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李自成最后失败:不是因为领导集团腐化变质

李自成最后失败:不是因为领导集团腐化变质

长期以来,人们受“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传统观念影响,以为官绅地主对大顺政权一直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这是不完全正确的。事实上自从1643年十月明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部主力被大顺军歼灭以后,明朝官绅眼见大势已去,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把明亡顺兴看成是历史上常见的改朝换代,为了自身利益纷纷归附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历史曾经给予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统一全国的机会。1644年春天,大顺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接管了包括山海关在内的黄河流域全部疆土,推翻了以朱由检为代表的明朝二百七十七年的统治。摆在李自成面前的任务是怎样才能站稳脚根,实现一匡天下的目的。这一任务实际上取决于两点:一是他应当认识到辽东兴起的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政权是同大顺政权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加强针对辽东的防务是新生的大顺政权存亡的关键。二是在汉族文官武将大批倒向自己的情况下,大顺政权必须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尽量缩小打击面,由打击官绅地主改为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二者是互相关联的。崇祯朝廷的覆亡除了它的腐败以外,主要原因是战略上两线作战,陷于左支右绌的窘境,造成两大对手力量不断的膨胀。大顺政权既然继承了明王朝的“遗产”,避免重蹈崇祯朝廷的覆辙,理应在最大程度上争取汉族各阶层的支持。自明中期以后,缙绅势力已经成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力量,能不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直接关系到大顺政权在管辖区内的稳定和遏制并随后解决辽东的民族对抗。

从当时形势分析,大顺政权的领导人如果能够高瞻远瞩,对全国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完全可以采取正确的对策。李自成必须放弃对官绅地主实行的追赃助饷政策,代之以轻徭薄赋、整顿吏治。然而,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人并没有依据形势的变化在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调整。他们仍然以农民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在管辖区内继续实行打击官绅地主的追赃助饷政策。各地文献都表明大顺政权委派的官员到任后几乎毫无例外地拘拿明朝官绅追赃助饷。如甲申三月,刘芳亮部占领大名府,“布州县伪官,毒掠缙绅”【康熙十一年《重修大名府志》卷六,《年纪新志》;又见康熙十五年《元城县志》卷一,《年纪》】。进占广平府之“次日,拷掠乡绅,以官职大小定银数之多寡,惨不可言”【乾隆十年《永年县志》卷十二,《兵纪》】。高阳县令王瑞图到任后,“奉贼令逼索乡绅,名曰助饷”【雍正八年《高阳县志》卷六,《杂志·兵事》】。灵寿县“伪令郭廉持符至灵寿,勒乡绅捐饷,恣为横暴”【康熙二十四年《灵寿县志》卷七,《孝义》;又见同书卷一,《地里》附《纪事》】。

肥县县令石传声下车伊始即“置乡绅于狱,比饷银”【雍正十年《肥乡县志》卷二,《纪事》】。临城县令段献珠履任后,“索饷银,毁坊扁,免荒税”【康熙三十年《临城县志》卷八,《述考志·事迹》】。派往山东的大顺军将领郭升“以精贼数万略行齐鲁,张官置吏,四出赴任,旬日间遍于海岱。……奉其敕追掠缙绅,桁杨接踵,相望于道”【乾隆五十三年《德州志》卷十二,艺文,程先贞《何振先传》】。济南府“有户政府从事张琚者,谓之催饷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饷。其被掠者以万历来科目为断,计三十余家。刑具夹桚外,有铁梨花、吕公绦、红绣鞋之名”【乾隆三十七年《历城县志》卷四十一,列传七,《忠烈》】。阳信县“夏四月,逆闯伪令搜罗邑绅子弟蠲赀助饷,各五百金,勒限追比”【乾隆二十四年《阳信县志》卷三,《灾祥》】。邹平县令王世传上任后“阳言蠲赀租,刑逼乡官,渐及富户,谓之追饷”【康熙十一年《重修大名府志》卷六,《年纪新志》;又见康熙十五年《元城县志》卷一,《年纪》】。北京聚集着明朝廷大批中央机构的官员,从三月下旬开始,未被大顺政权选用的官员大抵发往各营追赃助饷,“言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乾隆十年《永年县志》卷十二,《兵纪》】。

四月初八日,李自成发现这一举动在政治上已经造成不利影响,下令停止,被押官僚无论完赃与否一律释放,但各地的追赃活动一直延续到大顺军战败西撤为止。与此同时,我们却没有见到大顺政权在甲申五月以前有征收赋税的记载。某些文献由于文字含混给人以大顺政权在退回西安以前就曾征收赋税的印象,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其内容,不难发现所“征”得的银、粮一般都是整数,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按亩计征的赋税不可能是整数,只有追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另一种是征发制造军需物品的翎毛(制箭用)、钢铁等,也不能说是正规的赋税制度。这些都说明大顺政权在北京的鼎盛时期没有制定赋税政策,仍然停留在追赃助饷的阶段。

处于十字路口的大顺政权在关键时刻跟不上形势,陷于茫然失措的境地。李自成一方面采取了部分办法招徕官绅,一方面又大范围地以追赃助饷打击这个阶层。在追赃过程中官绅们巧取豪夺所得的家赀难以保住,而且往往遭到刑拷,官绅体面扫地以尽,这对于大批归附大顺政权的官绅地主来说确实是非始料所及的。官绅地主的归附大顺政权,正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惜在政治上变节,把过去痛骂的“闯贼”李自成当作新的靠山。然而,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失望了,明朝廷中央官员被录用的占少数,地方官员由于大顺政权选用的原则是以未曾出仕的举人为重点,吸收的明朝官员所占比例很小,就整个官绅地主而言基本上处于被打击的地位。他们在饱尝铁拳之后,不胜愤慨地说:“是岂兴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矣。”【郑廉《豫变纪略》卷六】当大顺军所向无敌时,官绅们慑于大顺政权的兵威,一般不敢公开反抗,但已经暗中“人人饮恨,未及发也”【王度《伪官据城记》,见《荆驼逸史》】。有一种记载说庶吉士周钟因有文名受到丞相牛金星的重视,他积极参加大顺政权的活动,常说“江南不难平也”。一些明朝官员私下对他说:“闯残杀太甚,万难成事。”周钟回答道:“太祖(指朱元璋)初起亦然。”【钱《甲申传信录》卷五】其实,朱元璋在天下未定之时是“礼贤下士”的,对官员的大批屠戮和谪戍是在坐稳了皇帝的宝座以后。周钟的比拟并不适当,只是反映了被大顺政权录用的少数官员的一种希望。

许多人轻信了封建史籍对大顺军的污蔑之词,断言李自成进京后领导集团腐化变质,丧失民心,终归失败。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且不说不少亲历甲申燕京之变的人士记载大顺军在京期间纪律严明;就以时间而言,三月十九日大顺军进京,四月初十日左右得到吴三桂率部叛变回军攻占山海关,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亲率大军离京平叛,其间最大时限为二十三天。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肇建伊始欣欣向荣,若干年之后壮志消磨,出现文恬武嬉的局面;却没有听说过在二十天左右就腐化得丧失战斗力的。大顺政权之所以站不住脚,不是因为领导层变质,失去贫苦群众的支持;恰恰相反,由于它尚未完成质变,继续执行打击官绅地主的政策,引起缙绅们的强烈不满,因而不可能稳定自己的统治区。军事上部署的失误又导致满洲贵族得以勾结汉族官绅,构成对大顺军压倒的优势。

总之,明朝的灭亡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有瘟疫,有崇祯的决策失误,有强人皇太极和多尔衮,也有儒教信徒的大量变节。如果崇祯不理睬儒教信徒的反对,和清朝达成议和,明朝可以专心对付农民起义,如果崇祯如宋高宗一样毅然南迁,明朝和清朝并立于世。但是,后世的儒教信徒却歪曲历史,痛骂清朝,指责崇祯,歌颂袁崇焕和史可法,就是不提儒教应该担负的责任。如此,儒教就可以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继续成为中国的国教,万世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