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王爷奕劻 莫理循眼中的亲王奕劻
莫理循(1862-1920)是个出生在澳大利亚的英国人。他1897年担任《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辛亥革命以后又当了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政治顾问,在中国生活20年左右。在此期间,他除了向报社发消息写通讯之外,还给自己的上司、同事、朋友写了大量书信。这些书信对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涉猎,同时也记录了他个人的观察与感受。
后来,这些书信分别保存在悉尼米歇尔图书馆、伦敦《泰晤士报》档案室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等处。上世纪70年代末,澳大利亚华裔学者骆惠敏将它们汇编成两卷本的《莫理循书信集》,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因为这些文字材料对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的政治、社会和外交等各个领域都有反映,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珍贵史料,所以该书经刘桂梁等人翻译之后,由知识出版社出版,取名为《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在这本书中,有几段关于亲王奕劻的描述,阅读起来实在是值得玩味。
1911年4月1日,莫理循一封信中写道:“外务部从来没有这么糟糕。从前有一次我发电讯给《泰晤士报》说,亲王奕劻已经三年不去外务部了。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我的电讯,三天之后,庆亲王竟然到外务部去了。我没听说三年以来他什么时候去过外务部,会办大臣那桐三年前就得了瘫痪症,说话不大灵便,而他也尽量躲开外务部,也只有在某位公使写信专门请他来时,他才来外务部。
接替那桐的是邹嘉来,那是个斜眼的草包,这样的人给我当仆役头目我都不要……”(《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708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1版)。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官场尸位素餐的现象多么严重!同时也可以发现,包括亲王奕劻在内的中国官员,对于外国记者的报道还是有些顾忌。
5月19日,莫理循在另一封信中披露了部分王公大臣的财富:“梁士诒,铁路总办,……聚敛一千三百万镑。陈璧,邮传部尚书,五百八十五万镑。李德勋,津浦路北段总办,一百四十二万五千镑。而亲王奕劻据称在外国银行的存款,即有七百一千二万五千镑。
最后,许多其他消息透露,外务部两位大臣,那桐和曹汝霖,据说由于卖国而每人每年接受之外国礼品,达十五万到三十万镑之多。”(同上,第728页)如果没有绝对的权力,他们怎么可能聚敛这么多财富?
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大清王朝即将崩溃。这不仅导致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也引发了大批官员的外逃。所以莫理循在10月24日一封信中写道:“财政恐慌就在北京发生了。国库贮备的白银不足一百万两,可以肯定,它无力支付官员的俸禄。而失信又会加深财政恐慌。消息灵通的汉人、满人已经离开北京。汉人害怕满人报复大批出走或将他们的家眷送走。满人出走是因为害怕将来的下场。”(同上,第764页)
他还说:“摄政王、亲王奕劻、那桐和旁人大量提款使政府银行处于困难。亲王奕劻从大清银行提款二十五万两白银直接导致了我在15日电讯中所报道的危机。由于东方汇理银行以为期六月利息七厘向大清银行贷款一百万两,恐慌稍为平息。目前户部正努力从四国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德华银行、美国财团、汇丰银行)得到一千二百万两为期一年的贷款。他们准备付八厘或更多些的利息,以皇家敕令作担保。”
几位王公大臣为了提款逃命,居然导致大清银行向外贷款。什么叫富可敌国?也许由此可见其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