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上海:香山路不平静的时光
今年上海的秋天,似乎特别适合出去走走,天气不冷,雾霾也不似去年那么频繁,有太阳的午后,闲逛在安静的小马路上,也是一种惬意。上次推荐了桃江路,今朝,就继续推荐另一条秋日必逛的小马路,香山路。
香山路,东西走向,东到复兴公园,西至瑞金二路,只有328米。这里原名“莫利爱路”(Rue Moliere),是1914年法租界公董局修筑,并以法国戏剧家莫里哀命名的。1943年,汪伪政权接收上海法租界时,正式改名“香山路”。
有人说,因为上海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身份,在这座城市,你能发现,同一时间共同存有各个国家、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香山路就是这样的标本之一。这里的建筑类型相当丰富,上海近代历史上的各种建筑类型,大都能在这条路上找到完整的样板。同样,每一栋建筑的背后,都藏着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风云变化。
香山路最鼎盛的时期,应该是上世纪20年代,也就是法租界第三次扩张的发展阶段。当时,这里远离上海滩灯红酒绿、浮华喧闹的城市中心,算是城郊一带。虽说地处偏远,但这里的花园洋房,却是当时新派中产阶级心目中的理想住所。
这里高大的梧桐交织出浓密的树荫,红色砖墙,木制百叶窗,铸艺栏杆,半圆形的大阳台......都为当时的新派人士,营造出了一个欧洲乡村的田园梦境。据史料记载,在当时旅华的法国人口中,这一片区域甚至有“小瑞士”之称。
到了40年代,香山路一带的住宅越发吃香,不仅深受新派中产阶级喜爱,还吸引了一些大资本家搬来居住。与此同时,与香山路毗邻的瑞金二路上,又存在一片大量劳动者混杂居住的“棚户”区。想象一下,几百米的距离,却是一天一地的居住环境,矛盾得有趣,又有些可叹。
在这段时期的名人故居中,最有名的莫过于香山路7号的“孙中山故居”——原址为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这也是他生前最后居住的地方。据说,这幢楼房是当时旅居加拿大的华侨,集资买下送给孙中山的。
这是一幢红砖红墙的欧洲乡村式建筑,屋顶、拱门、烟囱、长回廊,无一不显示着它强烈的风格。进入其中,楼下是客厅和餐厅,楼上是书房、卧室和小客厅。据介绍,这里的陈设是根据宋庆龄生前的回忆,按二三十年代时的原样布置的,绝大多数都是原物。
1918年,孙中山辞去海陆军大元帅职后,经日本回到上海,入住莫利爱路寓所。1922年8月,他在寓所书房内,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林伯渠。1923年1月,孙中山在寓所多次会见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并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为改组国民党和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续居住至1937年。杭战胜到后,宋庆龄于1945年底,将莫利爱路寓所,赠与国民政府,作为永久性纪念地。1961年,这里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被上海市政府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大概因为孙中山落脚此处,当时国民党许多元老也都居住在附近,比如吴稚晖、叶楚伧、孙科。此外,社会活跃人士如陈独秀、何香凝、柳亚子等也曾住在这条路上。
就在孙中山故居的附近,香山路6号,同样也是一栋法国文艺复兴式花园住宅,上世纪20年代建造,1999年,被市人民政府列为第三批市级优秀历史建筑。
这里曾是天主教上海教区的主教龚品梅的旧居。出生在浦东唐镇的他,又名龚天爵,是天主教上海教区首任华籍主教。他19岁便进了神学院,1949年8月9日,又被教廷任命为天主教苏州教区主教。1950年7月15日,龚品梅兼任上海、苏州及南京三教区主教,主教座堂为上海四川南路的洋泾浜圣若瑟堂,为上海教区首任国籍主教。
新中国成立后,龚品梅多次策划、组织活动,于人民政府对抗,其中包括诬蔑抗美援朝是“不正义的战争”,阻挠青年学生参军;公开对抗军管会取缔反动组织“圣母军”;提出“天国路线”,与共产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相对抗等等。1960年3月,龚品梅以“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首犯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关押在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关押近30年后,上海高院于1985年7月宣布,年老体弱的龚品梅予假释。在法庭上,龚品梅表示“感谢政府给我宽大,我以后要守诚爱教,守法爱国,做个人民”。1988年,龚品梅因心脏病,被获准前往美国接受治疗,其后一直居美。2000年3月12日,龚品梅因胃癌在美国逝世。
六、七十年代的香山路,更是变得有些杂乱无章。
当时,菜场与医院毗邻,满地的灰尘,不时还能看到随手扔掉的菜叶、鱼鳞、塑料袋。喧闹而世俗,与现在香山路呈现出的静谧面貌完全不同。只有孙中山故居一带,因为外人不得进入,还保留有几分当初的宁静和美丽——只是这份宁静,完全无法掩盖,香山路在那个特殊年代的“风云起伏”。
香山路2号,当年这里曾是卢湾区团委的集体宿舍,一个后来“翻江倒海”的年轻人,就曾住在此处,并常到相距这里不过几十米的香山路9号拜访,他就是姚文元,他拜访的就是“四人帮”集团的另一员“大将”,张春桥。
(当年,姚文元和张春桥的合影)
受父亲姚蓬子影响,姚文元从小就做着作家梦。咫尺之内,一箭之遥,住着堂堂的《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姚文元便去拜访。张春桥一听说是姚蓬子之子(对于这对父子,我们在威海路一篇中有详细介绍,姚篷子当年就住在林邨),也就打他的主意。
当年张春桥也混迹于上海四马路(现为福州路),对于姚蓬子的劣迹一清二楚。他知道姚文元有“辫子”可捏在他的手心里,况且姚文元也“左”得可爱,这样的人,任凭本事再大,也翻不出他的手掌。于是,张、姚之间很早就有来往。
事实上,香山路9号并不是张春桥的私人寓所,这里原来是《解放日报》的集体宿舍楼。张春桥住在这里的时候,已经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解放日报》总编辑,并没有要求上级给他另配住房。他居住在这幢小洋楼的2楼,60多平方米。他的楼下,住着当年《解放日报》的副总编辑王维。当他搬走之后,王维迁入张春桥的房子,而王维的房子里,则迁入了姚文元。
王维曾对张春桥有八个字的评价:“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报社里,编辑们常常开玩笑,可是谁也不敢跟张说一句笑话。每当见到他,总是恭恭敬敬叫一声:“春桥同志!”他呢,微微一点头,算是打招呼了。
中共九大之后,张春桥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老婆文静(本名李淑芳,1943年被捕后曾叛变),就此从公众场合彻底消失。后来,为了“进步”,张春桥还和这位有政治污点的老婆离了婚。
文静给张春桥生了三女一男。1981年1月,张春桥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20多年后获释。因为当年和文静离婚虽经中央批准,但没有公开,所以,张春桥出狱后仍和文静共度晚年。
如今的香山路,早蜕去了二、三十年代那略带神秘的“显达”色彩,也不像六、七十年代一般混乱。这片区域重修一新,许多有历史意义的老建筑,也分批挂上了历史保护建筑的牌子。附近弄出来的田子坊,也让这里的安静,多了一份特别的感觉,尤其在冬日的下午,走在香山路上,观赏到的是带有一丝萧瑟的美,也别有一种闲逛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