵交应。
作为“大事不糊涂”的政治家,叶剑英景慕屈原“行廉志洁泥无滓”的人格,然于逆境中选择的是等待。这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影响历史走向的时代转机悄然降临。
叶剑英远离中枢多时,对修改宪法时张春桥与吴法宪在存删三个副词所涉及的“天才”之争执,对于国家主席的设置与废弃这些问题的细节,未必十分清楚,但在涉及“文革”的切身感受上,不会轻易改观。林彪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据当事者回忆,坐在主席台下第一排的政治局成员许世友、陈锡联等均以握手的方式表示对讲话的拥护,叶剑英亦在其列。
陈伯达弄出“称天才”的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语录,又在华北组讨论林彪讲话的发言时言辞激烈。
虽然同一组的汪东兴发言内容更为激烈,后来检讨时却能轻易过关。陈伯达注定要成为新一轮整肃的突破口。毛泽东在不数日后写下《我的一点意见》,称陈伯达是欲将庐山“炸平”的“野心广大”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并决定设立专案组,审查这个“形迹可疑”的“反共分子”。
外人很难知晓,作为当年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二把手,陈伯达与江青早已貌合神离乃至反唇相讥,恶语相向。反对江青、张春桥的实质,在某种程度上确乎意在否定“文革”,这正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至于“军事官僚专政”的坐大,也不能不是毛泽东的殷忧。陈伯达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与林彪一拍即合,大概就此注定了日后的命运。
抑彼扬此,毛泽东决定任命叶剑英为负责审查陈伯达的专案组长。毛当然不会淡忘当年叶在怀仁堂会议上当面对陈的嘲讽。叶自然也明白,专案审查不过是要“坐实”这些罪名而已。于他而言,随着林彪部属黄永胜主持的军委办事组的式微,命运之神再次眷顾。
1971年夏季,叶剑英襄助周恩来,参与对秘密访华的基辛格的接谈。“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叶剑英成为取代军委办事组的军委办公会议的主持者。在11月中旬接见军队干部时,毛泽东指着叶剑英对与会者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
‘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叶剑英感到欣慰的是当年怀仁堂之举已非“逆流”。对于林彪的出走,有着屈原情结的叶剑英自然予以斥责,这就有了《斥林彪》:
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
仓皇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
末句用典,读过《史记》和《汉书》的人,对李陵的悲剧结局应感慨良深。5年前,叶剑英引辛词“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恰是典出李陵,历史仿佛来了个轮回。傅高义认为,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知道可以依靠叶剑英元帅去团结军队,因为叶有把握大局的能力和出色的判断力,人很忠诚,没有个人野心。
1972年2月,叶剑英主持召开会议对林彪的错误进行清算并向军队发出新的指示,列举林彪领导军队12年间所犯的错误,以及开展军队整顿的内容和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