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爱莲女儿叶明明 叶明明:我为父亲和戴爱莲感叹唏嘘

我的3个母亲,除了生母,另外两个都是名女人:一个是和父亲有过30年不幸婚姻的名伶王人美;一个是和父亲有过10年幸福生活的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前者,父亲评价和她的生活是磕磕碰碰的30年,而后者,是父亲在心里怀念一生的人。 

父亲和戴妈妈的相识并非偶然。当年,宋庆龄的秘书找到父亲,说孙夫人想为延安国际医院筹措一笔购置医疗器材的基金,于是请从英国到香港的华侨舞蹈家戴爱莲举办一次表演会,希望包括父亲在内的一些画家在宣传上给予帮助。就这样,他们一来二去很快熟悉并相爱了。 

认识父亲后不久,两人就结婚了。生活中,戴妈妈一直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父亲的英文虽只有中学水平,但基本的沟通不成问题。 

接下来的10年,就如父亲回忆所说:“我和爱莲在那几年就互相当对方的跟班了。她开表演会,我就给她打杂、当翻译、做饭、做舞台监制,而我忙碌时,这些事情又轮到她替我做。我们两人的关系就像一对跑江湖的夫妇,女的跳舞,男的击鼓。” 

父亲的这个比喻的确是他们那10年幸福生活的写照。 

人家说婚姻有“7年之痒”,也不完全对,戴妈妈和父亲的婚姻就“痒”在了第10个年头。 

1950年,戴妈妈被文化部聘请担任戏剧学院舞蹈团团长。那年秋天,父亲受命参加民族访问团去新疆考察。小别的那半年,戴妈妈爱上了她参与指导的一个大型舞剧的男主角,这个男人比戴妈妈小几岁。父亲不在戴妈妈身边,戴妈妈身上保留的西方人开放、直率的特点暴露了出来。

等到父亲回来时,戴妈妈非常直接地对父亲说:“我不爱你了,我们离婚。”这个消息对父亲来说是晴天霹雳,可男人的自尊心已不允许他再挽留戴妈妈,父亲为此伤感地流过泪,甚至一生都难以释怀。戴妈妈也为这段婚外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文革”中,这个男人卷了戴妈妈的所有钱款逃走了。戴妈妈后来常向我表露对这段荒唐姻缘的懊悔。 

6年后,父亲才从他和戴妈妈的感情中走出来,和大明星王人美结婚了。 

我陪戴妈妈走过一生 

我10岁那年,对于父亲领回来的这个女子,曾不自觉地对她充满了敌意。因为语言不通,我们还无法交流,戴妈妈对此并不懊恼,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做她认为该做的事情。我夏天特别怕热,一热就睡不着觉,戴妈妈了解情况后,每天临睡前就给我扇扇子,直到我睡着。我那时也不跟她讲话,她要扇扇子,我也不反对。后来我才知道,戴妈妈因为不能生育,而父亲又特别喜欢女孩,他们就达成默契,要好好地教养、疼爱我。 

1948年,我们全家到了北京以后,才算真正有了自己的小家。戴妈妈这时开始动脑子教育我了。她教我英文、舞蹈,还给我做跳舞用的芭蕾舞软鞋,但我喜欢和好多同龄的孩子一起学习跳舞,而戴妈妈则是一对一地教我,我觉得比较枯燥,所以学了一段就停了。

戴妈妈也不勉强我。后来,我去史家胡同小学念书,因为家住大佛寺,离学校较远,戴妈妈就骑自行车接送我上下学,差不多有一个学期之久。戴妈妈个子矮小,而我是13岁的大孩子了,体重也不轻,可戴妈妈总是风里雨里地接送我,从不叫累。 

“文革”期间,我被发配到湖北的干校劳动了两年。戴妈妈经历了第二次离婚,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当我从湖北回到北京后,却找不到父亲,当时我下意识地就想到了戴妈妈,可她也在干校劳动。“文革”之后,戴妈妈的待遇还没恢复之前,我把她接到了我那不足40平方米的房子里,和我们一家四口一起生活了半年。后来,戴妈妈的学生不忍心看她和我们挤在一起生活,临时帮她解决了住房。 

随后的二十多年间,虽然戴妈妈的政治地位和工作待遇都得到了解决,可老人心里一直是孤独和苦闷的。晚年的戴妈妈还想为她热爱的舞蹈事业做点贡献,可毕竟青春已逝,她的力量非常有限,而情感上的孤独更是带给了老人莫大的苦闷。

戴妈妈经常一个人守着13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无人交流。我看出了老人的伤心,于是跟她约好每周三下午,我都会去陪陪她。这个约定,我们坚持了30年。而我也知道,她是想和父亲说说话的,那时天天和王人美吵架的父亲又何尝不想呢!

有几次,实在是想让两位老人开心一下,我便创造了戴妈妈和父亲见面的机会。因为这种机会实在不多,戴妈妈非常珍惜,每次都会和父亲说很多话,临走时把我们送下楼后,两人还会依依不舍。 

真的,只有他们自己,才了解彼此内心最真实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