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教授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文明各美其美

儒学与道教、佛教等其他学派相比,很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主张“入世”的,这是一种面对世界的精神

孙行之

社会学家用“文化堕距”(culture lag)一词来指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在变迁速度上所发生的时差,并认为,“文化堕距”是社会变迁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今天的中国,经济增长、社会结构快速变化,文化如何呈现其与整个社会的适应性?中国传统文化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近几年来涌现的“国学热”、“读经热”不断将“传统文化在当下”的议题推到台前。

2011年初,《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第二辑也于12月出版。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自“清华简”2008年入藏清华以来,主持这批简帛的研究、整理和出版工作。而之前,他领衔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夏商周断代工程”。

在这位研究中国文明早期阶段的观望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本质上是一套“入世”哲学,是一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气魄。“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人文学科还是自然科学领域,只为一己之私利是不可能做出卓越贡献的。”李学勤说。而中国传统文化一路传承的脉络与发展的走向一直与“包容”、“发展”的品质相伴,“正是这样的能与其他文明相融合的特点,才使其能够延绵5000余年。”

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过去十年,中国的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和文博研究成果留给你深刻印象的有哪几件?在方法论、观点上又有哪些引起你的注意?

李学勤:我主要从事的是简帛学,这些年来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一是1998年发表的“郭店简”,二是2001开始发表的上海博物馆的“上博简”,还有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清华简”。这三批竹简有一个共同点: 抄写时间都是在公元前300年上下,内容都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典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三批简的发现震动了国内外,会影响到整个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的书写,可以说,它们的内容覆盖了古代文明历史的方方面面。

日报:你曾在上世纪末撰写的《古代文明与学术史》中写道:“学术史研究工作可以归纳为两条,一为重写学术史,另一条是续写或新写学术史。”重写学术史对中国文化的未来有着什么意义?

李学勤:我主要是讲学术史这个学科应该提倡,并不说今天所有的学科都应该重写。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时代精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回顾和瞻望,之所以回顾也是为了瞻望。一定会重写和新写,但是我们要促进这个过程。

在学术界,不管是文、理、工科,我们传承的都是20世纪的学术。所以,我们是要做这些研究。在民国时期,梁启超写了一本书叫做《近三百年学术史》,后来钱穆也写了关于学术史的书籍,他们为什么要写学术史?因为民国的学术就是继承了明末到清朝的学术,所以,他们回顾过去就能够瞻望未来。我们着力于回顾20世纪的学术史,就是要想清楚21世纪学术史应该怎么做。

现在我特别希望有一个大的项目,能对整个20世纪的学术史做一个总的回顾。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套《现代中国学术发展》丛书,前两天在北京有一个首发式,这是对20世纪学术的考察和总结。

日报:前几年盛行国学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和重视。你认为,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反思、汲取养分,大概可以从哪几方面入手?

李学勤:我认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学习中国历史。历史是文明传承的表现,文明的好坏都在历史中。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好的东西,正是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样的文明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如果中国5000年历史我都不知道,那还做什么中国人。我看到有些地方将历史、地理课都去掉,当做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这个就非常糟糕了。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历史,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

日报:你研究中国文明的早期历史,站在中国文明的前端,怎么看待中国文明走过2000年之后在今天的状况?

李学勤:我的工作是研究中国文明在早期如何奠定其发展模式。没有孔子、老子哪儿有中国的文明?在这以后,中国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但不要忘了,中国文明的基本精神是没有变的。中国文明的精神主流是儒学,这是一个事实判断。

儒学的精神是什么,这个见仁见智,而我要说,儒学与道教、佛教等其他学派相比,很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主张“入世”的,这是一种面对世界的精神。不是“个人”离开“世界”,宋朝的时候儒家批评佛家和道家,就说他们是“自了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一套“入世”哲学,倡导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日报:你曾说中国文明的核心就是儒学,而儒学的核心又在经学。那么,你觉得这一套传统中国的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是否能够支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李学勤: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是主流。儒学中,经学是核心。儒学在历史中是中国文明的核心,但并不是说儒学就是最优秀的学说。中国5000年的文明是不断发展的,并非静止不变。中国传统文化在进步发展之后,当然能够支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传统文化是积淀在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当中的。只是,有些人因为不了解这一套知识,因而不知道如何解释自己的行动和思维方式。我们要做的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对传统文化有了解,有理性认识。

日报:这几年涌现了“国学热”。有些企业家将儒学和商道相互联系,有一些学者作出了普及儒学的努力,也有一些人将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内容包装为一种权力寻租的方式。在你看来,这些不同的现象对传统文化的转向有些什么意义?

李学勤:这是很不同的方向。首先,像于丹这样的学者在普及儒学方面所做的努力是值得尊敬的。我虽不认识她,但我必须说,像她这样认真地将传统文明的一些知识传播到社会大众的工作,是很值得肯定的。学术不该仅停留在象牙塔中,应该普及大众。她所做的工作,我们很多学者可能还做不了。

还有另一种方向,就是一些人将中国文明非常庸俗的一些东西也放了进去。所谓庸俗,就是那些行为动机仅仅是为了牟取一己之私的。中国人讲“天人之道”,恰恰最反对的就是只谋私利。一个功利心很重的学者是不可能在学术上、科学上获得很高成就的。在人类历史上,也没有为了私利而具有高度成就的可能性。

日报:把中国文明置于当前的世界,你如何评价其现状和将来?

李学勤: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今天的中国在世界上有一定的位置,外国人虽然对我们的文明并不是十分认同,但他们还是承认中国曾在历史上塑造过一个灿烂辉煌的文明。这一点是抹杀不了的。中国文明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我们不能只看过去。

我们要振兴文化,而不是用我们的文明来“化”什么人。这个世界要发展得好,应该有不同的文明发展共存。文明之间各美其美、相互融合。反过来讲,一个文明单一的世界又多么乏味。

日报:从周秦汉唐的历史看,当时的文化为何能够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现在的中国文化在你看来面临着怎样的问题?

李学勤:汤因比曾经说,文明是有盛衰的。周秦汉唐,中国文明是有很大影响的,现在中国文明要对世界文明有所贡献,不是说我们应该回到周秦汉唐,而是应该做出新的贡献。一个文明对整个人类来说就是一种贡献,文明就是人所创造的,人之所以创造它,也是因为文明要造福人类。我们希望中国的文明能够为这个世界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