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少将 王长江(原第六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开国将领)
王长江父名学海,为清末秀才,母杨氏,育有三子,王长江为次子。王长江从小便由父亲教文识字,随后进入由父亲执教的县立高等小学堂学习。课余时,王长江在喜练“八卦掌”,并立下了从军报国的志向。1915年1月,王长江自费考入了位于保定东关的陆军第2师(师长王占元)军官子弟小学(校长马雪坡)。
但半年后因家庭经济拮据,父亲王学海劝其退学。幸得保定军校校长曲同丰视察学校,在了解到王长江学习成绩优秀之后,主动提供学费于王,使其顺利得以毕业。
9月,子弟小学更名为陆军官佐私立中学堂,王长江继续学业,并于1917年7月投考清河陆军预备学校。在此次投考的2000多名学生中,校方只录入800名,王长江以第189名的成绩考入了预校。
王长江进入预校编辑
清河陆军预备学校接原为第一陆军预备学校,已举办有三期。王长江进入预校时,改称清河预校,但在期别上仍沿袭前制,称为第四期。当时的预校校长毛继承,一年后由教育长钱选青接任,王长江被编在第2连(连长徐士铨)第3排(排长赵得溥),于9月1日正式开学。
1919年10月王长江学成毕业,被派到西北边防军第1师(师长曲同丰)第2旅(旅长程长发)第4团(团长马登瀛)第3营(营长丁万青)第12连(连长蒋伯溶)第3排(排长廖弼宸)9班当入伍生。
当时的师长曲同丰是保定军校的老校长,他对于这些即将进入保定军校就学的准军官们来说都十分照顾。而王长江在入伍期间的出色表现,渐得曲氏注意,这对他今后得曲氏提携创造了条件。此外他还于第9连的边章五、第11连的何基沣结为异姓兄弟。
陆军部原计划将这批预校学员在经过两个月的正兵、两个月的副目、两个月的正目之后升入保定军校接受正式的军官教育,但随着直皖战争的爆发,保定军校受影响而被迫停办。在面对无法入校学习的尴尬情况下,王长江决定留在部队效力,作为师部少尉差遣员的身份参加了在涿州松林店的战斗。
皖系战败后边防军被解散,王长江又投入直系第23师(师长王承斌),被任命为第46旅(旅长孙清山)第91团(团长郜汝廉)第1营(营长孟绍濂)第3连(连长张锡敬)上士文书,旋经过上士考试被记名为准尉司务长。
1921年8月,王长江终于收到了军校复学的通知。于是他连夜收拾行囊前往保定入学(校长张鸿绪、后易孙树林,教育长孙树林、后易赵协彰),被编在步兵第5队(队长王风崮)第6分队(分队长梁耀章),习步兵科(科长王若愚)。
在王长江所属分队中,有何基沣、应鸿纶、周树棠、何章海、周福成、刘书春、施国宪、贺粹之等人进阶为将军。王长江入学后不久,就碰上了一场人事调动的风波。由于校长张鸿绪有意排挤出生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队长和教官,导致这批人联名罢教,并鼓动学员起而响应。
但是王长江等九期学员皆认为学员是学校的主要组成者,是学校的主体,师长们之间的派系之争,不能影响学员们的学业。于是九期生取得一致意见,联名向陆军部请求迅速解决校内人事纠纷。
此外,九期生还在没有队长和教官的情况下,坚持按时上课、出操。事后,陆军部将闹事的队长和教官解职,平息了这一事件。这是王长江在军校就学期间遇到的第一次风波,然而军校的教学计划并没有因此一帆风顺。
一年后,军校因直奉战争爆发而被迫宣布提前放暑假,王长江便重新回到位于霸县第23师参谋处,作为中尉差遣员随部参战。战争结束后,属直系的第23师士兵因战败无人约束,竟公然在保定军校宿营时实施抢劫,致使校内教学器材全部毁坏,校舍被焚。
此后军校虽然复学,但却困难倍增。尽管如此,王长江返回军校后还是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学习,于1923年8月完成了学业。第九期的毕业典礼由国务总理张绍曾主持,办的极为隆重。但是毕业之后,校方却迟迟不发给毕业证书和分发证件。
按耐不住的九期生们全部拥到校本部质问原因,终于由教育长赵协彰出面下发了毕业证书和分发证件。原来军校经过历次磨难之后,已无能力续办,当时的校务早就陷入停滞状态而无人办公,若非学员质问,恐怕还会拖延下去。而在九期生毕业之后,保定军校也随之宣布停办了。
王长江在军校毕业后被派到第23师(师长王承斌)第46旅(旅长孙清山)第91团(团长赵炳章)第1营(营长章辅卿)第3连(连长张染青)任见习官。年底,王长江与身在广州拜会孙中山的曲同丰取得了联系,并受到了曲氏的影响而同情南方革命。
不久,王长江就因为替南方输送兵源而被撤职通缉。幸得参谋处同僚通风报信的王长江连夜离开部队,由于南方道路不通,他便改投与直系为敌的奉系,在东三省陆军第27师(兼师长张作霖)第19混成旅(旅长高维岳)第30团(团长刘伟)技术大队中尉大队附。
1924年3月大队解散,王长江改任第3营(营长车得仞)第11连(连长单增)担任中尉连附。同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混19旅奉调前线参战,并担负进攻山海关正面八里庄阵地的作战任务。在战斗中,王长江身先士卒带头冲锋,不幸腿部受到重伤,被送回沈阳进行治疗,一同参与进攻的同学——第9连连长王儒林阵亡。
王长江住院修养期间,因目睹医院内部的贪污腐败行为而决心脱离奉军,投靠寓居天津的老师曲同丰。1925年7月,曲同丰被任命为北京政府航空署署长,王长江随之出任该署上尉主事,专司监印。1926年2月,曲同丰因受到张作霖的排挤而被迫辞职,王长江也随之离职,并随侍曲氏前往山东。
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得知这一情况后极力延揽曲氏,并让出了济南辛庄的陆军将校实施学校校长一职。曲同丰见张氏盛情难却,便同意试办,并将追随他一同入鲁的学生安排入校执教,其中王长江被任命为中校教官。
1926年12月又改任军士教育团第3营中校营长。王长江积极配合曲同丰按照保定军校的办学模式实施教育,但却遭到了军校旧派教官和队长的抵触。曲见难有作为,在勉强办到第一期学员毕业之后便辞去了职务。
王长江见曲氏离职失去靠山,便与军校同学谷锦云等商讨出路问题,恰逢博野战老乡、保定军校第五期学长张荫梧在阎锡山的北方国民革命军第7军担任副军长,王、谷等人便决定投效该部。
王长江投效晋军编辑
1927年7月,王长江在抵达大同被张荫梧任命为第7军(兼军长阎锡山)参谋处少校作战参谋,并奉命前往南口地区侦察地形。王长江着便衣到南口,连日到长城线上测绘略图,此后又到北京侦悉敌军情况,为第7军提供了许多珍贵情报,受到军长张氏的嘉奖。
同年10月,王长江随部参加北伐。在攻占宣化的战斗中,王将曾在奉系高维岳部服务所了解的情况告之代理军长张荫梧,为击退高部提供了基础情报。但奉军随即以汤玉麟、张作相、万福麟等部实施反攻,第7军不支,在经过六天六夜的激战后遭到重创,张荫梧被迫率部退回山西,固守雁门关不出。
1928年3月,阎锡山再次组织部队参加北伐,王长江在这个时候调升第9师(独立第15旅扩编)中校参谋主任,辅佐师长陈长捷出雁门关对当面奉军发起进攻,一直打入河北,直逼保定。
张学良为保保定不失,急调刘多荃的卫队和于学忠第20军占领满城。不料陈长捷师进展神速,在刘部刚抵达一亩泉时,便对该部发起夜袭,一举将其击溃。过后赶到的于学忠不甘失败,又组织所部对陈师发起反扑。当时陈师仅有两团兵力可用,形势十分危急,张荫梧为拿下保定也不愿放弃满城,立即调集兵力增援第9师。
王长江随师长陈长捷在一亩泉坚守阵地,使于学忠组织的几次进攻皆未得逞,终于坚持到援军抵达。满城的得失关系到保定的安危,张学良见于军屡攻不下,保定又无兵可调,被迫下达了撤军的命令。而第9师见奉军撤退便一路追击,一直打到北京外围的琉璃河。
北伐结束后,国民革命军为精兵简政便召开了编遣会议。王长江在这次部队的编遣中被编余,幸得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的帮助,在警司交际处任中校科员。1929年3月,由直鲁联军张膺芳军改编而来的第42师125旅所属两个团长不服旅长楚溪春的指挥,阴谋实施兵变,事为兼任师长的张荫梧察觉,立即调动部队将第125旅官兵缴械整编。
此时,张辞去师长兼职,调冯鹏翥接任师长,王长江也在这个时候被派到第125旅第251团(团长周树棠)担任第2营中校营长。
王长江在军校毕业后虽然任职颇多,但这是他第一次独当一面的指挥一支部队。王长江在晚年回忆到,他为带好部队“以营为家……每周单独找士兵数人谈话。加紧训练,以身作则,制订训条。每早起床在前,到操场走前,带领全营跑步,作体力锻炼等,查课查铺。
把整个思想和精力都花费在管训部队上。主观上想把部队练成精锐之师。这时部队住在北京皇寿山营房内。管训都很便利。此时旅提出技术竞赛(器械体操,刺杀,投弹三项)。我更下工夫,督促各连认真演练。到当年秋季决赛时(共九个营),平均分数引为第一。获得银杯等奖品”。
从1929年3月起,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等先后率部反蒋,阎锡山也已蠢蠢欲动。1930年3月,阎氏在联合到李宗仁、冯玉祥等割据一方的实力派共同反蒋之后,将所属部队大肆扩编。王长江营被改编为第27师(师长黄光华)第81团(团长刘春岭)第2营中校营长。
中原大战爆发后,王长江所在的第27师进入山东与韩复榘部作战,后驻防桑梓店,担负河防任务。同年9月东北军入关协助中央军作战,阎、冯、李联军迅速失败。第27师于此时退入山西,据守六岭关。
1931年1月16日,第25师接受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的改编,王长江营被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第4师(师长冯鹏翥)第7旅(旅长黄光华)第14团(团长蒋纪珂)第1营,王仍任少校营长。6月17日,所部又根据国民政府陆军师的统一番号改称第67师(师长冯鹏翥)第198旅(旅长黄光华)第396团(团长蒋纪珂)第1营,王仍任原职。
王长江冀中抗战编辑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张荫梧奉命带着教导团的骨干前往河北组织民训处,王长江也随同前往河北保定,就任特务大队上校大队长。10月,由于河北大部沦陷,王长江随部队撤往陵川。1938年1月,张荫梧将民训处改编为河北民军,并就任总指挥之职,王长江升任民军少将副总指挥兼第1民军区司令,指挥由特务大队扩编的第1团(团长姜镇清)在河南林县、汤阴、淇县地区活动。
第1团成立时,人员装备都所缺甚多,王长江将特务大队分散搭建了三个大队部,并命团长姜镇清在河南焦作招募豫籍爱国青年,编组为第1大队(大队长李廉清)和第3大队(大队长于善文);将第29军、第53军的散兵编组为第2大队(大队长马庆堂)。
在第1团中,团长姜镇清和李廉清都是王长江在32军时期的同僚,马庆堂原为第53军连长,仅马庆堂原为中学教师。
此后,王长江又根据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命令,将缴械的“抗日救国”第1军张仁杰部武装装备第1团,使该团人枪齐备,成为张荫梧三个嫡系团之一。
1938年5月6日,王长江通过情报得知日军驻汤阴的一个中队即将前往大胡、窑头地区扫荡。王长江为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决定以所属第1团在潘荒地区埋伏。当天上午十时许,第1团在日军中队进入伏击圈后,当即发起进攻。
由于日军中队长反应迅速,在站住脚跟后开始组织反击,王长江以灵活的机动战术与日军周旋,始终不让该股日军突围。战至下午,日军中队长被击毙,剩余日军在坚持到入夜后借着夜幕扔下了大批枪支和16具尸体狼狈逃回了汤阴。
民军第1团初战告捷,战果虽小,但极大鼓舞了整个民军的士气。此后王长江又率领所部在平汉线上破坏铁路,炸毁日军运输车辆,有利的策应了国军正面战场的作战并受到战区长官部的嘉奖。就在第1团屡创佳绩之时,团长姜镇清却因为处理问题不当被中校团附苗某刺杀。
张荫梧得知后极其震惊,一方面下令通缉苗某,一方面命令该团少校校团附王致和带着部队立即返回陵川整训。第1团抵达陵川时,王长江保荐第1大队长李廉清继任团长,但张荫梧却表示反对,反变相的将李调为第1民军区参议,团长一职准备另行派人接替。
这一决定遭到了王长江的极力反对,经过协商,张同意团长由王兼任,但第1大队大队长则由张的亲信王效孔接任。这样一来,王长江虽然拿到了第1团的指挥权,但所属三个大队却并不能像原来那样军令统一了,王、张之间的关系也随之产生了裂缝。
1938年9月,张荫梧为吞并在博野的张存实民军,鼓动张部团长张文祥、李侠飞兵变,并将张、李两部改编为民军第9团。同年12月初,张又派遣王长江带着第1团、第6团和第7团以“发展抗日力量,守土抗战”为名进入博野,企图在冀中扩大势力。
当时在冀中地区驻有八路军冀中军区吕正操部,吕对于张荫梧的行为曾以“维护团结统一抗日”予以劝阻,但张仍督促王长江部急进。对八路军素有好感的王长江在受领任务时就很不情愿充当国共摩擦的先锋,他在带着所部第1团进抵滹沱河南岸时便滞留不前,延缓时机。
王长江为了探明八路军的态度,于一天夜间亲带一名贴身警卫秘密进入博野城与原博野民军司令张存实取得联系,随后又在张的引荐下前往丘青塔镇的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部同吕正操会面。经过一夜长谈,王长江在吕、张的说服下同意按兵不动。
对于王的行为,张荫梧深感不妙,他一面给王长江以统率冀中各路民军的名字,一面命博野民军继任司令吴嘉谟监视王的动向。此外,王长江因拖家带口生活有所困难而想民军总部借款,又被经理处长王子经所拒绝。于是王长江在失去信任和反对与八路军搞摩擦的情况下,决定寻找时机脱离民军,投入八路军麾下效力。
1938年12月中旬,王长江在张荫梧的再三催促下,终于带着部队进入了冀中。而在实际上,王已同冀中吕正操取得联络,并定下了准备脱离民军的计划。王在进入冀中后,将亲近的第1团布置在博野,第6团和第7团分别朝定县、安国方向布防。
12月16日,八路军冀中二分区的三个大队(相当于团)突然将王长江的三个团和后继进入冀中的民军特务团共4000余人分割包围在博野县小店、西杜村、北邑、南邑和安国县黄台、北都、西佛落、东佛落地区。
王长江利用这个机会率第1民军区参议李廉清、参谋长李奋斋和第1团第3大队在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后实施战场起义。失去统一指挥的第1团主力和第6、第7团在八路军的进攻下被逐个击溃,战至第二天凌晨,仅剩200余人突围而出。是为“民八事件”(民军投奔八路军)。
王长江率部投入八路军后,与张存实部、张子元部民军并编为三个团,分别以刘平、张干亭、王革非担任团长。1939年2月,王长江正式宣布就任冀中民军司令员一职,以张存实任副司令员,边冠三为政治部主任。同时,王代表冀中民军全体官兵正式通电张荫梧,完全脱离河北民军。
1939年5月,冀中民军奉命与八路军第120师特务团、先遣支队等部合编为冀中民众抗日自卫军,王长江任司令员,张存实任副司令员,刘子奇任政委。冀中民抗辖两个总队,分别以张子元、孙然任第1、第2总队长,王先臣、邓东哲任第1、2总队政委。
冀中民众抗日自卫军成立后,随吕正操的冀中军区部队转战深县、武强、饶阳、安平地区,对进犯冀中的日军伪以坚决的抗击。如1939年6月在饶阳击退日军一个大队。8月又在武强击溃日军一个大队,日军仅剩80余人突围而出。
同年10月,冀中民抗又与冀中军区挺进支队合编为冀中军区警备旅,作为军区的机动部队使用。王长江任旅长,张存实任副旅长兼参谋长,旷伏兆任政委,所属部队分编为两个团,由张子元、王先臣任第1团团长、政委,赵东环、谭斌任第2团团长、政委。
1940年2月,八路军总部为了有效打击摩擦专家朱怀冰的第97军,决定调冀中警备旅进入太行山参与作战。根据第129师师长刘伯承的部署,王长江的警备旅编入中央队,其任务是协同青年纵队进攻第97军补充团。3月5日,冀中警备旅和青年纵队按计划发起进攻,经一天激战,重创补充团,并连续攻占50余座碉堡。
8日,警备旅又奉命配合南进支队向林县败退的第97军发起追击,至11时共歼灭97军3000余人。紧接着,警备旅又从孝子庄、大河头继续向北进行包抄,于下午15时配合友军在林县东北地区重创第97军,并俘虏第94师参谋长蒋希文。
此战,第97军损失8000余人,元气大伤,此后再也无力与八路军作对。时任第129师政委的邓小平在战后赞扬警备旅“打的好,完成任务突出,立了功”。
1940年8月1日,王长江在旷伏兆,周干民的介绍下加入共产党。同月20日,警备旅参加百团大战,奉命对日军井陉以东至石家庄之间的正太铁路实施破袭战,并负责阻击由石家庄出动西援的日军部队,为保障八路军主力攻占井陉和娘子关作出了重要贡献。
9月,王长江奉命兼任冀中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旷伏兆为政委,韩伟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六军分区位于华北铁路枢纽石门南侧,西临平汉铁路,北靠沧石公路,南面是滏阳河,东与八分区相接,主要活动区域在藁城、晋县、栾城、赵县、元氏、宁晋、束鹿、束北、深束和深南等县。除警备旅外,分区还辖有回民支队(支队长马本斋)、教导团、抗大二分校第3团、骑兵第2团等部。
王长江到任后,根据军区的指示,沿石德路、沧石路、滏阳河由东向西与日伪军(以日军第15混成旅团为主)展开长期的艰苦斗争。9月20日,为配合晋察冀主力部队发动涞灵战役,六分区部队奉命在石德铁路段实施破袭战。
是月下旬,王长江又以所属警备旅第1团和回民支队在豆腐庄伏击由赵县出动的日军,同时还分别击退了由商邑、宁晋出援的日军,共毙伤日军300余人,缴获枪支200余支,子弹万余发,是为六分区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胜。
11月15日,六分区为配合冀西山区的反“扫荡”,又奉命在晋县至衡水段公路实施破袭战。自9月至12月间,六分区部队对日伪军连续发起60余次破袭战,累计破坏铁路达100公里以上,发动群众达7000余人,使日军企图在11月底修通石德路的计划成为空想。
从1941年开始,六分区部队又对日伪军发动200余次作战,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俘虏伪军600余人,累计缴获迫击炮两门,枪支600余支,攻克据点4个,彻底破坏了日军对六分区的蚕食。
1942年5月,日伪军集中五万余人的兵力对冀中军区实施“铁壁合围”的“五一大扫荡”。六分区在得知日伪军的行动后即部署反“扫荡”,由于众寡悬殊,六分区在抵御日伪军的作战中遭到了重大损失,其中警备旅第1团政委陈德仁、参谋长郭慕汾、军分区宣传部长张仁槐皆不幸阵亡。
六分区在坚持到7月上旬时,根据冀中军区的命令开始分散转移。7月13日,由王长江、旷伏兆率领的军分区机关和警备旅第2团五个连在行至冀南地区馆陶县的北阳堡与追击而来的日伪军突然遭遇。
王长江当机立断,马上命令战斗部队抢占北阳堡构筑工事,抵御日军。战斗打响后,警备旅五个连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依托村落的围墙和临时赶筑的简易工事顽强阻击了半天。战斗期间,军分区的电台在与军区通报情况时又遭到日军炮火的轰炸,王长江又马上决定关闭电台,避免了指挥部遭到厄运的可能,但也一度使军区以为六分区主力被日军歼灭。
在进攻的日军方面,其联队长见屡攻不下亲自上阵指挥,结果被击伤,接替指挥的大队长又随即被击毙,在此情况下日军被迫向济南请求增援。
而六分区的部队在掩护当地群众转移后,也借用夜色脱离了战斗,后到范县与军区主力会合。北阳堡战斗,警备旅毙伤日伪军500余人,击毙日军大队长,而自身只伤亡81人(其中阵亡11人),被列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王长江商震部将编辑
1931年7月,第13路军总指挥石友三在河北邢台发动叛乱,南京当局立即调遣部队南北合击石部叛军。王长江所在的第67师于7月22日奉命出兵娘子关直攻石家庄,以协助主力侧击叛军。此时指挥第67师的32军军长商震正图谋脱离阎锡山的控制,便利用这个机会直接命令该师所属两个旅长(皆为商氏旧部)撇开师长冯鹏翥,径直进入河北。
8月5日叛军被剿灭后,67师的两个旅则听从商震指挥滞留在河北邢台,而作为营长的王长江也只能随波逐流的跟随了商震。1932年4月29日,王长江的部队又被改编为独立第39旅(旅长黄光华)第417团(团长蒋纪珂)第1营,王仍任营长。
1933年1月,日军侵占热河,长城抗战随即爆发。独39旅奉命开赴前线,在滦河西岸构筑防御工事。2月,国民政府为壮大声势,将前线参战各独立旅皆扩大为师级番号,王长江营在这次变动中改番号为第139师(师长黄光华)第717团(团长蒋纪珂)第1营。
3月4日,日军混成第14旅团米山先遣队一部占领冷口,使第32军侧背受到威胁。商震决定立即派第139师驰赴迁安以北地区,并迅速向冷口发起进攻,师长黄光华领命后决定以所属第717团担负进攻任务,而团长蒋纪珂则选定王长江的第1营为主攻部队。
3月7日拂晓,王长江的第1营向冷口发动突然进攻,日军措手不及仓皇抵抗,经数小时激战,王营于上午五时收复冷口,并将残留日军全数驱逐。蒋纪珂见首战得胜,又命令所属第3营跟踪追击,留第1营在冷口构筑防御工事以备日军反扑。
随着战局的发展,长城沿线国军各部皆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4月9日中午时分,日军第16师团一部500余人再次攻击冷口,王长江督率所部坚守阵地,数次击退日军的进攻。战至11日,第139师所属三个团都陷入苦战,此时日军宫崎支队又向冷口右侧背迂回。
商震见两面受敌阵地难以支撑,被迫命令第139师放弃阵地撤回滦河西岸。当139师开始撤退时,王长江营又临危授命,留在阵地上断后,以掩护师主力安全转移。5月15日,中日两国签定停战协议,长城抗战随之结束。由于王长江在冷口的表现被提拔为中校营长,并于1935年7月17日获颁青天白日勋章,是为该勋章的第65位获得者,也是参加长城抗战诸将中的第46位获得者。
长城抗战结束后,王长江随部移驻邯郸。1933年10月被商震保送中央军校高教班第二期(主任徐权)受训,至1934年6月毕业后仍回任原职。三个月后,第717团团长蒋纪珂调任他职,在继任团长未来时,师长黄光华命王长江代理团长职务。
1935年3月,土匪刘桂棠部1600余人窜入邢台以北地区,危害到平汉铁路的交通安全,商震命令139师负责剿灭这股土匪。黄光华根据匪情,决定发挥所部激动力量的优势,以第717团为追剿主力,在军骑兵团和装甲汽车的配合下事实追击。
此时新任团长张效援已经到任,王长江回任原职,并担负追剿先锋。刘桂棠没有料到国军行动会如此迅速,见进攻部队来势汹汹,仓皇率部逃窜,王长江等部紧追不舍,不给土匪以喘息之机。经两天两业的追击,终于在南宫地区将这股土匪聚歼,刘桂棠仅率40余人突围而出。此役,第717团俘匪700余人,缴获枪支800余,王长江也受到了军委会的嘉奖。
1935年6月,商震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调王长江到天津担任省水上公安局局长。王在任上克尽职守,屡次破获水上走私案件,深得商震嘉许。12月8日,商震辞去省主席职务,王长江也随之卸任返回第32军报道。由于当时该军人事已满,王只能屈就军部上校服务员。
1936年3月19日,王长江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官为陆军步兵中校。同年6月,张荫梧在山西接任晋绥军官教导团团长,王长江受张氏之邀,返回太原出任教导团步兵队上校队长,旋又改任步兵科主任教官。
王长江晋北骁将编辑
1942年8月下旬,王长江指挥警备旅抵达范县并经过半个月休整后,掩护军区机关进入太行山根据地。11月又奉命兼任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秦基伟)副司令员。1943年11月,王长江奉命率冀中警备旅转移到晋绥边区,并兼任第八军分区司令员,此时的政委是张永清,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为张希钦。
八分区地处同蒲铁路以西,汾(阳)离(石)公路以北,西连三分区,北连六分区,东临太原,辖有汾阳、文水、交城、太原(县)、清源、徐沟,以及静乐、阳区、离石的部分地区,该地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通往晋绥边区的南大门,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军分区辖有原来警备旅改编的第1、第2支队,以及第4团、第5团等部。
王长江到任时,日伪军已经采用点线封锁的方法,将八分区分割包围。1944年3月28日,日军1400余人对八分区发起“扫荡作战”,王长江指挥所部运用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与日军交战十余次,不仅取得了歼灭日军230余人的战果,还适实配合晋绥军区主力发起反攻,对晋绥根据地的巩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8月28日,八分军与三分区根据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的部署,展开了以攻击忻(县)静(乐)、离(石)岚(县)公路沿线日伪军据点的秋季攻势,先后袭击和攻占了离岚公路沿线的马坊、胡堡、开府、峪口、横泉等据点,切乱了离石公路。
9月初,日军又以1000余人分别从宁武、东寨、忻县、三交等据点出动,向晋绥军区第六、第八军分区发动“扫荡”作战。
王长江的八分区又在三分区的配合下在离岚公路上的西属巴、赤坚岭、前纳会等地伏击日军。9月14日夜,王长江指挥所部乘日军在晋南的重要军事据点——汾阳驻军不足的情况下发动了突然进攻,袭击了汾阳城外的火柴公司、飞机场、火车站以及城北的大营盘,在歼灭伪军一部后顺利撤出战斗。
第二天又再次袭击了上述目标,烧毁了火柴公司哨楼,破坏火车站、飞机场和电灯公司等重要设施。16日,王长江又大胆的对汾阳西北的协和堡日伪军据点发起进攻,经一夜白刃战,将据点守军全部歼灭。
在23日以后,八分军又先后攻克和收复了娄烦镇、东渡和交城以西的东社、五元城等据点。是晋绥军区参战各部中战果最大的一支部队,美国记者爱拨斯坦还就汾阳战斗亲自前往八分区采访并予以报道。
王长江八纵参座编辑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王长江曾率部策应友军收复归绥的战斗。同年12月调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校长(政委杨尚高)。半年后七分校结束,王长江于1946年8月调任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副司令员。绥蒙军区是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夕由塞北军分区改编而来,其前身可追述到1937年成立的游击支队和1938年成立的骑兵支队。
王长江到任时,正值绥蒙军区部队进攻集宁失利,被迫转移到山西雁北地区开展敌后游击的困难时期。
此时司令员姚喆组建前进指挥部在前线作战,留王长江在左云负责民兵组训和粮秣工作。不久,老家传来长子王京生因手枪走火身亡的噩耗,王长江为保障前线作战部队的兵员补给,强忍悲痛坚持工作。1948年8月底,绥蒙军区机构大部在左云改组为西北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姚喆),受华北第3兵团司令员杨成武的指挥,王长江于此时调任8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948年9月,王长江随部参加绥远战役。24日,8纵由左云出发,配合友军先后攻占丰镇、集宁。27日,8纵奉命主攻集宁,仅用了半天时间就全歼守军2400余人占领该城,击毙整编骑兵第12旅副旅长兼城防司令王炳儒。
由于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调第35军主力附三个骑兵旅向归绥和集宁增援,8纵又于30日奉命放弃集宁,转移到集宁以南和以西地区监视傅作义部动向。此后,8队又先后攻占了陶林、乌兰花和武川。11月中旬,第8纵队又奉命在包头、萨县地区坚持牵制敌军,至28日结束任务向绥东的卓资山、集宁地区转移。
随着平津战役的开始,王长江所在的第8纵队仍奉命坚持在绥东地区牵制傅作义部,有利的策应了第四野战军在天津、张家口等地的战斗。平津战役结束后,第8纵队又先后在陶卜齐、旗下营、舍必崖等地歼灭国军第7师一部。
1949年2月下旬,第8纵队改编为第8军(军长姚喆),王长江任副军长兼参谋长。同年4月曾经配合察哈尔军区部队堵击由大同突围的国军。大同解放后,王长江又随部移驻集宁休整。1949年5月中旬,第8军奉命撤消番号,所属部队与绥蒙军区合并为绥远军区(司令员姚喆)。
6月29日,绥远军区正式成立,王长江任军区第一副司令员。8月又调任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参谋长兼军区直属党委副书记,随后又兼任开国大典阅兵副总指挥。
1950年8月调任华北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孙毅)副校长兼教育长,其职责主要是为军区培训排职干部,并轮训军区各部队的连、营、团级干部。同年11月3日华北官校改称华北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孙毅),王长江仍任副校长兼教育长。
此时学校的教育任务改为“为华北部队培训适应现在战争需要的营、连、排指挥干部”。1951年3月5日,学校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改称第六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孙毅),王长江继续担任副校长兼教育长。
王长江晚年病废编辑
1951年6月19日,王长江因介绍昔日部属张树桥(第717团1营副官)在石家庄公营中海炼油厂工作时未能察觉张是特务,王的介绍给张树桥搜集情报提供了便利。张被逮捕后,高级步校党委将这件事上报给军委总政治部,王长江受到了降职降级并留党查看的处分。
1952年6月,王长江被重新起用,并调任山东军区荷泽军分区(司令员张耀汉)副司令员。1955年7月升任司令员(政委杨毅,副司令员杜雨生)。此时军分区辖有荷泽、郓城、巨野、单县、曹县、甄城、定陶、东明、梁山、成武、南旺、复程等12个县人武部。同年9月,王长江被授予大校军衔。1957年6月18日又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1956年10月,王长江因病离职,并移居青岛修养,一年后迁居济南。1963年又移居无影山干休所。1978年11月17日,王长江因脑血栓医治无效,在济南军区总医院(90医院)病逝。济南军区参谋长王金泉主持了追悼仪式,李达、吕正操等发来唁电。王长江死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安葬于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王长江生前著有《自传》。
王长江原配张小烦(河北蠡县人,1954年6月13日在博野去世),续娶蔡会珍(河北临漳人,2001年7月16日在济南去世)。其中张小烦育有王京生、王京平,蔡会珍育有王魁英(女)、王德英(女)、王立平、王俊英(女)、王素英(女)、王国平、王幸格(女)、王重玖,这些子女分别居住在北京、保定、青岛、济南和太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