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传与鲍超的恩怨 刘铭传的史料和背景:二刘之争和法国的禁海令
从占领基隆到淡水挫败,法国侵略军军方情绪和国内舆论也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孤拔在攻毁基隆炮台以后,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给国内的通报和给中国政府的通牒中,其口气之大,认为台湾战役已经基本结束,其舰队北上已如探囊取物(给总理衙门的照会里有“本国水师提督孤拔已奉命取守台北所属基隆口岸炮台作为质押,现已均被取守”),进而要挟清政府答应法国的条件:立即在越南撤兵、赔礼道歉,并允诺赔偿法国军费8千万法郎,分10年支付,付清后再将质押地归还中国。
但是,淡水的战败,是法国方面意识到台湾的守军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孤拔本人也很快就意识到,他所攻占的基隆只是一片废墟,并非像他自己所吹嘘的那样有价值。相反,他的舰队和陆战队却被钉住在基隆海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为了掩盖这一被动局面,同时泄一泄淡水惨败的私忿,所以他发布了禁海令,宣布在战时状态,对台湾岛所有口岸,一概“断截各项来往”,认为这是困死台湾军民、逼迫清政府就范的唯一有效手段。当然,这给在台湾率领军民抗战的最高长官刘铭传,也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而以“二刘之争”为标志的湘淮派系矛盾,这时候在台湾的演化,更增加了这种困难的程度。
刘敖早就知道清廷要派大员来台督办军务,不料来的竟然是他老上司在陕甘时的老对头刘铭传,当时他也正在左宗棠的幕府,深知湘淮结怨的全过程。他本来在台湾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虽然用于任事,但也刚愎自用。在刘铭传到台前夕,他已经由顺天学政孙诒经保举,列入军机处存记,等待提拔,所以踌躇满志。
所以刘铭传在天津,李鸿章就以刘敖难以驾驭,希望刘铭传能向朝廷建议另外举派人员代替刘敖,但刘铭传没有同意(这也许是在金殿之上受到左宗棠的某种承诺,加上他自己也想就此改变一介武夫的形象)。
但是,他一到台湾,就发现刘敖处处掣肘,无论布防,还是兵力调派、粮饷供应,都和他不合拍甚至对着干。撤基保沪战役以后,他指使朱守谟(本人也签名)向新来的钦差大臣左宗棠秘密咨报,左宗棠据此向清廷上奏弹劾刘铭传(光绪十年十月二十七日),认为基隆失守是刘铭传的一大错失,其原因在于误听李彤恩谎报军情;刘铭传则抗疏争辩,认为撤基保沪是一项战略性的撤退,但因为当时文报不太通畅,加上基隆事实上确已陷落,法国方面又开动各种宣传机器混淆视听,以图在谈判桌上对中国方面施加压力。
因此朝廷诸臣纷纷指责刘铭传株守台北、不图收复基隆;并且还有人认为刘铭传消极罢战,是犯了当年闹湘淮矛盾的老毛病。
如署理礼部侍郎内阁学士徐致靖称:“台湾督办刘铭传与刘敖不和,将帅参商,患非浅显。”日讲起居注官左春坊左庶子锡钧称:“总兵大臣宜和衷共济也,将帅不和,兵家大忌。现在统兵大臣各分门户,左宗棠与李鸿章不和,刘铭传与李鸿章相善,刘敖与左宗棠相善,则刘铭传、刘敖不和,台湾之将帅若此”,则战局可想而知。
实际上,正如许雪姬女士在《二刘之争与晚清台湾政局》一文里分析的:“刘铭传不即进攻基隆实因兵力不足,疫病重,饷项缺乏,并非坐视基隆之失。左宗棠不但不加体谅,反在这时弹劾李彤恩,并要铭传迅速收复基隆,未免强人所难。
铭传对左宗棠听信刘敖之言,奏催进攻基隆,颇觉愤怒.刘敖这时也曾自请辞台湾道职,专办克复基隆,更令刘铭传切齿(因是故意给刘铭传难堪)。当台湾海岸为法国人封锁时,刘敖不但自行上奏,且经由英领事向法人抗议,导致法人进一步扩大封锁线。
”而且台南从11月以后不但不接济台北和台中,反而截留各省接济台北台中的饷银5万两,刘铭传于是确认刘敖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坐视台北沦陷,从而使自己陷于罪不可赦的地步,对其愤恨之极。这时他也向李鸿章电告刘敖种种掣肘情形,李鸿章通过总理衙门说动慈禧,以电旨训示刘铭传,若刘敖不可用则可以将其撤职。刘铭传此时也有意让龚照瑗来台接替,但却由于曾国荃强留而不能来台。
一方面,刘敖此时在台南,鞭长莫及,且大敌当前,轻易动不得;另一方面,当时督办军务的钦差大臣闽浙总督左宗棠、帮办大臣杨昌浚,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荃都是湘系,另一个两广总督张之洞虽然不是湘系,但他曾经保举刘敖出任台湾道,对刘敖自然也颇为赏识,刘敖的有恃无恐,与这样的人事关系背景不无关系。
所以,刘铭传在台湾海峡遭到封锁时,没有立即对刘敖采取行动,而是在基隆法军退后没多久(一说三天以后)就开始搜集刘敖的罪状,这就是我们在《刘铭传文集》里看到的《严劾刘敖折》,其中列举了刘敖的各项罪状(内容较详细,不赘述),最后导致刘敖以贪污罪被判刑流放。
在这一过程中,刘铭传采取的策略,一是抬举湘军将领孙开华的战功,与刘敖作鲜明对比;二是密保后来增援赴台的道员陈鸣志(也是湘系)接替刘敖署理台湾道台(刘敖本人则著有《巡台退思录》为自己辩解,当时,左宗棠已经逝世,刘敖缺乏有力奥援,也是其倒台的一个原因)。
不管怎么说,刘敖的离去,为刘铭传后来在台湾建省以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和近代化建设扫清了一个障碍。
再来看孤拔的“禁海令”,在开始实行的两三个月里,确实给台湾军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到了1884年秋冬之交,大陆渔民纷纷自发或有组织的向台湾岛送信、运粮食;陈鸣志、王诗正等湘军将领、吴宏洛、聂士成等淮军将领也陆续赶到台湾,最后杨昌浚本人也赶到台湾。
这就说明法方仅仅以10来艘军舰要想封锁住台湾海峡,是办不到的。因为他只能派军舰在基隆、淡水、台南等主要港口巡弋,而无法组织渔民随处可以登陆的小港湾。反而是孤拔本人,在镇海战役遭到惨败后,又再度南下,偷袭澎湖,他虽然占据了澎湖,由于缺乏援兵,仍然无法对台湾采取新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好株守待援,最后是自己困死在了澎湖,这真是历史对侵略者绝妙讽刺。
在这一阶段的描述中,我认为,二刘之争既是传统的湘淮派系矛盾在新形势下的激化,如左宗棠就单方面轻信刘敖和朱守谟的小汇报,因为他对刘铭传本来就没有好印象,在督办陕甘军务时,就把他比作“五代藩镇之流”,所以是自食其言,违背了在陛见时的承诺。
但他在1885年9月5日病逝,之前两三个月就因病重无法理事,因而无法为刘敖一案说项。从刘敖这一方面来说,他因为在台湾已经有三年治绩,自以为可以在台左右一切,平时以儒将自诩,又长于文事吏治,年龄也比刘铭传大将近20岁,所以对一个比他年轻得多,并且是武夫出身的刘铭传来领导,心怀不满,存心阻扰,是客观存在的。
但他本人没有通敌行为,可以在剧本里把通敌行为处理为是朱守谟和其子刘浤或贪图金钱、或贪图美色而受法方引诱所为。
不发兵北援、克扣台北军饷、和向朝廷诬告撤基保沪是败局,这是二刘之争的焦点;此外,朱守谟策动湘军将领不与刘铭传合作,刘浤到山区挑动番民与淮军将士作对(为伐木修工事),都有文章可做。刘浤后来因为其父将判刑而到北京奔走,曾拜访翁同和,翁同和印象不佳,说“此人一脸烟气,狂妄人也。
”二刘之争爆发在撤基保沪之后,正当法军封锁台湾海峡时,因此这一段是刘铭传在台最困难的时期,如果用低回曲折的笔调,可以与前一部分慷慨激烈的战争场面恰成对应。
结合三、四两部分,还有一些细节:(1)1884年9月10日,李鸿章接到驻日本公使黎庶昌电告:日本厚集兵力,欲乘中法战事,迫使中国答应解决所谓琉球归属问题。也就是打算火中取栗。这时,孤拔已经率领舰队到达台湾洋面,并在前一天,带着三艘军舰往淡水查看进攻的道路,并向英国海关人员请求帮助找领水员。
(所以李彤恩会从英国方面得到法军进攻的准确情报)(2)刘铭传信心不足的问题,主要是李鸿章在9月17日接到刘铭传从厦门转来的电报:“台岛孤悬,兵单援绝,终难固守。
上海道来信,法使请为转圜,如有转机,当极力筹办,中国着着落后,可叹。”这其实与刘铭传以战逼和的一贯思想不矛盾,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小背景就是基隆初战以后,明明是法军丢盔弃甲,但他们却通过大东公司的电信大肆散布谣言,说刘铭传的台湾守军不堪一击,死伤数百人。
弄得上海股市狂跌,一片恐慌。(3)撤基保台前,刘铭传曾一再请求将江阴要塞由刘朝祜统带的四营淮军调来台湾,曾国荃开始不愿,经过总理衙门动员,答应先派一营约600人,由龚照瑗租用英国商船两艘汇利和万利运台,但汇利所载550人(万利仅载50人,其余装炮),半途遇风浪折回上海,后又雇用威特轮才在战前匆忙赶到。
这一部分兵勇也是刘铭传的家乡子弟兵。刘朝祜协守狮球岭,后又派往淡水,在淡水大捷中有出色的表现。(4)淡水大捷后,香港码头工人于10月10日举行罢工,不给法国军舰装运淡水和粮食军械,表示对台湾同胞的支持,体现了血浓于水的感情;同时,这也表现出英国当局对法国但方面进攻台湾并要挟封锁海峡的军事政策的不满。
以上四部分,是将抗法保台、也就是电视剧上半部分的主要正史记载的内容,大略介绍一下。予取与舍,悉由张先生定夺。我个人觉得,将有关这些基本史实融进剧本创作中,会使全剧的情节更为丰富,高潮更能迭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