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景海子钟海帆:深圳网络舆情处置有哪些制度创新?郭文景父母

2018-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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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网络舆情,在中国具有跨越互联网的意义,与中国的政治和治理紧密相连.当代中国的网络舆情,是有中国特色的民意表达.群众诉求和舆论监督.2016年

网络舆情,在中国具有跨越互联网的意义,与中国的政治和治理紧密相连。当代中国的网络舆情,是有中国特色的民意表达、群众诉求和舆论监督。2016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

“对广大网民,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对建设性意见要及时吸纳,对困难要及时帮助,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宣介,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让互联网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

“对网上那些出于善意的批评,对互联网监督,不论是对党和政府工作提的还是对领导干部个人提的,不论是和风细雨的还是忠言逆耳的,我们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美国斯坦福大学知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提出了政治秩序的三个核心概念: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责任制政府。

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家能力是强大的,法治正在大力加强,至于民主责任制政府,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民众呼声的回应能力,在互联网时代,就是对舆情的响应能力。

中国目前实施的中纪委巡视团反腐、纪检信息公开、政务信息公开、公共信息透明、党内问责、行政问责、制度性的舆情搜集、群众测评、拟提拔干部情况公示等,均属于此范畴。

在当代中国,互联网治理也可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理解,其中网民既是“需方”,也是“供方”。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会激发“需求侧”产生越来越丰富和迫切的需求。其中一些需求由于人性的弱点可能带来破坏性的力量,需要“供给侧”来调整,其中最大的“供方”就是党委政府。

政府的行为将直接引发网民的内容供给。突发事件发生时迟迟不发布消息,群众的合理诉求在网上疾呼却不去发现,网上集中反映的热点问题不去回应、解释和解决,或者出了问题只有删除一策,等问题集聚到更大就演变成群体性事件,届时政府将耗掉更多的成本,更不用提党委政府公信力这个更大的无形资产的损失。

正是基于这个目的,深圳在2015年建立起实时监测、统一指挥、部门联动的舆情应对综合协调工作机制,建成集新闻宣传、新闻发布、舆情监测等功能于一体的“深圳市舆情应对综合协调中心”,成立重大舆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依托各职能部门新闻发言人、在线联络员队伍以及技术平台,深度整合舆情工作各环节,实现多链无缝对接、一体化高效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