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解文革部分命案谜团 孙维世为何会惨死(图)
大量的事实证明,在党内,康生刻意维护和交结的女人无外乎江青、叶群,男性不过是毛、刘、林三人。而这五个人无一不是对康生的前途命运起到关键作用的,那么孙维世呢?为什么康生对孙维世如此垂青呢?我们在开篇中提及的那句江青和叶群之间的对话起因又是什么呢?是江青的心血来潮吗?为什么江青要在孙维世这件事上拉上叶群垫背呢?
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林彪曾经追求过孙维世,虽然未果,可林彪对孙维世的印象一直不错。而就在孙维世的丈夫金山失踪之后,孙维世投告无门的情况下,第二时间里想到了林彪。她给中央军委去信请求林彪的援助,这封信落在了叶群的手中,而且也被江青得知。
下面我们不妨多说几句叶群其人。叶群在孙维世这件事上应该说本能就不会对孙维世有什么好感,叶群的晋身之道大抵和江青类似,所以,越是这样她们才会对有可能的雷同的情况或者人物倍加注意。
叶群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她权欲熏心的伎俩不但破坏大局,而且还顺带着把林彪父子送进万劫不复之地,她那个自作聪明实则愚蠢的关于设立国家主席的三点看法(林办秘书于运深回忆那是叶群的主意)彻底给毛泽东整垮林彪提供了口头依据。但是,在孙维世这件事上公正的说,叶群不需要负有什么罕见的责任。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叶群的为人问题。林办秘书张云生以他和叶群的亲身接触曾经评价叶群虽然比较坏,可到底比起江青来还是要强,至少能和身边人做到好合好散。换言之,叶群的狠毒程度逊于江青。这里我们举出两个例子,第一个是薛明的境遇,谁都知道在延安时期,薛明出于组织纪律曾经对叶群的历史做过揭发,这点深惹林彪、叶群不快,成为后来林彪、贺龙交恶的一个侧重点,然而即便是这样,叶群并没有把薛明置之于死地使得薛明有了劫后余生。
相比江青弄死王莹、章泯、囚禁秦桂贞这些绝决的做法显然有些区别。第二个例子是张云生本人,叶群曾经勾引过张云生,但是,张云生并不上当,叶群恼羞成怒把张云生赶出毛家湾。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像这种首长夫人倒贴未果的事件如果放在一般情况下,张云生很难全身而退,特别是在那个毛家湾说一不二的年代里,弄死一个区区的秘书,简直就是不值一提,张云生的虎口脱险的另一面也验证了他自己的对叶群的那个评价的不虚。
江青在知道孙维世求助于毛家湾的同时很快赶到叶群那里,提出了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这里既有警告毛家湾不要走了眼的动机,也有把叶群绑在她自己战车上的起因。叶群在文革初期一向以追随江青自居,而且事事做到紧跟江青,如今她怎么会为了一个既倒的孙维世得罪江青呢?更别说这个孙维世并没有给她留下什么特殊的好印象。
去年,我们走访了一个曾经参加过孙维世专案的三种人,他叫王,他虽然不是孙维世专案的核心人物,不过还是在他的口述中得知了一些孙维世专案的相关背景资料,而且他提供的两个点比较值得关注,或许也是开启孙维世冤狱的一把钥匙。
王说:孙维世那个案子不能提,一提就做恶梦,好几年都缓不过来那个劲。孙维世在里面不到半年就给弄死了,那是早就有人关照过了,根本活不过整年去(指1968年)。一开始审她,我还去了,可去一次我就不去了,不是不让我去,而是我不敢去了,那不叫审,那就叫整,说得具体点那就是侮辱人,用书面上的话说就是蹂躏。我有次还问我们的头头说怎么这么整这女的,头头给我一份材料看,我一看,这案子来头太大了,上面都点名了。那几个专案的人整累了,回来喝水聊天时还说,那女的(指孙维世)性子真的烈,还以为这是中南海呢?孙维世死的那天我不值班,回来取东西时,听他们说她死了,要我们立刻赶去,我就去了,正赶上往外抬人,死的太惨了,身上就盖着一条白布单,脸上还有血。
后来八十年代让我们这些人交待时,我就把头头给我看的那个材料也给交待了,材料上有一句话我记得最清楚,这是江青说的,那时候江青是什么人啊,她说的话跟圣旨也差不多,我怎么能记不得呢?材料上说孙维世从大庆回来还去见过毛主席,江青就指这件事说孙维世是狐狸精,是美女蛇,还说是她是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后来上级组织把我交待的这段话给删了,也没给我解释为什么。这个回忆,第一,告诉我们说,孙维世被押入监狱挨整是有人存心要致其于死地,而且王用的这个蹂躏想必大家也该清楚,狭义上的蹂躏对于一个女囚来说意味着什么!第二,江青漫骂孙维世的理由。第三,孙维世的惨死。
江青分别在1962年、1964年两次拉拢过孙维世,她要孙维世帮助她整理话剧,孙维世没答应不说,还对江青的杰作《杜鹃山》表示特殊的沉默。
孙维世从大庆回来的时间应该是1964年以后,也就是说在江青拉拢孙维世未果的情况下,在江青看来又添新恨。
孙维世死状很惨,《话剧皇帝-金山传》中记载,孙维世死时遍体鳞伤、赤身裸体。王回忆中也提及这一点,不过,这里我想顺便多说两句,汉语中的赤身裸体和一丝不挂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同义词,互联网上介绍孙维世的冤狱多数使用一丝不挂这个词,我认为不够严肃,有故意闹噱头的意思在内。据王自己说,孙维世死时的衣服穿的很少。不过,不管是一丝不挂还是赤身裸体抑或穿的很少,都直接反映了孙维世冤狱的黑暗所在。
试想,是什么原因能够导致让江青如此的仇视孙维世呢?是什么原因是让江青暗示可以用一切非人类的手段处理孙维世呢?
对照一下王莹、章泯的死就会有个侧面的回应,王莹因为争演赛金花一事开罪江青,章泯因为过去有和江青同居的历史急于被江青灭口,这两个人的死亡是江青直接插手过问的,也就是说在江青亲手弄死的对象中,真正属于路线分歧、政策分歧的几乎等于零,而最让江青恨恨不止的恰恰是私人之间的矛盾乃至仇隙。
所以,孙维世这个案子在很大程度上也应该做如是看。
但是,仅凭这个孙维世专案成员的口述就可以断定孙维世一案仅限于挟私报复吗?目前几乎所有的党史教科书包括金山的回忆文章似乎都在强调这个印象,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难道在挟私报复的烟幕下没有掩盖着另外一种更为逼真的倾向或者预谋吗?
两种版本的《金山传》都在告诉我们一个情节,那就是当孙泱(孙新世兄长)、金山出事以后,孙维世、孙新世姐妹四处求人力图解救亲人于危难之间,他们除了向中央军委写信以外,就是给当时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也就是江青写信求救。
这件事揭示了什么问题呢?它至少说明一个现象,那就是江青对孙维世出事之前最后一次去见毛泽东的定位不准确。
孙维世不是江青、叶群一流,本身没有厚黑的本领,她在情急之中找到江青足以说明她最后一次去见毛泽东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觐见,假如像江青诬蔑的那样,孙维世何能给江青写信?但是,目前披露孙维世最后一次去见毛泽东的情节的只有这位专案成员,江青是不是真的了解孙去见毛的详情,不得而知。
原中央警卫局的邬吉成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江青未得毛泽东允准的前提下是不能随意见毛的,而且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其实不仅江青,毛的其他亲属包括邵华、毛岸青、李讷、李敏、张文秋等人都不能随意觐见毛,即便是见毛,也需要事前被告知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当然,江青不在此列,因为她一旦见毛,不该说的也常常要说。不过,只要是毛不准备让江青知道的,一般没有人敢对外泄漏半个字。
我们知道,在孙维世被捕之前,孙泱(原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曾任朱德秘书)已经被整死。孙泱的死显然不是矛头对准孙维世的,因为打倒一个孙维世不需要这么一个特别大的铺垫,这点作为孙泱的首长的朱德看的很清楚。朱德曾经说过:孙泱有什么错?他的错无非两点,第一是给我当过秘书,第二是说了真话。
孙泱遇难前后,朱德曾经请周恩来出面伸以援手,周恩来苦笑道:有些人我没有保他,他的日子还好过一些,我保了他,他的日子更难过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周恩来同样的这句话还在武汉7.20事件中提及过,保健医生张佐良做了忠实的回顾,不过,张佐良的这个回顾并不见于他在国内出版的《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书,而是见载于他在香港出版的《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一书50页。孙泱何许人也?周恩来能不知道?但是,以第三号人物的地位仍旧无法对孙泱的生死作出明确的表态,而在周的内心深处,当然比较朱德要清楚,那些来冲着孙泱来的人背后的黑手到底是谁?
周恩来走上文革这辆战车,是带着不愿和不敢的情绪的,说他不敢不上,那是因为他不敢和毛泽东决裂,因为和毛的决裂意味着覆顶;说他不愿上来,是因为他不认同文革的这种浩劫方式。
所以,我们就能看到周恩来在文革十年的一个特殊的形象,一方面委曲求全,一方面用软顶的方式维护国家的基本局面不致于全面垮掉。
江青在毛泽东面前告周的状说:我们层层烧荒,他(周)却处处灭火。毛说:他一贯如此。
当孙维世的材料送达江青处,江青把有关的信件资料烧毁,却保留了一张周接见孙维世他们大庆剧团的一张合影,江青拿着这张照片找到周恩来说:这下子罪证找到了。周看后默默无语。
孙维世是1968年3月1日被捕,3月22日,周恩来就在公开场合下喊出誓死捍卫中央文革以及公开赞扬江青的话,这应该不是偶然的吧?
现在只要看看江青拉拢孙维世的几段谈话就可以窥知内中的奥妙所在。
1963年,江青对孙维世说:你来和我合作,抓一下这个戏(杜鹃山),搞他个样板来,怎么样?江青又说:你来给我当参谋,抓话剧。孙维世说:总理已经批准我去大庆深入生活。江青说:看来只有我孤军奋战了?
1964年,江青对孙维世说:维世,你拍了那么多戏,有没有问题?这次该去我那里了吧?孙维世敷衍了事。
我们都知道,从1962年开始,上海的好学生柯庆施就已经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江青借助柯庆施的力量决定从文艺界入手,打破政治上既定的格局,应该说江青的这套做法不但毛泽东知道,而且也比较关注。其后,毛的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就是根据江青的整理材料作出的结论。
而抓样板戏更是江青的一个突破口,从后来的发展状态看,毛为了在文艺界打开口子,不惜动用林彪出面给江青撑腰,一部文艺座谈会纪要,毛泽东修改多次,加了很多他自己的东西进去,而林彪奉命照发。
江青对话剧的印象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其实只要稍通文革史的人都会知道这句著名的独立王国论的原创作者是谁。江青找孙维世谈话,虽然仅限于话剧样板戏,可来头之大却是孙维世没有料到的。而江青谈话的宗旨也并非江青的独创,而是另有高人的指点。孙维世没有细想内中的缘由,在孙维世从大庆归来后,按照孙维世专案的工作人员的回忆,孙维世回到北京后去见了毛,谈的话题虽然不得而知,但是,涉及文艺界的话题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
而除了文艺界呢?会不会有其他的政治任务呢?会不会词连周恩来、朱德呢?也是不得而知。然而,孙维世并没有从这次谈话中获得新的转机,倒是危机步步逼进,从这个结果看,此次谈话大约也不够理想。
夫妻二人两次出面,孙维世都没有理解或者说没有执行,其令人悻恼程度也是可想而知。
我们都知道江青抓样板戏的背后绝不是揭示文艺界那么简单,而是带有浓厚的政治预谋,即以海罢事件为例(海瑞罢官简称海罢),江青事前找过李希凡,李不敢接,此后才选定姚文元。而海罢事件的幕后老板何许人也也是不难猜想的吧?那么这次话剧界的打破缺口从孙维世这里入手,后台老板何许人也也是一样的吧?
孙维世拒绝了一个前台指挥,又绝决了一个后台老板,这起政治事故比较五十年代的出访事件远要说明孙维世的立场,这样一个立场的人应该何去何从呢?似乎田家英的下场已经说明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