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院士陈赛娟 陈赛娟:从纺织女工到院士

新华网上海频道3月21日消息:谁能想到,如今的美丽女院士,曾经是一个普通的纺织工人。陈赛娟的传奇经历验证了一句经典的公益广告词:知识改变命运。 ——引子 掌声为所有的优秀女性而响起。3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典礼,向10位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岗位的女性授予本年度“全国十大杰出女性”的称号。

领奖台上,陈赛娟依然从容淡定。几十年来实验室的默默耕耘者,此刻成为聚光灯下的主角。她向世人证明,科学并非男性的阵地,“我们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 光环的背后,陈赛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我首先是科学家,然后才是女性。”但作为母亲与妻子,她同样富于温情;对美丽和激情,她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感受。 陈赛娟是那种典型的江南女子:合体的装束、浅浅的笑意、轻柔的语气。

她的个子很娇小,常常淹没在人群中。 有时候望着她那窄窄的肩膀,会担心她是否能承担起这么多的职责:她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是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的执行所长,是10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导师,同时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科学家的妻子,一个21岁少年的母亲。

一天24小时内,她需要不停地变换她的角色,而每一种角色,都在要求她做到完美。 不过,仔细看陈赛娟,会发现她有一双发亮的眼睛,闪着聪慧和坚定的光芒。

或许,正是这点小小的光芒,引燃了她今日的辉煌。 嘈杂的纺织机器旁,党委书记在她身边大声说:厂里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推荐你去。 角色要强的纺织女工 1968年,17岁的陈赛娟被分配到上海第五丝织厂,在嘈杂的机器声中,在三班倒的辛苦工作中,懵懵懂懂地度过自己的青春。

只是心底,陈赛娟依然有梦。工厂离家很远,她每天总是步行45分钟到厂里。其间要路过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望着那高高的围墙,小姑娘羡慕地想:什么时候要是我能进去学习就好了。

梦想终有成真的那一天。那是1972年,陈赛娟正在机器旁工作,在嘈杂的声浪中,党委书记在她身边大声说:厂里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推荐你去。

陈赛娟的心简直要跳出胸膛!选择有2个,在上海第二医学院和上海外国语学院之间,陈赛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因为她希望能为千家万户的病人解除痛苦。

3年后,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上海瑞金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 1978年,全国恢复招考研究生,陈赛娟再次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师从于著名血液病专家王振义教授。当年,王教授只招两个研究生,她考了第二名,第一名便是陈竺。

这段同窗之谊最后成就了一段美满婚姻。 巴黎大学城小小一间15平方米的公寓,是餐厅、厨房、卧室,当然也是书房——因为地上、桌上、床上,到处散着打开或未打开的书籍和资料。 角色清贫的留学生 直到今日,陈赛娟依然认为自己幸运。

当年的上海第五丝织厂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两幢高楼;原先的同事下岗的下岗、退休的退休,碰到陈赛娟总是说,你是我们大家的骄傲!所以陈赛娟一直心怀感激,同时告诉自己:必须用更多的努力来回报这份幸运。

1986年,陈赛娟到法国攻读博士。两个清贫的留学生,挤在巴黎大学城小小一间15平方米的公寓里——它是餐厅、厨房、卧室,当然也是书房,因为地上、桌上、床上,到处都是打开或未打开的书籍和资料。

一天三餐基本上就在医院的食堂解决,只有周末才到超市采购一番,改善伙食。 生活上,陈赛娟很简单,但在科研上,她总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细胞遗传学的导师为她选了个“高深”课题,做了整整6个月,未见一丝曙光。

1987年圣诞节,法国的同事们都回家过节去了。万家欢乐的时刻,她与陈竺依然来到实验室。雪上加霜,实验室一台制冷能达零下85度的冰箱坏了!于是叫人抢修,把一批批试剂快速转移出去。

“一阵狼狈不堪的忙乱后,我们俩莫名其妙地争吵起来。”陈赛娟用手理理头发,笑了:“那真是一段焦虑的日子!” 好在之后的两年内,科研出现重大转折,灵感的火花处处迸射。陈赛娟发表了6篇论文,在白血病分子学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她的法国导师对人说:“我不能直接称她是居里夫人,但她是一个非常有韧性的女性。” 博士毕业,陈赛娟决定回到上海,回到血液所。法国导师诚恳地挽留:别走了,你们会有非常灿烂的前程。

法国同事则直言不讳:回国,你们将一无所有! 可陈赛娟说:一无所有也要回去。原因很简单:科学无国界,科学家却有祖国。她告诉记者:“你知道吗?我在博士论文的首页上写的第一句话就是——谨以此献给我的祖国!

” 一个3岁的白血病小患者,因为化疗而脱光了头发。他似懂非懂地说:“阿姨,昨天电视里有小朋友得白血病死了。”陈赛娟心里一阵哽咽,无言以对。 角色温情的血液所所长 为什么会选择血液学?陈赛娟缓缓地说:“你知道一名内科临床医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吗?当白血病病人用恳求的目光望着自己,他们差不多都是可爱的孩子和身强力壮的青年。

但作为医生却无能为力,那种内疚感非常非常沉重。” 熟悉陈赛娟的人说,她是一个坚强的女性,条件最艰苦的时候,她可以自己洗试管;但她也是一个脆弱的女性,常常为病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而流泪。

因为这份温情,陈赛娟立志于基础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的结合,从发病原理入手,重新认识白血病。

实验室工作是枯燥乏味的,陈赛娟的执著、忍耐,一直是整个课题组勇往直前的凝聚力。15年来,她和导师王振义以及同事寻找各种“武器”,攻克白血病。最后他们终于发现了与早幼粒白血病发病相关的新基因,实现了我国生物医学领域中人类新基因克隆“零”的突破。

此时,荣誉已经接踵而来,但陈赛娟并不满足。她希望为更多病人打开一条通向生命的希望之路。三年临床,从60多位患者慢慢泛红的脸庞上,从亲人欢欣的泪光中,陈赛娟和同事们看到了温情的价值。

如今,上海血液学研究所的科研成就已居于该领域的世界第一高度!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克里斯帝昂德杜夫教授曾这样评价:“通过陈赛娟的研究工作,我们有机会了解中国女性的科学见地和敬业精神,她的研究对于世界科学的进步至关重要。

” 而陈赛娟自己说:“我喜欢我的研究,也渴望继续下去。看到白血病患者的笑脸,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她会化淡淡的妆,也会趁着午休出去吹一个头发。“其实在实验室,大家都是素面朝天,以自然为美。

但有时要参加一些大型活动,所以就在口袋里放一支口红。” 角色美丽女院士 有一次做科普调查问中学生,院士应该长什么样?小朋友们唧唧喳喳地说,都是老头子吧?很严肃、很神秘的,听说他们一个数据要算到小数点后七八位呢!

眼镜片肯定很厚的,因为他们学问深呀! 而陈赛娟“颠覆”了人们心目中的院士形象。“我是近视眼,不过我一直戴隐形眼镜的。”她睁大眼睛,兴致勃勃地告诉我:“戴了十几年了呢,我大概是上海第一批戴隐形眼镜的。

有时候眼睛也会不适,不过老觉得自己戴那种有框眼镜不方便。” 她会化淡淡的妆,也会趁着午休出去吹一个头发。“其实在实验室,大家都是素面朝天,以自然为美。但有时要参加一些大型活动,所以就在口袋里放一支口红。

” 陈赛娟对美的定义只有两个字:简单。因为工作关系,她每年要去欧洲、香港开会、出差,换作其他人,肯定是大包小包地“血拼”。可和陈赛娟谈起欧洲今年的流行风格,她一脸茫然:“我不大逛街,需要什么衣服,就直奔目标。

”再补充一句:衣服太多的话,你说哪有地方放呀。 有谁知道,这个娇小的女院士,曾经还是一个运动好手。“当年大学里大家认识我,都是在操场上。”说起运动,陈赛娟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我最拿手的项目有两个,一是跳远,二是铅球,后者还拿过上海市大学生运动会第二名!

” 只是现在,已经很少有时间运动了。即使夜深人静,她的大脑还是在高速运转:想科研上遇到的问题,想研究生课题的进展,想血液所的研究方向。

“有时候,真想有自己的时间,可停不下来啊。” 科学家的一家三口 2005年3月2日晚上10时,北京。灯火通明的机场出口,陈赛娟头微微扬着,等待从法国参加学术会议归来的丈夫。

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人群中,陈赛娟迎上去:“开会顺利吗?”陈竺疲惫地点点头,笑了:“你怎么会来接机?” 两人匆匆一聚又分手,陈竺赶往全国政协委员下榻的宾馆,陈赛娟则回到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驻地准备议案。

即使同城开“两会”,两人也没时间碰面。 角色院士的妻子 陈赛娟是院士,同时也是院士的妻子。当年携手并进的同窗,如今成了圈内称道的“院士夫妇”。不过,陈赛娟在公开场合不愿多提到丈夫:也许,她不想沾他的光。

当年,两人一起上研究生专业课,一起看显微镜,由此成就了一段美丽的爱情。不过陈竺有时也会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评价:“陈赛娟事业心强、个性强、性子急。和我面红耳赤地争到底,是家常便饭。” 陈赛娟急了,反驳说:“陈竺大事上认真,生活上马虎,一向对我欠缺点‘人性化’关怀。

”并举出例子:“怀孕的时候,人家先生都对妻子关怀备至,陈竺倒好,注意力还是在研究上。” 解决之道是,夫妇俩约定:工作上不顺心的事决不带到家里去,一旦工作不顺就到外面换换环境。

生活单调时,也去听音乐、看电影,放松一下。 眼下,两人争论的机会已不太多了。自从陈竺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后,就一直在北京工作。陈赛娟扳着指头说:2003年他只有39天在上海,2004年也不到80天,夫妇俩只能靠每晚一个长途电话联系。

没有了和陈竺的争论,日子太平了,却显得寂寞。 心底里,陈赛娟一直想当个好妻子。当年孩子小,她总是尽可能早些带儿子回家,让陈竺留下来做实验。

研究最忙的时候,她也会关心丈夫是否吃药,还要当“家庭营养师”。她担心地说:陈竺身兼数职,太忙,身体一直不太好,高血压、糖尿病,肝功能也不好。可眼下他远在北京,做妻子的鞭长莫及。 问陈赛娟:如果没有家务束缚,你会不会做出更大的成就?她诚恳地回答:“我只是觉得,女性从事科研,需要付出双倍的努力。

”然而陈赛娟依然认为自己幸运。事业上,她与丈夫互相支持、并肩作战。生活中,欠缺“浪漫神经”的陈竺有时也会给她一点惊喜:2004年陈赛娟当选院士时,远在美国的陈竺破天荒地一日之间给她发了两封电子邮件,向她祝贺。

一直有这样一个画面定格在人们的记忆中:那是2000年“世界杰出女科学家”颁奖仪式上,陈竺温柔而坚定地出现在妻子身后,一起等待结果揭晓。

当陈赛娟与大奖失之交臂的时候,陈竺轻轻搂着妻子的肩膀说:“科学意味着永不放弃!” 1987年,陈赛娟夫妇陪同法国代表团回国,见到已经3岁的儿子。儿子正在吃饭,抬起头来羞涩地叫了一声“爸爸妈妈”,低头却高兴地说:“我们明天要到飞机场去接爸爸妈妈了。

” 角色内疚的母亲 陈赛娟自认不是个称职的母亲。“我一生中面临最大的考验,不是在实验室,而是在飞机场!”1986年,她接到去巴黎留学的通知,儿子还不足2岁。

陈赛娟怀揣一本儿子的影集,一步三回头地踏上求学征程。 1987年,陈赛娟夫妇陪同法国代表团回国,年轻的父母抑制不住思念的心情,特地托人买票,提前一天从北京飞赴上海,见到已经3岁的儿子。

外公外婆赶紧让儿子叫爸爸妈妈。儿子正在吃饭,抬起头来羞涩地叫了一声“爸爸妈妈”,低头却高兴地说:“我们明天要到飞机场去接爸爸妈妈了。”天真的孩子分明没有弄清楚:眼前的爸爸妈妈与明天要去接的爸爸妈妈是同一概念。

陈赛娟看在眼里、泪在心里。 飞机场上母子又一次经历了离别。略微懂事的儿子张着双臂哇哇大哭,在巴黎攻读博士期间,这哭声常常撞击做母亲的柔软心房。 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陈赛娟天蒙蒙亮就骑自行车出发,身后驮着刚上小学的儿子。

那时候家远在市郊,实验室一切由零开始,工作与生活永远都像在打仗。每天下午,总是同事轮流帮陈赛娟去接孩子,然后让他在实验室做功课。因为出门早,加上一天的课上下来,他常常写着写着就睡着了。

为了弥补昔日对孩子照顾不够,陈赛娟有时去外地开会时,也会带上这个“小尾巴”。开会时,六七岁的儿子在后排打瞌睡,只有开会期的最后一两天,做妈妈的才有时间带他到处走走。

令陈赛娟欣慰的是,尽管夫妇俩忙于工作,但孩子十分争气。“他平时不声不响的,喜欢看书,大概属于那种思考型的选手吧,这点像他的父亲。”说起这个话题,陈赛娟的眼中洋溢着笑意。“他读小学时,我们也曾用过题海战术,错2道题罚做4道,一看4道里又错了3道,等到他想睡觉了,做几道错几道。

以后,我和陈竺就改用启发式的教育方法,引导他的兴趣。陈竺偶尔会与他比赛,看谁的题目做得快!” 当初那个在妈妈实验室里打瞌睡的小学生,如今已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大三学生,还拿过好几个全国和市级竞赛的奖项。

有趣的是,陈赛娟夫妇都是博士,儿子却叫“陈硕”。原来,夫妇俩在攻读硕士学位时有了他,就从爷爷取的“陈硕、陈博”中选了这个名字,意思是“丰硕成果”。

结果“陈博”大名归了堂弟。 陈赛娟简历: 1951年,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1968年,分配到上海第五丝织厂,成为一名挡车工。 1972年——1975年,就读于上海第二医学院。

1975年——1978年,瑞金医院住院医生。 1978年,考取上海血液所王振义先生的硕士研究生。 1986年,赴法国巴黎攻读博士。 1989年至今,工作于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现任执行所长。 200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