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陆扬 历史学家包弼德访问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历史学家包弼德访问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新闻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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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的邀请,哈佛大学副教务长、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包弼德(Peter K. Bol)于2017年1月2日至16日访问北京大学。作为文研院的特邀教授,包弼德在访问期间主讲了“高等教育中的数字人文”“传记与著述:12至17世纪婺州地区士人社会与意识的形成”讲座,并作为重要嘉宾参与了“变迁时代的国学研究”“师说,我与宋史”“流水曲觞:北京地区宋辽金史学者座谈会”等学术论坛。
包弼德作讲座
包弼德教授是美国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学者,1982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85年起任哈佛大学副教授、教授、讲座教授,1997—2002年任东亚语言文明系主任,现任哈佛大学副教务长、地理分析中心主任等职。
他致力于唐宋思想史研究,出版著作多部,其代表作《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 Culture of Ours”: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及《历史上的理学》(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均被译成中文出版。
后者还为他赢得了哈佛大学2009年度卡波特奖(Walter Channing Cabot Fellow)。
2015年,包弼德教授获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度荣誉地理学家称号。历史学家出身的包弼德,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而且在数字化教育方面也有出色的贡献。作为哈佛大学负责教学创新的副教务长,他在推广地理分析的教学与研究和在线教学方面的成果令人瞩目。
2005年,他在哈佛大学发起全校范围的讨论,最终创办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Harvard Center for Geographic Analysis)并出任首届主任。
他主持哈佛大型在线公开课项目(HarvardX),并担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The China 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CHGIS)项目主任以及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CBDB)项目主任等职。
1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十七期“变迁时代的国学研究”在静园二院举行。会议由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主持,包弼德教授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唐文明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干春松和李四龙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陆扬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高全喜教授等参与讨论。
包弼德教授说,他对中国思想史的变迁、包括当代的“国学热”很感兴趣,希望在相关方面与各位学者展开交流。回溯历史,汉唐时期的士人学者是朝廷的一部分,而宋朝的士人学者则重视自己的独立性,与朝廷保持了一定距离。
到了20世纪,国家制度的范围日渐扩大,国家权力对个人、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一些中国学者过分采信了18-19世纪德国学者对“东洋”的看法来理解世界,认为中国没有历史,这是很可悲的。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提出“复兴中华文明伟大文化”,即开始认为国学、儒学是有意义的。
包弼德教授继而提出了几个问题: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学者们对国学有何看法?“国学”和“儒学”是否一样?现在的“国学”和20世纪初的“国学”是否是同一回事?国学与文史哲学科的关系是什么?如果将“国学”与“西学”视为一组对立项,那么“西学”又是什么?陈来教授谈到了他所亲历的发端于1990年代、以北大为中心的“国学”研究的学术史,以及他对国学的理解。
高全喜教授认为,当下的国学是包裹着传统外衣的现代性的、新的东西。干春松教授将近几年国学热的产生视为对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和人民对国家信心增长的一个呼应。李四龙教授谈到了他的研究方向,即佛学和域外研究与国学的关系。唐文明教授紧紧围绕包弼德教授的几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陆扬教授表示,知识界和民间的国学热并不互相隔绝,而存在本质上的联系。
1月6日上午,“北大文研论坛”第十八期“师说,我与宋史”在北大静园二院举行。此次活动由历史学系赵冬梅老师主持,包弼德教授、华盛顿大学历史学系伊佩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包伟民教授、邓小南教授结合自身研究经历,就怎样读书、怎样写论文等问题为学生们答疑解惑。
陆扬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方诚峰副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罗祎楠助理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李全德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祎副教授等参加了此次活动。
活动现场
对于为何选择宋史作为研究领域的问题,四位学者给出了不同回答。伊佩霞教授首先回忆了自己的学术兴趣在家族史视角引导下由魏晋隋唐史转向宋史的经历,并提到是宋代学者丰富的学术思想与宋代繁荣的城市生活吸引了自己。
包弼德教授也认为自己研究的领域不是仅仅限于宋代,而是跨越8到15世纪“Middle Period”的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他还提到自己对宋代的关注源于对当代中国的反思,特别是从唐宋变革这一基本性变迁把握中国历史的特征。
包伟民教授坦言最初选择宋史是“被选择的过程”,自己曾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想过转向江南地域研究。邓小南教授在回忆自己选择宋史过程的同时,强调宋史研究具有广阔的空间:一方面,从近代以来,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等都有非常扎实的研究,宋史研究与这些研究相比不很成体系,一些领域还不够成熟,使当代宋史研究具有较大“再认识”的空间;另一方面,宋史研究者对材料的敏感度、利用程度、开掘程度远远不如先秦、魏晋、隋唐等朝代的学者,这也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驰骋空间。
随着近年来数据库的建设和普及,宋史学者容易获得并使用更多材料,从而为学者利用材料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制定学习计划、从何处着手阅读宋代基本典籍成为了宋史方向研究生关心的问题。包弼德教授意识到东西方学者对于阅读原典或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正确的方法是要明确自己的研究领域为何,再选择相应的基本典籍。
在读书时,特别要注意那些在宋代当时就特别有影响力的说法,并仔细思考为何时人重视此种说法;在阅读当代学者著作时也应遵循类似思路。
1月7日,“流水曲觞:北京地区宋辽金史学者座谈会”在静园二院举行。邓小南、包伟民、包弼德、伊佩霞、李华瑞等来自中美两国的二十余位学者相聚一堂,就各自研究领域与关心议题展开交流。会议由赵冬梅教授主持,邓小南教授致辞。
1月10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二十四期第一场在二体地下报告厅举行,包弼德教授作题为“高等教育中的数字人文”的讲座,讲座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聂华主持。
包弼德教授首先澄清什么是人文。在当今职业主义兴起的环境下,大学中的人文学科首当其冲,以至于产生了“人文危机”的提法。包弼德教授认为,人文学科研究的进步主要依靠专门化、理论与范式的转变以及工具的进步。数字人文技术就是人文研究领域出现的新工具。
人文学科的研究链条由提出问题、寻找材料、分析、传播四部分组成,包弼德教授举出了大量已有的数字人文成果,如Markus、Worldmap、CBDB等,有力地证明了在这一链条的不同部分上,数字人文技术都可以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以帮助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更为顺利地开展其研究。
数字人文技术没有改变人文学科的研究链条,但是它们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便捷的获取信息的渠道,提供了更加强大、能够更有效地处理大量数据的分析工具,提供了更丰富的可视化呈现手段,也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在线学习平台。
因为这些优势,现在数字人文技术的研究已经在各国兴起,世界上目前已经设立了超过175所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1月11日下午,“高等教育中的数字人文”座谈会在静园二院举行。会议由邓小南教授主持,包弼德教授与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工作委员韩笑、聂华、信息化与数据中心主任崔海媛、北大数字人文建设发展项目负责人朱本军、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研究员史睿等展开讨论。
包弼德作讲座
包弼德教授介绍了目前数字人文应用的例子:GIS、CBDB等数据库都是数字人文的成功案例。这些数据库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信息平台,信息可以永久保存、完善并可以被公众利用。与会者认为,这样数据平台的成功建立不是任何一个独立机构可以承担的,需要一个比较大的范围之内人文学者与图书馆技术团队的共同努力。
1月13日,“北大文研讲座”第二十四期第二场在静园二院举行,包弼德教授作题为“传记与著述:12至17世纪婺州地区士人社会与意识的形成”的讲座,讲座由邓小南教授主持,渠敬东教授、伊佩霞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罗新教授出席,近百人聆听了讲座。
包弼德教授首先指出,他提倡将地方史作为研究思想史的切入点,思想史中知识网络的调查与地方史研究密切相关。对于古代中国而言,跟思想史有关的历史人物首先都是士人,但这些士人只是出于职务之需而住在某地,不一定有地方意识。
因此,对地方思想史进行研究,如果选取的人物是士人,就要考虑他们是否有代表性。包弼德教授从这些士人的著作与传记开始着手研究。他基于GIS、CBDB的分析指出,从唐代到两宋,中国的进士在地理位置上的分布都是不均匀的。随后,他以地图的形式展示了各地书院数量与进士数量的关系,并且对宋代士人交游网络的统计结果进行了分析。
访问期间,包弼德教授与校内外师生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学术交流,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1月16日,包弼德教授结束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为期半个月的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