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白驹精神的基本特征及其启示

2018-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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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    冯白驹曾被周恩来同志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的引导下,海南人民战胜了重重恶浪,跨过了道道险滩,终于迎来了琼崖解放的曙光

    冯白驹曾被周恩来同志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的引导下,海南人民战胜了重重恶浪,跨过了道道险滩,终于迎来了琼崖解放的曙光。而在艰难斗争的锤炼中形成的“冯白驹精神”,也成为海南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本文拟就冯白驹精神的基本特征及其警世的借鉴作用作一探讨。

一、冯白驹精神的两大基本要素

    时势造英雄。“冯白驹精神”正是琼崖孤岛斗争艰难环境中磨炼出来的。相对于全国说来,琼崖的斗争环境有两大特点:一是孤悬海外,我党的主力部队鞭长莫及,难于援助,琼崖必须“独立作战”;二是武器装备极差,“敌强我弱”的反差十分明显。

冯白驹就在这种“时势”中领导琼崖人民坚持长期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创造了“孤岛奋战,23年红旗不倒”的光辉范例,也创造了他那具有琼崖特色的“冯白驹精神”。

    笔者认为,构成“冯白驹精神”的有诸多方面的要素,但最基本的要素有如下两个:

    1.坚定的革命信念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全人类最崇高、最美好、最远大的理想——实现共产主义,浓墨重彩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始终将其作为激发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力量的源泉,作为整个国家和民族共同信念的思想基础。

冯白驹的斗争历程证明,有了这一远大理想,才能有胜利前进的正确方向、坚韧不拔的毅力、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战胜任何困难的勇气,它,是冯白驹革命斗争的巨大精神力量。

    1926年,23岁的冯白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传奇的革命生涯。翌年夏,琼崖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反革命大屠杀,制造了轰动全琼的“四·二二”事变,琼崖革命由此转向低潮。

危难之际,冯白驹受命组建琼山县委并任县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琼岛腥风血雨,成为琼崖中共党史上第一个情势比较严峻的低潮期。当时,革命队伍中的少数人经不起考验,有的自首叛变,有的回家务农,有的逃到南洋经商。但冯白驹等拥抱着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坚定的共产党员并没有被敌人所吓倒,“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①

    冯白驹的英雄品质并不仅仅表现在“瞬间”行为壮举闪耀的光芒,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他以后漫长的革命征途上所显示出来的坚强不屈的革命信念和追求。我们从他的革命经历中不难看到,他所走过的路程正是用无数艰难和险阻“连接”起来的。他成为琼崖人民心目中钦佩的“钢铁汉”。笔者认为,最能体现冯白驹精神的是如下两个典型例子。

其一:1932年7月,国民党军阀派陈汉光率师向琼崖苏区发动了疯狂的反革命“围剿”。红军独立师几乎全军覆灭,琼崖革命又进入了严峻的低潮期。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带领“幸存”的100多名特委、琼苏机关干部和红军战士转移到定安的母瑞山,可是,敌人三天一次搜山,四天一次围剿,大部分同志因此而先后牺牲,最后仅剩26人。

当时,面临的困难是:敌人的追捕,但最艰难的倒是饥饿、疾病和自然灾害的严重威胁。然而,就在这种异常艰难的环境中,冯白驹一如既往,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革命信念,依然满怀信心地带领20多名红军战士“闯难关”:没有粮食,他们以野菜充饥;没有衣服,他们披树叶、穿树皮;没有火柴,他们学老祖先燧人氏钻木取火。

他们为争取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却过着人类最原始的生活,而且,这种艰难的日子一直连绵8个多月,他们以顽强的毅力熬过了250多个难以熬过的日日夜夜。

    其二:琼崖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时,日本在琼崖的军政机构升格为“海南警备府”,增调大批兵力,并配备飞机、坦克、装甲车等精良武器,叫嚣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海南岛上的抗日力量”。

因此,他们对琼崖军民的军事手段十分野蛮,十分残酷。对敌占区,日军以“清乡”为主,强化法西斯的保甲制度,企图肃清内部的抗日分子;对游击区,日军以“蚕食”为主,推行恐怖政策和怀柔政策,平毁村庄,残杀村民,残酷地制造“无人区”;对抗日根据地,日军以“扫荡”为主,实行最野蛮的“三光”政策和“梳蓖清剿”,企图摧毁敌后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

于是,琼崖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斗争史上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冯白驹没有因此而屈服,他依然满怀信心地带领琼崖军民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想象不到的困难,抗日武装力量越战越强,抗日烽火越烧越旺,终于取得了孤岛抗战的伟大胜利。

    2.牢固的民本思想

    冯白驹1951年总结海南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时曾深刻指出:“海南人民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不管我们的损失是如何的重大,白色恐怖是如何的残酷与艰苦,但我们都克服了困难,渡过了难关,坚持了下来,并且能够发展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始终依靠群众,联系群众,得到海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②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就把“唤起民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之一。冯白驹1926年入党时,曾担任海口市郊农民协会办事处主任,亲身体会到农民群众的力量。此后,他就把根深深地扎在群众的土壤之中。

    冯白驹有句名言:“山不藏人人藏人。”这是他民本思想的最精炼的概括,更是他在斗争实践中的切身体验。抗战时期,有一天,他同两位警卫员住在一家农民看管番薯地的山寮里。他一连几天没睡觉,一躺下就入眠了。

这家农民知道睡在山寮里的是冯白驹同志后,便悄悄发动村里的抗日后备队员(民兵)连同全家人轮流站岗放哨。这家农民还告诉警卫员,让冯同志“放心睡觉”。警卫员这才发现,民兵和群众在山寮外围安了三道警戒线。

还有一次,敌人把冯白驹围困在一块小山林里,并狂叫:“抓活的。”当时,正巧山林里也躲藏着一位姓张的农民。在敌人的叫嚣声中,这位农民毅然地挺身出现在国民党团丁的面前:“我就是冯白驹!

”于是,搜山的团丁都围了过来,撤出了山林。冯白驹安然脱险后,敌人才知道上了当。当地组织和群众筹足50块大洋,联名“证明”那位姓张的农民是个“疯子”,才把他保释出来。此后,冯白驹常常感叹地说:“山不藏人,人藏人!”并以此教育干部战士,一定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综上所述,“冯白驹精神”实际上就是“孤岛奋战的精神”,它是冯白驹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行为风范的集中表现。而构成“冯白驹精神”的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信念和牢固的具有中华民族传统色彩的民本思想。

这是冯白驹精神的基本特征。它表明,冯白驹坚定的革命信念,来自对远大目标即党的奋斗目标的确认和对人民群众力量的认可,说到底就是“两个相信”:一是相信革命一定能成功;二是相信人民群众有力量使革命获得成功。

①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②冯白驹:《中国共产党的光辉照耀在海南岛上》。

二、冯白驹精神的历史回音

    历史是“凝固了的事实”,但对历史的研究却不是“凝固”的,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审视历史,从不同的角度去聆听历史的回音。

    1.如何看待革命的低潮期

    20世纪末发生的苏联解体和东欧演变,使共产主义运动由此而进入新的低潮期。对此许多善良的人们思想上出现了困惑;而西方的政要们、策士们却以为共产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完了,“历史终结”了。如何看待世界范围内新的革命低潮,以及如何走出低潮?这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从琼崖革命及其所产生的“冯白驹精神”中可以找到可资借鉴的参考答案。

    (1)必须充分认识:“低潮”不是“历史的终结”,革命斗争的历史是高潮和低潮“焊接”起来的

    从冯白驹的革命历程中我们看到,“低潮”并不是“历史的终结”,它既有高潮期也有低潮期,两者都是革命历史的重要内容。冯白驹参加革命后的第二年(1927年),琼崖革命转入低潮。

1928年,他担任琼山县委书记时,带领群众同全琼人民一起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高潮。1929年,琼崖特委由于执行“左”倾错误路线,把特委机关迁入城市遭受很大损失;同时,国民党又向我琼崖革命根据地实行反革命围剿,琼崖红军损失惨重,革命又走向低潮。

1930年冯白驹担任特委书记,领导全琼开展“红五月”攻势,才使形势迅速逆转,红军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展到14个连1300多人,根据地又是丽日蓝天生机盎然。1932年,在国民党的再次重兵“围剿”下,红军几乎全军覆灭,琼崖革命又转向低潮。

直到1936年,红军游击队才重新成立,琼崖革命才恢复元气,走向高潮,并以新的姿态去迎接抗日战争。就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琼崖革命依然是高潮连着低潮,低潮伴着高潮。

从冯白驹领导的琼崖革命斗争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统观一个横跨较长时段的革命历程,它总是由无数的高潮与低潮按时序排列起来的,总是高潮转向低潮又由低潮走向高潮,呈现出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的运动,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对立统一。

可以这样说,在琼崖革命斗争的历史进程中,有跌宕起伏的时候,也有平缓渐进的时期,还有飞跃迈进的时段。它总是成功与失败相伴,痛苦与欢乐相交,既有一帆风顺,更有坎坷曲折。

    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同样经历过几次高潮和低潮,出现过几度辉煌也有过几度坎坷。然而历史的事实证明:每次低潮恰恰是高潮的前奏,沉寂背后潜伏着勃兴。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了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消灭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那回事。”①

    (2)必须充分肯定:低潮时期最需要坚定的革命信念

    冯白驹之所以使人钦佩,不仅因为他有着伟大的理想,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始终能够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30年代初的革命低潮期,冯白驹带领20多位红军战士转战在母瑞山。面对艰难的斗争环境,他对战士们说:“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坚持到底,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在战争年代,无论是面对强大凶恶的敌人还是艰难困苦的环境,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刑场上,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始终激励着千千万万的革命志士坚韧不拔、前仆后继地英勇斗争。邓小平就曾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②历史发展到今天,应该说一切都在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当共产主义事业遇到挫折、面临低潮,我们不得不在逆境中苦斗时,有无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有无坚强的革命意志,有无迎接挑战、走向光明未来的信心和勇气,仍然是革命事业成败的关键。

    1957年冯白驹总结琼崖23年红旗不倒的历史经验,撰写了《红旗不倒》一文,文中有一段发人深思的话语:“革命运动就像大海的潮汛,有退潮(低潮)也有来潮(高潮)。我们革命战士要像海洋里行船的水手那样:来潮不让风浪翻了船;退潮不让船搁浅。

”③“来潮不让风浪翻了船,退潮不让船搁浅”,这应是我们正确对待革命高潮期和低潮期的警世之言。而今,面对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期,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分化”策略,冯白驹这一掷地有声振聋发聩的警世之言,对中华民族每一个稍有良知的生命都是应该记取的。

我们要像冯白驹那样:高潮期不能得意忘形,“让风浪翻了船”;低潮期更不能自暴自弃,畏缩不前,“让船搁浅”,而应积极奋斗,创造条件,促使“低潮”之后的“高潮”早日到来。

    2.如何看待党与群众的关系

    政权、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每时每刻都不能忽视的极端重要的政治问题,中外古今一无例外。通观王朝兴衰和体味过农民运动威力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总结过一条经验教训:人民如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产阶级造就自身的“掘墓人”的基本原理,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终究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所代替的历史规律。于是,“聪明”的现代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对付“覆舟”的人民群众的策略,他们实施“福利国家”政策,推行“失业保障”制度等,其目的不外就在于调整、改善“政权与庶民”的关系,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维持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权”。

中国共产党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党,党的性质决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标志。战争年代,海南的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偷越敌人的封锁线,为冯白驹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子弟兵送粮、送药、送情报。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毛泽东语)我们的敌人也深谙此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琼崖国民党推行法西斯的“五户联保”制度,目的就是切断冯白驹领导的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使之失去人民的支持。

然而,冯白驹领导的琼崖军队,是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群众的土壤里的,他们与人民群众有着“天然的联系”,因为冯白驹领导的军队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军民一家人”,“团结如一人”,这种力量,是“天下无敌”的。   

冯白驹领导下成立的“红色娘子军连”,其“连歌”中唱道:“共产主义真,党是领路人。”共产党需要去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做“领路人”;而群众也需要去寻找党,寻找“领路人”。这种“双向需要”,是两者“天然联系”的内在依据。

京剧《杜鹃山》中农民暴动队队长雷刚就有句唱词唱道:“抢一个共产党员领路向前。”1943年秋,黎族首领王国兴领导了震惊全琼的“白沙起义”,受挫后立即派出代表去寻找冯白驹领导的琼崖特委,“找共产党领路向前”。这桩桩件件的历史事实说明,共产党与人民群众这种以沫相濡,同生存共患难的深情,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

    如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采取“分化”策略,其目的就是“执政党脱离群众”。因为,一旦脱离了群众,共产党的性质就“变”了,政权的性质也就“变”了。一个政党,一个集团,当他们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带领人民群众去奋斗,去推动历史前进时,就是先进的,有朝气的,有前途的;但是,当他们一旦脱离了群众,丧失了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资格时,就必然走向反面,就趋向衰落腐败,就步入穷途,就走上没路。

    这是古今中外普遍适用的一条历史逻辑、历史规律。

    通观中外历史,执政以后的政党、集团,往往都会在这个问题上出岔。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之初,起义部队的将领们(或称集团),代表着农民阶级的利益,得到农民阶级的拥戴和支持,因此,声势浩大,所向披靡;但取得政权之后,很快就换了脸孔,脱离了农民阶级,背叛了农民阶级,他们代表的已是“纯粹”的地主阶级。

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更替,几乎都是这种历史现象的“大循环”。1945年7月5日,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同毛泽东谈话,曾担心中国共产党也会“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最后走上“人亡政息”的道路。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共产党已经找到一条跳出这种“始兴终亡”的“周期率”的途径,就是“接受群众的监督”。

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言意之下,也是说我党要跳出这个“周期率”,就一定要紧紧地依靠群众,须臾也不能脱离群众,要让群众参政,接受群众监督。因为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松紧度”,关系到政权、政党事业的成败兴衰。

如今,我党执政已近半个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党地位的变化,我们的一些党员甚至是党的领导干部,群众观念淡薄了,有些人的确已经堕落腐化,脱离了群众。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为什么“周期率”的幽灵总是挥而不去,拂之还来?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我国实施“分化”策略时,也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使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失去信任,使我党与群众相脱离?据此看来,政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对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在其历史使命最终完结之前,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我党的领导人历来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④历史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就蕴藏在千百万民众之中,是群众的力量使我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是群众的力量使我党从辉煌走向新的辉煌,是群众的力量使我党获得了执政地位,更是群众的力量使我党的执政地位得以巩固和加强。

相反,脱离了群众,我们将失去力量的源泉,失去力量的维系和支撑。斯大林曾引用安泰脱离大地母亲就失去力量的神话,教导布尔什维克党人切不可脱离群众。

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演变,“执政党失去力量的源泉”就是它的悲剧所在。这一沉痛的历史殷鉴,我们必须刻骨铭心,千万不要忘怀。因为,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有无群众观点,既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又是一个最一般最起码的政治要求。

    历史,是用实例教人的哲学。我们通过对冯白驹以民为本思想的历史分析,对于当前的“反分化”斗争是大有借鉴作用的。所谓以民为本,按照列宁的说法就是“在我们这里,劳动群众是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和基础。

”⑤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伟力之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它表明,人民群众是全部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根本和基础。民本论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同自然本体论即唯物主义一元论、实践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唯物主义世界观,构成我党政治路线的哲学理论基础。

邓小平所说的“老祖宗不能丢”,指的就是这些带有根本性的东西不能丢。笔者坚信:只要我们坚定共产党人的信念,坚定不移地依靠群众,义无反顾地走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之路,那么,任凭“西化”“分化”,泱泱的社会主义中国将“岿然不动”,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