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兰洛阳 植根于河洛厚土之中——记洛阳资深考古专家黄明兰
河南位于华夏腹地,自古中天下而立,八方辐辏而史称中原。这方神奇的热土历史悠久,文物荟萃。远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已成为华夏古代文明的源头;夏商周时期,中原更是三代文明的中心;两汉魏晋,河南仍处于全国的中枢地位;直到北宋定都汴京,还铸就了中原最后的辉煌。
丰富的遗迹、遗物,奠定了河南文物大省的历史地位。从天安门前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时起,河南和全国各地一样,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一个又一个基建工程中,面对我们祖先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就需要进行文物调查、考古发掘、资料整理、文物征集、文物宣传、文物展览及文化交流等一系列文物保护工作。
这种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造就了新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在河南就可以列出一连串的名字,黄明兰先生就是其中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考古人。
黄明兰1932年出生于山东东阿县黄河岸边一个小村庄的贫苦人家,这里多是贫瘠的沙碱地,全家靠扫盐土卖小盐为生。他的家乡曾是著名的鲁西抗日革命根据地,上小学的第一册课本就是《抗日三字经》。他14岁考入冀鲁豫边区抗日第四中学,这是一所校址无定、经常流动的中学,新中国成立后,才定居于聊城更名为聊城中学,这里为新建的平原省所辖。
1950年,他从聊城中学到新乡平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从此进入到文博战线的队伍行列。
1952年,他参加中央第一届考古人员训练班学习。这个训练班是由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国家文物局前身)主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协助举办的。当时郑振铎、王冶秋、裴文中、马衡、夏鼐、梁思成、刘敦祯、林徽因、郭宝钧、苏秉琦、张珩、赵万里、唐兰、宿白、罗哲文、石兴邦等多位领导和专家授课,并在郑州二里岗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实习。
目的是为配合大规模经济建设,培养国家急需的考古人才。
前后举办了四期,为全国各地培养了一大批文物考古工作的领导和业务骨干。由于成绩卓著,这四期训练班被人戏称为考古事业上的“老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当时与黄明兰同期的河南学员有安金槐、裴明相、蒋若是和杨宝顺,他们几位都成为河南文物考古队伍中的领军人物和资深的考古学专家。
从考古人员训练班结业之后,黄明兰留在了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工作。1953年,他参加了以裴文中先生为队长的洛阳区考古发掘队,到洛阳烧沟发掘汉墓。
烧沟汉墓的考古发掘和第一届考古人员训练班的学习及考古实习,为他打下了文物考古理论知识和田野考古发掘实践的基础。1955年,黄明兰参加全国高考而进入开封河南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历史系学习,两年后因老父有病遂辍学留校担任助教。
1960年,调入洛阳博物馆,一直担任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股股长达22年之久,从此与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结下不解之缘。1982年,调到洛阳市文物管理处任副主任,协助领导机关草拟一系列有关文物保护的法令、法规,通知及布告,使文物保护逐年走向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为后来形成的文物保护管理的“洛阳模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圆满完成改革开放后首次出国(赴日本冈山市)文物展览的任务。
1986年,负责筹建洛阳古墓博物馆并担任第一任馆长。1989年,调至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任队长,同时取得国家田野考古发掘领队资格。1992年,他年满60岁离休获得单位返聘,继续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
此间他还担任中国汉画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名誉理事、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河南省古代艺术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文物鉴赏家协会副会长等职。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文物考古生涯中,长期奔波于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第一线,以近乎痴迷的敬业精神,在诸多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模范党员,立功授奖。被誉为古都洛阳文物考古事业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
黄明兰先生的成绩之一是参加了洛阳烧沟汉墓、北窑西周墓地、隋唐含嘉仓、唐代含元殿、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北魏元邵墓、西晋裴祗墓、隋唐东都砖瓦窑及洛阳其他汉唐墓葬等多项大型的和重要的考古发掘,并据此写出多篇考古发掘报告及简报,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
根据盗墓的线索,发现了北魏元邵墓志,并于1965年7月和王凯先生一起发掘了1948年在洛阳盘龙冢东南被盗的元邵墓。该墓出土115件陶俑,均有彩绘。洛阳地区北魏末期陶俑,解放前盗掘出土虽然也很多,但能成组保存而且入葬年代明确的却绝少。
元邵墓这批陶俑保存较为完整,又经过清理发掘,墓葬形制也很清楚,具有相当的考古科学价值。元邵为帝胄之家,由于北魏统治集团内部倾轧,武泰元年(528年)爆发了尔朱荣屠杀灵太后以下诸王公贵族公卿二千余人的“河阴之变”,元邵也是被害者之一。
元邵墓志对研究北魏历史有重要史料价值。元邵墓是洛阳地区第一座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北魏墓,据此,黄明兰执笔编写了《北魏元邵墓》考古发掘报告,首次阐述北魏墓葬形制、结构、断代及北魏陶俑特征等,得了学术界的重视。
无独有偶,西晋裴祗墓的发掘与北魏元邵墓相类似,上世纪七十年代夏天的一个星期日,在安驾沟村调查时发现了西晋裴祗墓志,藏志者称在洛阳解放前一年(1947年)他曾在洛阳西关周公庙北墙外盗掘过一座古墓,出土了这一方墓志,还有镶玉铜腰带及几件女人金质头饰。
该墓志较小,长方形,雕凿非常精美,与西晋左思之妹左■墓志相仿,这属于墓志的早期阶段。该墓志现藏河南博物院。无巧不成书,到了1979年,洛阳周公庙北墙外空地建房,复将裴祗墓探出,黄明兰主持发掘,墓葬形制结构与墓志记载完全相符,墓是一次建造,裴祗一家三代老少四口人也是同时同墓下葬,这种葬制在古代是极为少见的。
黄明兰将此墓和另外一座也曾被盗过的北魏元■墓合在一起,写了一篇《西晋裴祗和北魏元■两墓拾零》,也颇有学术价值。
1976年6月,黄明兰在洛阳车站东北不远处,发掘了一座西汉墓。出土有一批陶器、铜器、铁器,其中有铜印章“卜千秋印”,可能是墓主人之名,由此称为卜千秋墓。墓内最重要的发现是壁画,包括一幅不可多得的升仙图。
这是继洛阳老城西汉壁画墓之后的第二次发现,使我们对西汉时期绘画艺术为之耳目一新。西汉壁画上接春秋末年楚宗庙壁画,下连魏晋南北朝初期墓壁画,成为勾通二者之间的桥梁,在艺术史、文化史、考古学诸方面,都有重要的资料价值。黄明兰先生编写发表的《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发掘报告》,对墓葬的形制、结构和壁画内容、断代等都有比较精确的论断,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黄明兰先生的成绩之二是长期重视洛阳历代陵墓的调查和研究,特别是对北魏景陵的确定功不可没。唐王建诗《北邙行》云:“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买处。”民间还流传“生在苏杭,葬在北邙。
”洛阳城北的北邙,东西数十里分布着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的历代皇陵以及无数王室宗亲、达官贵人、豪门望族的墓葬,真可谓是荒冢累累,已成为古都洛阳标志性的历史遗存。如今,邙山陵墓群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千百年来,由于史书记载简略,对历代皇陵的分布、规模以及每座大墓冢下所葬为谁人多不很清楚,再加之后人妄加推测,张冠李戴,以讹传讹,造成诸多谜团。为了解决这些谜团,文物考古工作者作了很大努力。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郭建邦调查考证确定了北魏孝文帝长陵为孟津官庄之大冢;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对北魏孝文帝长陵进行调查和钻探,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在偃师首阳山镇北发现了西晋皇陵,都是重要的考古成果。
黄明兰先生很早就开始邙山陵墓调查。当时条件艰苦,既无经费,又无车辆,更没有航拍资料,惟一的办法就是查找历史文献,实地调查访问。北魏自孝文帝迁都洛阳,“自表■西为园陵之所”,葬长陵。
其后宣武帝元恪葬景陵,孝明帝元诩葬定陵,孝庄帝元子攸葬静陵。长陵在孟津官庄已经确认,且正处于■河以西,说明史书记载无误,而孝文帝之子宣武帝之景陵等,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应该承其先制也葬于■河以西。
据此,他每逢星期天,一早就带上两个烧饼和两根黄瓜骑上自行车,经东涧沟过望朝岭,先到冢头村,再往北走十里到官庄,又往东过■河到安驾沟,沿洛孟公路经后海资、前海资过后河到吕祖庙,一路下坡回到城内。
这是他调查北魏皇陵经常走的路线。他反复查找文献,在《资治通鉴》有一段记载,说是李世民与王世充交战,王世充率众二万临谷水拒之。李世民以精骑陈于北邙,登魏宣武陵一望之,谓左右曰:“贼势窘矣,悉众而出,侥幸一战,今日破之,后来不敢复出矣”。
从宣武帝葬景陵到隋末唐初尚不及百年,所以李世民登宣武帝陵当不会记错。且景陵地势险要,墓冢很高,南望谷水看得很清楚,说明谷水距景陵不远。经过多次实地调查,他初步判定邙山之巅冢头村东大冢就是宣武帝景陵。
此后,他在冢头村正北不远的沟上村,调查发现了一方北宋元丰初年的张子和墓志,志中记载:“葬于河南府河南县宣武村”。墓志出土地点在沟上村南,表明北宋初年,宣武陵北就有一个宣武村,这无疑不会是个巧合。
他又在洛阳博物馆所藏的墓志内,找到了一方唐开元年间的河南府陆浑县令李琪墓志,志中记有:“权厝于北邙旧茔南原”,并有“洛阳城北宣武陵东”字样,墓志出土地正巧是冢头村东面的李家洼。
唐开元年间距北魏宣武帝时也不算太远,墓志所记应该可靠。黄明兰又查阅了解放前后洛阳总计出土的近400方北魏墓志的资料,其中北魏皇室和王公、嫔妃卒后■葬景陵者有十余方,皆言葬于“景陵南岗”、“景陵东山”、“景陵之右”……出土地点也都在冢头村的周围。
若按墓志出土地点依所言■葬景陵之方向划出直线,则各线交汇点正好是冢头村东之大冢,证明这里确实是北魏景陵这所在。天道励勤,多年的辛苦总算有了结果。1978年初,他将景陵的调查收获及对另个一座皇陵的考察合在一起,撰写了《洛阳北魏景陵的确定和静陵位置的推测》一篇论文,寄给北京大学宿白教授求教。
不久收到回信说:“大作已阅,甚为高兴。景陵的确定,证、据俱全,意义重大,是南北朝考古的一大收获。
”这是宿先生对黄明兰多年考古调查的认可与褒奖。该文在《文物》1978年7期发表,在学界有较大反响。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洛阳历代皇陵》、《东汉光武帝刘秀原陵浅谈》等学术论文,彰显他多年洛阳陵墓调查的研究成果。
黄明兰先生的成绩之三是调查征集大量文物。他在长年的文物考古调查中,足迹反复多次走遍了邙山东西数十里的村村寨寨。经常看到在村民家里的吃饭台、屋门台阶和村里的井台、渠首、厕所、路边等处,有一些墓志、石棺床、空心砖、石经幢及墓前的石刻,这些都是他文物征集的对象。
若遇群众家里收藏的类似文物或某地发现文物遭到哄抢,他就挨家挨户去说服动员,讲解宣传保护文物,左劝右说,凭着多年与基建单位打交道练就的灵牙利齿,终于把许多文物征集回来,得到妥善保护。他搞文物调查和征集靠的是腿勤、嘴勤,多跑路、多访问,就是要有鹰的眼睛兔子的腿,还要有无比敬业的老黄牛精神。
黄明兰先生先后征集到历代墓志370多方,除前述的西晋裴祗墓志、北魏元邵墓志外,还有北魏文昭皇太后嫡侄高猛墓志、宣武帝胞妹元瑛墓志、唐代宰相孙处约墓志、程咬金之孙程伯献墓志、北宋祖元怿墓志等。依据郭玉堂先生编著的《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所记:“魏王基断碑,清洛阳城北十五里安驾沟村筑寨掘得之,今藏洛阳文庙中”。
他在文庙东厢房西墙上找到了这通曹魏名碑,最终拆下运回博物馆收藏。还和其他同志一起,在洛阳东花坛发现了唐代福州刺吏管元惠神道碑,又征集到北魏、北宋画像石棺、石棺床及石羊、经幢、隋代石狮等重要石刻数十件。
还从孟津收回东汉官印797枚,内有“部曲将印”、“别部司马”、“军假司马”、“军曲侯印”、“假司马印”等。又征集到西晋“晋归义胡王”金印,东汉“驸马都尉”银印,以及上千枚东周布币。他还和他人在洛阳八路军办事处一废井里掏出几十枚各种证章等珍贵文物。上述这些,足足可以建立一个小型博物馆。
他为此写了不少诸如《洛阳北魏升仙画像石棺》、《洛阳北宋张君画像石棺》、《唐管元惠神道碑》、《曹魏东武侯王基墓碑考释》、《唐孙处约墓志考释》等研究论文。
黄明兰先生的成绩之四是参予筹建洛阳古墓博物馆。缘起是洛阳发掘两汉以降很多壁画墓,刚出土时,其色彩多是鲜艳如初,但一经风吹日晒,就要退色甚至脱落。所以发掘后有的原地封存,有的拆迁存放在防空洞里,有的搬迁复原于王城公园地下。
为了便于后期保存又便于参观研究,考古第一线人员在实践中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将这些壁画墓送到它最初保存的环境中,让它从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建设一座地下古墓博物馆的设想就是这样形成的,这是大家的智慧。
1983年洛阳市文物管理处向市政府呈报了兴建古墓博物馆的报告,1984年12月市编委正式下达洛阳古墓博物馆建制批文。几经努力,国家旅游局、国家计委、省市有关部门累计拨款495万元。1985年5月开工,1987年4月建成开放,这是洛阳文物考古界众多人努力的结果,而作为首任馆长的黄明兰,确实是全力以赴。
他和同志们一起搞设计、施工,古墓搬迁及复原,地面设置、绿化,每一棵树都亲自到洛宁、汝阳的深山林场挑选,还有陈列说明、讲解员培训……样样操心。开馆前三个月,他没回过家,没洗过澡,脸发黑,眼发红,开馆第二天就病倒住院,真可谓废寝忘食,呕心沥血。
独具特色的洛阳古墓博物馆建成开放,各有关单位、兄弟博物馆纷纷发来贺电、贺信,给予高度评价。河南省博物馆许顺湛馆长来信说:“洛阳古墓馆的建成,应该感谢倡导、支持和具体筹建的同志们,他们是新时代的开创者,他们确实有远见卓识,他们不仅勇敢地冲入博物馆建设的潮流,而且准确认识到本地区占有优势的资源……,他们高瞻远瞩,为精神文明建设办了一件大好事”。
开馆之后,国内外观众络绎不绝,反响强烈。田纪云同志参观后题词:“华夏一绝”。
谷牧同志题词:“物华天宝聚洛城”。日本冈山市日中友协会长六车清茂先生说:“到这里参观一圈,就等于两千年,就像是看一部形象化的史书,还可领略到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美国旅游记者代表团参观后说:“这是中国的一宝,到这里参观就是一次神奇的地宫旅游,充满了浓厚的东方色彩”。
泰国王姐拉亚娘•瓦塔娜公主说:“这是一座罕见的古色古香的中国传统风格的建筑,很有特点和魅力。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但从来还没见过这种类型的观光点”。洛阳古墓博物馆被评为河南省文明博物馆,多位讲解员被评为全国优秀讲解员。该馆已成为古都洛阳文物旅游的一个亮点,不言而喻,这些都与黄明兰先生的辛勤工作分不开的。
黄明兰先生成绩之五是著作丰富,硕果累累。先后发表了十多篇考古发掘和调查报告,撰写了40余篇研究论文,主编了《画像砖石墓志研究》、《河洛文明论文集》、《洛阳文物志》等书,出版了《洛阳汉代空心画像砖》、《洛阳北魏孝子石棺》、《北魏世俗线刻画集》等专著。
1992年,黄明兰先生离休,仍然笔耕不辍。年满六十之后,进入人生之秋,此乃人生至乐。“莫叹阳春美景好,更有红枫染秋山”。春华秋实,金秋是丰收的季节,黄明兰先生不但又撰写了多篇论文,并均以第一作者与郭引强合作于1996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洛阳汉墓壁画》,又与朱亮合作于2003年由朝华出版社出版了《洛阳名碑集释》,这是两部颇有影响的学术专著。
《洛阳汉墓壁画》一书,前半部是长篇的概述,后半部是12座汉墓的壁画。冯其庸先生题写了书名,宿白先生写了序言。宿先生在序中说:“我与黄明兰同志是1952年在全国第一届考古训练班认识的,以后他去河南洛阳从事文物考古数十年,其间我曾多次带学生去洛阳实习,屡有接触。
他勤奋好学,工作和研究都取得好的成绩。”“洛阳发掘了数以万计的历代古墓葬,今择其中保存较好的十二座汉墓壁画编辑成书,这本身无疑就是很重要的贡献。
”“洛阳汉墓壁画,时代之早,数量之多,艺术之高为国内所罕见。作者就产生这些壁画的时代背景、绘画内容、历史渊源、艺术风格等,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具有较高的学术和美术价值”。“这些壁画墓发掘之后,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有的已不复存在,更加显出这本书的重要价值”。
冯其庸先生在书评中写道:“《洛阳汉墓壁画》的出版,是汉画研究方面一件大事,也是学术界的喜事”。“我有三点感受:第一,这部书学术性较高,概论部分是一篇非常有见解、学术水平较高的学术论文”。
“第二,这本书的图片非常珍贵,非常难得”。“第三,这本书表达的学风文风非常可贵”。顾森先生写文章评价说:“中国汉代壁画的分布,……若论密度大,时间序列完整,非河南洛阳莫属”。
“《洛阳汉墓壁画》一书,至少有两个特点使人印象深刻:一、统摄与分列相结合。……二、科学性、学术性、艺术性相结合”。汤池先生的书评文章,认为《洛阳汉墓壁画》有四个优点,即“一、资料翔实,图版精美”。“二、分期妥当,脉络清晰”。“三、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四、印刷精美,设计大方”。如此评价,可见该书之优长。
《洛阳名碑集释》一书,收录东汉至明清历代名碑84通,其中不乏出自历代帝王将相、文学家、书法家之手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和书法价值。对每通名碑均有全幅拓片,局部特写,并照录全文加以注释。是历史文物考古工作者和书法爱好者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该书由冯其庸行先生题写书名,史树青先生作序,序中称赞道:“明兰、朱亮作为洛阳文物工作者,对洛阳地区碑刻的保护、研究,是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曾亲自调查摄影、测量尺寸、记录现状、捶拓片、遍查著录加以研究,撰为名碑集释,既加强了对碑刻的保护,又为社会提供了新的学术成果,其意义是重大的”。
冯其庸先生也撰写《碑刻精华 史苑逸珍》一文作为代序。认为本书所收各碑,皆具有极高史料价值。
该书又是一部中国书体的发展史,一部碑刻发展演变史,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书,非常值得认真阅读的书。蔡运章先生也著文指出:“由黄明兰、朱亮两先生通力合著的《洛阳名碑集释》一书,既是古代洛阳京畿地区历史名碑资料的整理汇编,又有较深入的考释研究,实属古都洛阳文物考古研究的重大成果。该书的出版对古都洛阳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黄明兰先生已逾古稀之年,这是人生旅途中继续前进的新阶段,更到了对人生大彻大悟的时期,我们为之祝福,当可谓是“满目青山夕照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