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公主”孙维世坎坷一生
孙维世,一位才华横溢的新中国人民艺术家,一位革命烈士的后代,一位叫周恩来、邓颖超爸爸妈妈的“红色公主”。她似一棵屹立云端的俏白杨,一枝不畏严寒傲风雪的红梅,她的不幸为后人留下了永远的隐痛。
孙维世,小名孙光英,1921年出生,其父孙炳文是周恩来的早年战友。1926年初,孙炳文在广州和周恩来秘密接头,就怀抱着5岁的孙维世,让孙维世看身后有没有可疑人的跟踪。见面后,他们坐下来谈话,这个机灵的小姑娘就给他们放哨,从幼年时起,她一直叫周恩来“周爸爸”。
孙炳文1927年在大革命中牺牲,当时孙维世才5岁多。母亲任锐忍痛将三个孩子托付给别人抚养,然后带着维世、名世回老家四川南溪,开始了将近10个春秋颠沛流离的艰难生活。
1936年初,任锐把15岁的孙维世化名李琳送到中共领导的左翼剧联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东方剧社,已亭亭玉立的孙维世成了上海天一影片公司的一名演员。孙维世扮相秀丽,加上她良好的表演天赋,因此有机会参演了多部电影。在上海,孙维世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有“中国话剧皇帝”盛誉的金山,也认识了当时还叫蓝苹的山东姑娘江青,蓝苹还特为她签赠了照片留念。想不到正是这样一段看似不起眼的短暂的人生经历,却给孙维世的人生带来无穷的隐患和灾难。
1937年淞沪抗战开始后,任锐得悉周恩来在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于是让22岁的长子孙宁世带着16岁的妹妹孙维世,前往武汉投奔周恩来。但周恩来不在,他们向办事处工作人员提出去延安参加抗日的要求。结果,孙宁世被留下,孙维世却因年龄小被拒之门外。倔犟的孙维世站在办事处门外放声大哭。恰巧周恩来从外面归来,他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为他放哨的黄毛小丫头:“你是小维世呀,我是周恩来,是你周爸爸啊!”
孙维世就这样幸运地留在了办事处。不久,周恩来又将任锐请到武汉,将她们母女一起送到延安。她们一起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又一起转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
同年,江青也到了延安,孙维世和江青在延安成了最亮眼的两朵花。
孙维世天性聪颖、充满智慧和热情,周恩来、邓颖超十分喜欢她。而孙维世也非常尊敬周恩来和邓颖超,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生父母。从西柏坡到香山再到中南海的西花厅,孙维世都是和周恩来、邓颖超生活在一起的,直到她与金山结婚后才搬离中南海西花厅。
1939年7月,周恩来骑马不慎摔下来,右臂骨折,要前往苏联接受治疗。毛泽东亲自批准孙维世同机去苏联留学。在苏联期间,孙维世先后进了莫斯科东方大学的表演系和导演系学习,成绩优秀,这为她后来为新中国话剧事业发展与繁荣做出卓越贡献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6年11月初,孙维世回到延安。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孙维世和其他许多文艺工作者一道,扭着秧歌唱着雄壮欢快的歌进了古老的北平城。同年7月,孙维世作为文艺界青年代表入选中国代表团,赴匈牙利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
1950年1月回国后,孙维世即投身于她所热爱的话剧事业,不仅翻译、表演和导演了一大批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著名话剧剧目,还参与创建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并且担任“青艺”的总导演和副院长。
1950年初春,孙维世在执导苏联话剧《保尔·柯察金》时,选中了她当年在上海就敬仰的金山和他的妻子张瑞芳出演男女主角。谁也想不到,就在排演这出戏期间,张瑞芳发觉29岁的孙维世已爱上自己39岁的丈夫金山了。
消息传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邓颖超大为震惊。周恩来把孙维世叫到西花厅,严厉地批评了她不正确的恋爱观。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孙维世已经坠入爱河无法自拔,她为了爱情把一切都置之度外。
张瑞芳是个十分开朗、刚强和理智的女人,她认为金山和孙维世相爱到这种程度,也就说明自己与金山的爱情已经死亡。为了演好青艺这出非同小可的开张戏,为了不破坏正在排练着的《保尔·柯察金》,张瑞芳顾全大局把泪水往肚里咽。她坚持和金山进行了最后的合作之后,便毅然决然地结束了自己和金山的婚姻,并向组织提出调离北京去上海。
1950年10月14日,孙维世和金山在北京青年宫举行婚礼。不久,金山奉命带一个创作组前往朝鲜战场体验生活,为创作一部名叫《患难与共》的电影收集素材。金日成首相派自己的女秘书负责接待和陪同,同时做金山的向导兼翻译。金山竟又与这位女秘书产生了感情,公然同居。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听说后非常恼火,忙发电报请示中央。周恩来得悉后马上回电彭德怀,要他将金山押回国内处理。紧接着有关领导找孙维世谈话,希望她能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与“坏分子”金山划清界限。金山被押回北京,刚刚走下火车就被迎上来的孙维世重重地扇了一记大耳光。回到家里,金山流着泪向孙维世下跪,他真诚地表示:愿意接受维世的一切处置。但孙维世却没有眼泪、没有吵闹,而是带着善意和深情告诉金山,现在不是考虑个人关系的时候,首先是要接受组织的处理。
在一次青艺组织的批判会进入尾声的时候,人们把目光都投向了默默坐在一边的孙维世,希望她也能上台表个态和金山做个决断。孙维世缓缓走到台前说:“同志们要我表个态,也许最简单的两个字就是离婚。可是我不能表这个态,因为金山不单单是我的丈夫,他还是一个老党员。他犯了错误,在这个时候,我首先要拉他一把,让他重新站起来。我相信,金山将是最后一次犯这样的错误。”
金山在下放工厂劳动期间,从未忘记过孙维世期望他“重新站起来”的呼唤。在他的后半生中,经历了“文革”的残酷迫害和人格的严酷考验,保持了人生的晚节,这一切应归功于孙维世。
1956年9月,在孙维世的提议下,文化部组建了中央实验话剧院,孙维世担任了副院长兼总导演。几十年来,剧院上演了众多的优秀剧目。通过剧院的演出,不仅使中国戏剧大师欧阳予倩、郭沫若、曹禺、阳翰笙、陈白尘等的力作在舞台上再现光芒,也使外国文学和戏剧巨匠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契诃夫、歌德、莎士比亚等人的名著名剧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大放异彩。
1966年“文革”风暴骤起之初,孙维世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1967年下半年,噩运一步一步向孙维世袭来。1967年12月,金山被以“特嫌”的罪名投入秦城监狱,造反派抄家,肆无忌惮地抄走孙维世大量与中共高层的往来信件、照片和资料。
2008年第3期《党史纵横》刊载《“红色公主”孙维世命殒五角楼》一文写道: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戴上手铐,投入已被军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孙维世被打得遍体鳞伤。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死在五角楼,死后一副冰冷的手铐依旧锁着双手。在江青授意下,孙维世的尸体被迅速火化。当孙新世到公安局索要姐姐的骨灰时,得到的回答是:不留反革命的骨灰。金山出狱后知道了孙维世死讯,痛不欲生,10月14日那天正是他们结婚18周年纪念日。孙维世死时年仅47岁,一代才女、党一手培养的红色戏剧专家如流星般陨落历史的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