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委副书记周春山 重庆市委副书记张国清披露国资改革内幕
在重庆,除有“60”后明星书记孙政才、金融市长黄奇帆,闻名全国政商界,还一位不容忽视的高层官员,那就是市委副书记张国清。
——【恒丰资本研究院】荐读
公开履历显示,张国清1964年8月出生,河南罗山人,清华大学数量经济学专业毕业,博士研究生学历。
2013年4月下旬,张国清空降重庆,任专职市委副书记。履新重庆之前,张国清的职务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2011年,在他带领下,中国兵工集团成为首家营业收入迈上3000亿元新台阶的军工集团,被誉为“兵工少帅”。
而在之前2007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张国清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时年43岁,仅次于1965年出生的中国首位宇航员杨利伟成为第二年轻的候补中委。
在重庆一年多来,张国清保持了一贯的低调。海纳财经搜集了一下,重庆媒体对张的公开报道的新闻主要集中于部门、区县、国企、高校调研,以及外事接待。
而张国清在重庆承担的角色可能远远不仅于此。
重庆近年经济高速增长,但尚未实现如上海在长三角的绝对领导地位,同时,作为省级架构的直辖市,还有国企改革、工业化、信息化转型升级、城乡统筹等繁重改革。
作为技术派出身的官员,张国清在思考什么呢?
2月4日,重庆国资工作会议召开。张国清以市委副书记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作了总结发言。海纳财经独家获悉这份讲话录音,特整理出来,在此分享给海纳财经的读者,作为一份新年礼物。
出资人管好董事和董事会,董事和董事会管好企业,这是两个问题
这一年多,我到市属国企做了一些调研,与国资委的同志,市属国企的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在渝中央机构和金融机构的一些主要负责同志,都做过一些交流。我想把这一年多的这些感受,给同志们汇报一下,供你们在工作中把握。
我始终认为,出资人管好董事和董事会,董事和董事会管好企业,这是两个问题,既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也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如果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剪不断理还乱,企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乱象,我觉得和没有把这个两个问题区分开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今天谈几点体会的时候,我分层次讲,对出资人我想先谈几点我的一些看法。
对出资人我想讲的第一个就是,依法治企。依法治企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市,在我们企业治理方面的一些具体体现。这方面我感受到需要改善的空间非常大,随手拈来就是各种各样的笑话。
我先说一下个体出资人,这里有两个含义,我们有市一级的出资人,今天还有各个区县这一级的出资人,另外对市属国企的负责同志来讲,你对于出资人来说是经营者,对于你自己的二级企业你也是出资人。所以我讲个体出资人,并不是只针对国资委来谈这个问题。
我们常说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大概是在十四大那个时候提出来的,一直谈到现在。要搞清楚什么叫现代企业制度,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现代企业,因为没有人给定义。我问过二十几年前当时写文章的那一批人,他们在体现企业制度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并没有把现代企业理清楚,所以还是要回归到原始的状态,把这些问题理清。
现代企业区分于过去的传统的企业。过去的传统企业很简单的一个也是最本质的一个特征,就是投资者与经营者为一体。投资者即经营者,经营者即投资者,前店后厂。比如说开一个餐馆,我既是投资者,又是经营者,这是传统的企业,后来发展不行了,用马克思的话讲,叫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了。
从现在这些现象来看,就是投资者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社会化;经营者越来越职业化,越来越专业化;多元化、社会化的投资者和职业化、专业化的经营者分离了,成两个群体了,就不是过去的那种投资者就是经营者那种状况。这是现代企业的一个特征区别于传统企业的一个特征。所以说现代企业制度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把这两个群体结合起来。
而黏合起来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董事会,董事会是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的一个黏合体。所以谈现代企业制度,我们脑袋里要马上出一个概念,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董事会。有董事会的企业不一定是现代企业,但是没有董事会,这个企业一定不是现代企业,它不是充分条件,但是是必要条件,这个问题是绕不开的。只要我们谈现代企业制度,我们首先要把眼光聚焦到我们董事和董事会的功能发挥的怎么样,这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谈依法治企呢?我们观察到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那就是董事会和董事,履职职能发挥得不够好。观察我们重庆市属国企尤其如此,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董事和董事会的职责发挥得不是太好,远远不够。这是一种现象,往后要深究它的本质问题,董事和董事会的职责发挥的不够,它的权利要么没被行使,要么被侵犯,只有这两个可能。
所以我们引出两个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董事和董事会的履职能力问题,董事和董事会的履职能力建设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今年我们市委市政府决定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国企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来对待。
董事和董事会的权利是法定的
第二个就是即使董事有这个职能,董事和董事会作用发挥也不好,这个时候它一定是被侵权了。那我们再往下看,到底是我们的经营者自下而上侵犯了董事会权利的事情发生的多,还是我们的出资人自上而下侵犯董事和董事会权利的事情发生的多?
这个问题在中西方的答案是不一样的,在西方国家,企业税收解决的基础问题是内部人控制,为什么西方国家企业治理中总是把内部人控制作为解决的主要问题呢,是因为经营层自下而上侵犯董事会权利的事情发生的多。所以你看这些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都是搞信息经济学研究,都是在研究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决策问题,研究我这个企业被内部人控制以后,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最优的决策问题,它都是有现实的社会需求。
在我们这儿显然不是这样子的,有自下而上经营层侵犯董事会权利的事情,也有更多的是自上而下出资人在侵犯董事和董事会的权利。
我们为什么要讲依法治企,董事和董事会的权利是法定的。可能是出资人意识到了刚才谈到的这个问题,所以近两三年开始了这个新的说法,要向董事会放权。我看了之后心里很别扭,如果是我的权利,我让渡给另一个人,那是我向他放权,如果本来就是人家的权利,那叫物归原主,怎么叫放权呢?
这个问题还是要把它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逐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能谈到出资人,可能侃侃而谈,我是国有独资企业,所以怎样怎样,公司法在赋予董事和董事会权利的时候,并没有分你是国有独资企业还是股份制企业,董事会和董事的权利都是一样的,怎么到我们出资人那里的时候,这个事情就被分成几大类了,这显然是不合法的。
所以要加强董事和董事会的履职能力建设,今年确实要试点。因为一下子推行,确实有风险,风险在哪里?你们也别不爱听,确实我们有不少董事和董事会的履职能力是有限的。如果一下子就这么做到,也是有风险的,所以我们还是要逐步地、慢慢地走到这条路上。
但是都要起步,把该让董事和董事会行使的权利交给他,包括行使经营管理者的权利,考核评价的一些权利,就是所谓的公司法规定的三大权利,九小权利。该归位时就要归位,要逐步往这个方向走,总得要起步。还有很多的现象,时间的关系,不多说了。
比如说当我们的出资人,比如说我们政府相关的部门,国资委严格的讲,它是政府的特设机构,它应该是以管资本为主的专业机构。我讲政府相关的部门的时候,不一定仅仅是指国资委。比如说它做一个决议,做一个会议纪要的时候,政府都是出资人,他脑袋里头当时有没有这个概念,它出这个纪要的时候,做这个决议的时候,下这个文件的时候,给一个企业,他脑袋里有没有一个概念就是我这个时候是在行使社会管理者的职责,我还是在行使出资人的职责?这里有一个法律效力的问题。
如果你是行使社会管理者的职责,政府各个部门的纪要当然在法律效力上要高于董事会决议,董事会做出的决议也要合法合规,否则的话是无效的。但是如果是行使出资人的职责,这个时候作为出资人,出这个东西的时候,在法庭上的效力明显是低于董事会。因为政府再大,它只是一个股东,对于股份制公司来讲,董事会决议是多个股东共同的决议。这种情况很多,包括下文件,说起来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所以我们在依法治国这种大的环境下,是时候把依法治企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议事日程,这是我讲的第一点,依法治企。
作为出资人,我们在导向的时候,要注意到资产负债表的缺陷
第二点,对于个体出资人来讲,导向要进一步鲜明。出资人是举旗子的,拿指挥棒的,考核、方方面面的导向要特别鲜明。比如说我们谈导向的时候,有三个共同的导向,第一个导向就是要做到履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统一,其中经济责任肯定是基础,很难想象一个企业经济责任履行的不好,它能很好地履行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做不到的,这是一个导向,要走的导向。
第二个还有一个导向,我们是要追求资本积累。企业是经济人,怎么能不追求资本积累?但是我们更要看表外资产,这一点我想在这个时候特别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市委市政府看这个企业的时候,也要更重要的看表外资产。
资本积累都是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可以反映出来的,很多企业的资产,非常重要的资产、非常核心的资产,涉及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资产,它在资产负债表上反映不出来的。比如说人才积累、比如说资本积累,比如说文化积累。但凡是基业常青的企业,它一定要追求资本积累、技术积累、文化积累、人才积累、同步积累,肯定是四个同步,基业常青的企业,都有这四个特点,其中资本积累是基础。这也应该是一个导向,
我发现具体的企业治理中,遇到很多问题:比如说应收帐款,你们都很清楚的,应收帐款是企业的资产,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是企业的资产。我们在计算当期利润的时候,是假设应收帐款可以百分之百收回的,这就是权责发生制,权责发生制这种财务制度,它其实是有一些缺陷,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当我们有大量的应收帐款在账上的时候,它反而在我们的利润中反映出来,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核算企业利润的时候,是假设这些应收帐款在权责发生制下百分之百是可以收回来的,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很多应收帐款收不回来,有不少,特别是过了一定账龄期的回不来,它明明是坏账,是一个藏污纳垢的科目,但是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上反映的是一笔资产,在我们的利润上反而是一种加分的因素。
所以我说我们要重视这个企业,要重视表外资产,很多不是拿着资产负债表就可以的。全世界经济学家都知道,目前世界上这一套资产报表体系很不满意,但是也没有人发明出一套来代替它。现在只能是我们作为出资人来讲,我们在导向的时候,要注意到资产负债表的这种缺陷。
考核指挥棒更激进一些:让搞改革创新的人有甜头
共性的导向里面还有一个改革创新的导向。我就讲这三个,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统筹性的导向,资本积累,一定要将技术积累、文化积累、人才积累、企业全资产的积累作为一个导向。第三个导向就是改革创新的导向要更明确一些。刚才国资委负责人都谈到这个问题了,对我们的考核办法做了一些改进,我希望在改革创新这方面的导向的指挥棒更激进一点。 所谓的更激进一点,就是让我们搞改革创新的人有甜头。
先说改革,这个东西要以一种开放式的心态来看。比如说上一轮的国企改革,确实留下了几个问题,这实际上是上一轮国企改革不完整留下的,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各个省市都清楚这些问题。如果用财务语言说,它是一笔欠账,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之外,是一笔账外账。如果你不解决这些问题,它在资产负债表上反映不出来,如果你一解决这些问题,它马上就在资产负债表上体现出来了,还过去的账,记入的是现在的成本,时空错位了。
创新也是一样,科技创新、技术创新都要投入,它是为后人的收益在做投入。利润反映在未来,成本反映在现在,它也是时空错位了。像这样的东西,如果我们拿到资产负债表去考核,谁有动力去干这些事情?资产负债表反映不出来这些现时的贡献,所以要做一个相反的,力度大的,让他干这件事情。
我倒是觉得利用现在我们国企好的时候,能够把历史遗留问题解决掉的,哪怕付出一些成本,哪怕在你的资产负债表的某一个时点上,某一个节点上难看一点,就让它难看一点。越往后,成本就越高。
但是考核我们经营者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要把它区分开来。你的社会报表上就要实事求是,计入成本就是计入成本,亏就是亏,当期的成本增加了就是增加了。这是社会报表,我们不能作假。但是作为内部的管理报表,是可以做调整的。
我就假设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用了多少钱?如果不解决,我的利润增加多少,我就可以把这一块视同利润,甚至可以加大。国家在搞研发费,支持研发的时候,为什么按1.5倍计入成本,这都是一种导向。改革创新这方面的导向要进一步明确一些,这个旗帜要特别的力度大一些。
个性监管是企业监管的大趋势
这是共性的导向,还有个性的导向。
我在这方面都闹过笑话, 我2001年在哈佛商学院学习的时候,班上的同学基本上都是世界五百强的老板,我就抱着学习的态度:学你们,把你们集团的考核办法给我学习一下。我找了很多世界五百强的老板,都说我们没有。
我后来想,洋人真是抠门,我学一下绩效考核的办法,怎么能说没有呢?都说没有,后来是汉莎航空公司管考核的一个老总,他说我明白了你要的是什么东西。他说这个东西确实没有,我们有一个考核指引。共性的导向,具体的考核办法,一个企业一个办法,没有任何两个企业是一样的,怎么可能有一个办法用两个企业呢?
我突然明白了,人家是非常重视管理的针对性,个性化管理,这个东西是有道理的。企业行业不一样,发展阶段不一样,发展的规模不一样,发展的基础不一样,发展的条件包括政府给它的条件不一样。就算这些条件都一样,每一个企业面对的外部竞争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我们说改革的时候,一定是说某某企业的改革,当我们说发展的时候,我们要谈某某企业的发展,当我们说创新的时候,我们说某某企业的创新,因为改革、发展、创新在同一个时点上,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讲,内涵完全不一样。
你看刚才杰明同志讲话的时候,他点到不同的公司,不同的事,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企业的改革要一企一策,企业的发展要一企一策,企业的创新要一企一策,每个企业要干哪些事,不能大而化之,企业监管的一个大趋势就是个性化,个性化的监管,不是说我们过去出资人一年一步就做到这个,但是每年都要往这个方向迈一步。
社会发展有规律,自然有规律,企业也是有规律的,这些基本的规律不能违背,要往这个方向走,要往个性化的方向迈进,这也是个性化的导向。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讲这两点,依法治企,这是一。导向要激进一些,更鲜明一些,既有共同的导向,谈论了三条,也有每个企业不同的个性化的导向,这个要落实到工作中。我讲这些事,三五分钟就能讲完,做起来是一个系统工程,但要往这个方向走,现在企业政府的企业监管,出资人的监管,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个性化程度不够,我们重庆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这是我讲的第一部分。
更要注重机制性的改革
第二我想简单地对经营者提两点,第一点又回来了,要搞改革创新。刚才讲,作为出资人要有这个导向,作为经营者要搞改革创新,这个改革我是感觉到我们市属国企的主要负责同志,在一定时期把改革过于聚焦到体制性的改革,体制性的改革很重要,但是体制性的改革更多的是投资人的事,是出资人的事情。
体制性的改革无非有两条。第一混合所有制,该混就混,不能为混而混,我不再多讲,第二个国有资本的运营平台,怎么建怎么用,有一点,不会出现在国资委和国资委联系企业之间,再加一层,如果出现这种状况的话,三方面都不满意。
国资委不满意,它不能直接监管企业,加的这一层,投资公司运营公司,它也不会满意,它上面有国资委,企业也不会满意,它儿子变孙子,孙子降辈了,都不会满意。当一项改革方方面面都不满意,肯定成功不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把某一个市属重点国有企业改造成国有投资平台或者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大的这种扁平化的结构是没变的。
所以我们更要注重机制性的改革,在我们企业内部有大量的,即使在目前这种体制下需要做的很多很多的改革,要往前推动。每个企业都得有几项针对企业的改革,机制性的改革。包括刚才讲的,企业办社会的问题,移交的问题的问题,历史遗留的问题,人上人下、人进人出、人高人低的问题,都是改革,这些改革是不需要出资人的,所以这些都是企业可以做的基础性的改革,为什么没有人去做。
刚才讲导向要明确,对于我们经营者来讲,改革这个东西一定是个经常性的工作,不能明日复明日,明年还是改革,后年还是改革,反正一直是改革,我们已经改革三十年了,不能谈到多少年以后,改革都没动。
不能把创新弄得特别神秘
创新这件事,你说我们国企不搞创新,谁去搞创新?首先是技术创新,我在多个场合,在企业调研的时候,我都讲创新一定要把乱象理一理,我们一定要把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分开看,科学研究就是科学研究,是发现规律的,科学也不分高科学和低科学,所以无所谓高科技。
科学也没有发现规律,也没有高规律和低规律,它就是发现规律的,它就是科学研究的一套办法。技术创新,不是科学研究活动,技术创新一定要有市场目标,有市场目标的资源配置,要实现这个市场目标,所以技术创新这一本质的特征是经济活动,不是科学活动,就是企业要干的事情。
既然是经济活动,所以技术创新就是各级政府要抓的事,它是经济工作的一个方面,不要把它归为科学活动,科学研究是科学活动,技术创新就是经济活动,首先把这个区分开。
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企业,我们要搞,所以企业的导向要明确。要是这么看的话,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企业科研开发的投入,企业新产品的销售收入占的比重,科研成果的转化率,这肯定是三个最核心的指标。因此出资人对鼓励企业创新所有的政治支持都要围绕这三个指标。
市委市政府要开一个创新驱动的大会,我们在做这方面的准备,我总觉得我们技术创新的气氛不是太浓。咱们坦率地讲,重庆在搞科学研究这方面我们比不上北京、南京这些一线城市,我们是不是也比不上像长春、像西安这样的二线城市?因为当时国家的基础科技资源就是这么配制的,但是在技术创新方面,重庆还是有底蕴的。
我刚工作的时候,二十几年前,我就知道重庆有几家企业响当当,据说那个时候,川渝仪器仪表在国家那是数一数二的,我们现在的机电集团,当时信息化水平还没那么高,当时的机床,都是靠工人的经验来保证机床的进度,当时在全国是很出名的,这样的东西我可以数十个二十个出来。
重庆搞技术创新还是有底蕴的。那么现在技术创新这方面气氛不是太浓,如果说我们企业落后的话,一个是技术创新,一个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结合这两方面没有做好,它也是一种创新。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
改革和创新不是挂在嘴上的,怎么用一种办法,作为出资人来讲,怎么作为导向?我们经营者来讲,我们有一种动力,干这个事有什么好处?不能光靠思想政治工作,天天在会上讲这些东西。管理创新也是一样的,不能把创新弄的特别神秘,特别阳春白雪。
尤其是我们这些市属国企的这些主要负责人,谈管理创新的时候,一定要讲的特别庸俗,把它通俗化,不是阳春白雪。什么是管理创新,只要用新的理念,新的措施,新的办法,把过去没办成的事,现在办成了,把过去办成的事,现在办的更漂亮了,都叫创新。实际上每一个职工,人人都可以创新,创新在每一个人身边,人人都有创新的潜力,这才能给予创新的土壤,创新的光环。
成功的商业模式不是可以在外面买到的
商业模式的创新也是一样。不用管商业模式怎么学,看什么书,到这儿看什么书,引进这个。成功的商业模式都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具有唯一性,只要你一拿来,你已经失败了,没有说一个商业模式是走遍哪儿的。商业模式和软件一样,同志们知道,世界上最好的管理软件,都不是最好的,在市场上买的到的软件都不是最好的。
最好的软件都是人家自己的管理软件,它是核心体制的组成部分,绝对不对外。销售的好的商业模式也是一样,我们老讲,政才书记也好,奇帆市长也好,包括杰明同志各种场合都在讲,作为商业模式,过去一年讲的特别多,商业模式创新一定是自己创的,是一个非标准化的东西,不可以在外面买到的。
所有的成功的商业模式创新,各式各样,有一个共性的特点。
第一,它一定是放在全球化背景下,什么叫全球化,这个词听起来也不是一个特别邪乎的事。全球化说白了就是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流动,去找它能获利最多的地方,这是一个本质的特征。
第二个它一定是放在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信息化有两个最根本的特征:第一去中心化,以庞大的网络,若干的终端,无数的终端,谁有创意在一个终端点上,它就会变成这个网络的中心。第二个去层级化,一个大企业的老板可以和一个最直接的用户,偏远山区的用户对话,这就是信息化的特征,它一定是放在信息化的大背景下。
第三个它一定是强调个性化的需求。所有的创新性企业都有这三点,它有各式各样的成功的原因,这三点是必须的,一定是有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就是要追求以人为本的和以市场为本的统一。
我讲这么多,真是希望我们市属国企,改革的气氛浓一点,再浓一点,创新的气氛浓一点再浓一点,能不能在你们的工作报告里写,明年我改革我要做哪几件事?一二三四五六七,实在不行,一二三也行。能不能在你的工作报告里讲,明年创新上我要做哪些事,不管是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还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一二三四五六七,实在不行,写个一二三也行。
我这里就把这些东西纳入到考核里面,他把这些事情干好了以后,他能得到及时的激励,改革创新的气氛再浓一点,否则的话都是空对空,隔墙喊话,怎么办?这是我谈的第一个问题。
术业有专攻,求精不贪大
第二个问题我要谈谈,术业有专攻,求精不贪大。一定要搞专业化竞争,企业是有边界的。传统的企业的理论就是当企业的内部交易成本,等于它的外部交易成本的时候,企业的边界就确定了。一个企业在某一方面内部交易成本大于市场交易成本的时候,那就说明这个企业肯定干了不该干的事,有一部分你要甩给社会,叫别人干,这样企业的边界就确定了。
为什么老讲内部市场化,我们有太多的内部交易成本大于社会交易成本,但是照样还在我们内部,很多这些资产板块,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朋友们,当我们说通用电器、通用动力、通用技术,一听到GE、GD、GM这些词语的时候,马上在脑袋里蹦出几个产品。我们有些企业,要是不拉开企业简介的话,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术业有专攻,这方面我感觉到下一步改革的时候,这也是一个重点的方向。我们研究一个企业的匹配关系,你的总收入是怎么分配的,来自于那个板块,多少;你的总利润是怎么分配的,来自于哪个板块,多少;你的总资产是怎么分布的,来自于那个板块,多少。这个收入、利润、资产各个板块之间都有对应关系的,只要把这个图放出来,就知道这个企业资产配置错位在什么地方,哪些该干,哪些不该干,要讲专业化的投资人,还是要讲专业化。
确实有一个现象,也是一个乱象,还是要把它理清一下。现在企业越来越大,也不光是我们追求这个,大家都是这个趋势,怎么办,越来越大?它是两个趋势,不要把它混为一谈。企业的管理边界现在是越来越大,因为现在企业的管理已经超出了产权边界,所以有超产权管理边界的理论出来,为什么呢?我一个企业,我的核心部件的供应商是不是按照我的标准来生产,我一定要监管到位。
否则的话,它虽然和我没有产权关系,它是另外一个企业,它和我有责任关系,有法律关系,所以企业的管理边界是在不断地外延的,这确实是一个大趋势。
但是另外一定要看到,企业的产权边界在回归,你是吃什么饭的,就是吃什么饭的,我们期待着把我们市属国企的历史遗留问题,社会问题、企业问题给解决了,然后每一个板块产权边界都非常清晰,然后企业重组就很简单了,就是搬砖头,按照专业化来搬砖头。我要垒一个这方面的砖头,现在砖头之间都是粘黏着的。
当时有个同志跟我讲,一定要混合,混合到什么程度,我说你混不了。要混之前,首先要洗澡,把自己洗干净,那些坏账,要切割,要洗澡,把这些事干完以后得多长时间,怎么可能一步混合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期待着市属国企将走到专业化的路上去,企业多几个少几个这都不是本质的问题,甚至还可以多几个,但是一定要走到专业化道路上。
把历史的负担、包袱该切割的切割,把注重机制性的改革,然后用搬砖头的办法,那时候重组就很简单了,该搭到哪个地方就搭到哪个地方。
再说就是总量数据,我们的总量数据很好看,在地方省级的国企中,应该说我们有问题解决问题,总的来讲还是不错。但是你要分析结构的时候,总量有时候会害死人,它能够掩盖问题,你要分析结构的时候,你把我们的数据打开,把它打开,看看来自各个板块的分别是多少,揭开一层矛盾就出来一层,这方面的意识要加强,吃什么饭就是吃什么饭的,这个要搞专业化经营。
企业的边界要理清楚,这也是下一步改革的一个方向之一,我对企业的经营者谈这么两点。
最后,可能有会人说,你副书记跑到这儿来,你也不讲发展问题,给我们讲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说了一大堆。我就说,这些问题,我不是讲这些问题解决了,企业自然就发展了,但是我刚才讲的这四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企业肯定也发展不了,它不是充分条件,企业发展的充分条件很多,但是它一定是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我就权当我讲的这些事情都是讲发展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