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反鲁原因之考探——以《苏雪林日记》为例
【摘 要】苏雪林扮演反对鲁迅的急先锋并以之为“事业”,国民党政府的推手作用固然不可忽视,但根本原因还在于苏雪林偏激的性格。正是其恨屋及乌,固执己见,皂白不辨,夸大歪曲,简单粗暴,主观恶意,老调重弹,肆意渲染的偏激性格,使其在反鲁“事业”中,思维上对立,情绪上极端,语言上恶毒,内容上重复。这既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但更多的是个人的悲剧。
【关键词】苏雪林;反鲁;原因;苏雪林日记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 2012) 02- 0140-5
苏雪林高调反鲁世人皆知,她执拗地将“反鲁”视为毕生的事业更成为文化界的一个笑柄。苏雪林为什么会终生反对鲁迅?是什么因素导致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捍卫”自己“反鲁斗士”的“声誉”?除却迎合国民党意识形态之需要外,是否还有其个人的性格因素在作祟?因为在我们看来,苏雪林的反鲁几乎都是毫无道理、毫无事实根据的“本能性”反应,这就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索不再考辨于外部恩怨的前因后果,而是转向对其内在自身动因的历时性考察。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有幸得到了台湾成功大学编辑出版的《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当我们得以全窥苏雪林在台期间的日记后,我们认为,偏激的性格是她癫狂地反对鲁迅的主要因素,也是她终生乐此不疲、执迷不悟的重要缘由,更是她悲情一生、寂寞于世的悲剧所在。本文即以1948年io月-1996年10月间的《苏雪林日记》为例,揭示其反鲁的性格动因。
众所周知,苏雪林反鲁始于1937年3月,在当月1日与16日出版的《奔涛》第1期和第2期上,她接连发表写给胡适和蔡元培的两封信——《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和《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正式向鲁迅发难。在鲁迅刚刚逝世不久,苏雪林的反常与高调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胡适的“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就是对其飙态的最好规劝。
但是,这仅是苏雪林反鲁的开始。30年后,即1966年10月,定居台湾的苏雪林再次借鲁迅逝世30年之际,将其1950-60年代撰写的一批反鲁文章结集为《我论鲁迅》,于第二年3月由文星书店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在序中,她向世人表明了她之所以要出版该书的理由:“我见了台湾文坛近年‘捧鲁’有渐成风气之势,已有人呼喊在台湾重印鲁迅的著作了。
这些当然都是无心的。但我担心鲁迅偶像又将在台湾竖立起来,鲁迅崇拜也将在台湾日益推广’却是非常危险的事,无论如何,不能坐视。”这种将重印鲁迅著作视为一种“非常危险的事”因而“不能坐视”,正是国民党政府当年强烈反鲁的典型心态。
在1960年代,一些反鲁人士为配合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在台湾重新撰写或出版了反鲁的旧作,掀起了-一股反鲁风潮,如陈西滢和梁实秋先后在文星书店重版了《西滢闲话》(1964年)和《偏见集》(1965)。
当然,陈西滢与梁实秋都曾在鲁迅在世时与鲁迅有过笔战,此番重印似有“公报私仇”之嫌。不过,两人在文中虽多讽刺、歪曲之语,但也不尽是全无可取之处,其中陈西滢还是盛赞了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亦未收入他写给徐志摩的那封指责鲁迅抄袭的信;梁实秋也不赞成台湾对鲁迅作品的全面查禁。
苏雪林则完全不同,她与鲁迅前世无怨无仇,却在鲁迅逝世后竭力迎合政府,主张全面查禁鲁迅的著作,变本加厉地肆意污蔑鲁迅,其态度之蛮横,语言之恶毒,如泼妇骂街,其乖张与偏激之情,完全超出学者应有的理性限度。
但苏雪林却引以为傲,并将这一姿态贯穿在其一生的反鲁“事业”中,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思考其内在的性格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