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不同 “民国乡建三杰”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的不同命运

“民国乡建三杰”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的不同命运

刘 重 来

   “民国乡建三杰”是指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他们不仅生在同一年,而且都是民国时期那场规模大、时间长、波及面广、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有重大建树的杰出人物。虽然他们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想法和做法各不相同:晏阳初是以推行平民教育,启发民智为主,来带动整个乡村的建设;梁漱溟则从建立村学乡学,实行政教合一,从改变乡村政体着手进行乡村建设;而卢作孚则是把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以“乡村现代化”为乡村建设的目标。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互相支持、互为知己的好朋友。然而变化多端的政治风云,给他们带来了不同的命运和结局,让人感慨,让人深思。

一、卢作孚

   卢作孚死时才59岁,是“三杰”中最早去世的一位,也是命运最悲壮的一位。

   卢作孚作为我国著名爱国实业家,他创办的民生实业公司从一条70吨小火轮起家,“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不仅将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势力逐出了川江,并发展成为旧中国最大、最有影响的民营航运企业,他被誉为“中国船王”;作为社会改革家,他主持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是民国时期中国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唯一在中国西南部,且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抗战时期,他受命于危难之中,出任交通部常务次长和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为解决战时交通运输和粮食问题呕心沥血。特别是他指挥的宜昌大撤退,把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经三峡航道抢运到大后方,并使上万精英撤到大后方施展才干,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全国解放前夕,他拒绝了国民党方面要他去台湾的多方劝说,也谢绝了朋友要他去美国的好意,而是千方百计将滞留在香港的20多只民生公司轮船驰回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卢作孚回到大陆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欢迎,多次接见、交谈,并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周恩来总理还要他到交通部任要职。

   然而谁能想到,1952年2月8日晚,卢作孚在重庆民国路20号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不幸去世,桌子上还摆着当晚他写的一份遗嘱。

   噩耗传出,社会震动。因为此时,全国解放才两年多,正是卢作孚满怀壮志、报效祖国,为新中国现代化事业大显身手之时,怎么突然会以自杀的方式离开人世呢?种种传闻、种种流言,扑朔迷离,莫衷一是。

   2005年4月21日,卢作孚的幼子卢国纶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卢作孚之死》,揭开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卢作孚自杀之谜。

   卢作孚之死,是因为种种压力、种种困惑、种种问题的积累,特别是突如其来对他当众的恶毒攻击污蔑,使他在一时极度悲愤而无法承受下遽然离世的。

   一是建国初期,民生公司业务量急遽下降,收入失衡,入不敷出,财务陷入空前危机,连公司员工的工资都难以发放,员工情绪波动,公司局面难稳。而此时公司的国内外债台高筑,还本付息压力越来越大。一贯关心员工生活,讲求信誉的卢作孚为此整日焦心忧虑,疲于应付。而就在此时,中央在暂停对所有私营企业贷款的情况下,破例向民生公司贷款一千万元,这本是一桩可以使卢作孚焦虑心情得以缓解的好消息,但遗憾的是,得此消息的公司另一负责人竟没有及时告知卢作孚,直到卢作孚死,他都不知道此事。

   二是2月5日,民生公司的主力“民铎”轮在丰都水域触礁沉没。第二天,卢作孚亲赴事故现场察看,心情异常沉痛。当时有人传言“民铎”轮出事是国民党潜伏特务在搞破坏。在那个战火方熄,政治警惕性异常敏感的年代,严重的事故再蒙上一层政治的阴影,更使整个公司人心惶惶,气氛紧张。那几天,卢作孚疲于奔命、通宵不眠,守着电话,为事故调查和处理善后声嘶力竭、疲惫不堪。此次事故对卢作孚的焦虑心情无疑是雪上加霜。

   三是2月8日,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已是身心深受刺激且万分焦虑疲惫的卢作孚被刻意安排坐在第一排正中位置,但又使卢作孚大为吃惊的是,大会主题竟是揭批公司资方腐蚀拉拢国家干部。而事实不过是卢作孚与公司的公股代表不久前一起在北京出差时,互请吃饭、洗澡、看戏而已。更出人意料的是,当公股代表作了检查后,卢作孚平日最关心、最亲信的一个通信员却跳上台来,揭批公股代表中了资本家的“糖衣炮弹”,被资本家腐蚀拉下水。这个通信员表面上是在批判公股代表,而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卢作孚。当时会场上口号不断,气氛紧张,卢作孚坐在台下,困惑、难堪、痛苦交织。可以说,这天的大会对卢作孚身心以极大打击,是他当晚自尽的导火索。

   卢作孚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公正无私,视人格尊严比生命还重,他怎么能忍受这样无端向他泼来的脏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卢作孚选择了死。

   改革开放之后,《人民日报》有篇署名文章在介绍卢作孚的众多业绩后写道,卢作孚“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也没有一角一分钱的存款,他是赤条条地来,也是赤条条地去的”,他以一身清白离开了人世 。

   然而历史并没有忘记他。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曾说过:“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中,有四位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2006年,卢作孚被评选为重庆十大名人,他还被誉为“北碚开拓者”。

二、梁漱溟

   梁漱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积极探索。先是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后又想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中国之路。他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他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1928年,他在广东开始实践其“乡治”主张,后去河南担任村治学院教务长,1930年又在山东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在邹平开始了乡村建设实验,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他写的《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理论论文集》等是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作。抗战时期,他奔走呼号,主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他是民盟创始人之一。抗战胜利后,又为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而仗义执言。他曾两次赴延安,与毛泽东推心置腹长谈,为国输诚。

   全国解放后,梁漱溟应邀从北碚来到北京,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不仅多次宴请,还邀他进政府任职,但他婉言谢绝了。虽然如此,他仍受到格外尊重。

   然而政治风云突变,就在卢作孚去世一年多以后,他遭到了全国性的批判,其原因是他为农民鸣不平。1953年9月11日,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他说:“过去将近30年的中国革命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但自从进入大城市后,工作重点移向城市……近年工人生活提高而农民生活依然很苦。

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建国运动而忽略或遗漏了农民———他们是全国人民大部分———怕不相宜,共产党之所以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他们进了城,就嫌弃我们了。

’希望政府注意。”谁知这个发言,使毛泽东十分生气,给梁扣上了“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等帽子,梁不服,在大会上对毛泽东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毛主席却说我反对总路线,我没有破坏工农联盟,而毛主席却说我破坏工农联盟,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没有雅量收回他的话。

”毛泽东则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甚至对梁说:“你虽然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接着是对他展开了全国性的批判。从此,梁便请了长假,闭门谢客,深居简出,读书著述,很少在政坛露面。然而在“保留一个反面教员”的最高指示下,他仍继续当全国政协委员。

   “文革”中,梁漱溟和他夫人遭到红卫兵的抄家、毒打、罚跪,家里珍藏的字画、书籍、古玩或被撕毁,或被付之一炬,一家人被迫挤在一间放扫帚等杂物的小房间里。此时,梁漱溟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却在小屋里写《儒佛异同论》一书。1973年全国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公开表明自己“不批孔,但批林”的立场,并为刘少奇、彭德怀辩护,为此,他又遭到大小会近百次的批判。他毫不低头,竟在批斗会间隙心平静气打太极拳。最后让他表态时,他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坚持自己的立场。在“四人帮”猖獗之时,梁漱溟身处逆境,竟能仗义执言,坚持他的观点,实属难能可贵。

   1978年初,在全国政协会上,当不少人声泪俱下,控诉“四人帮”的罪恶时,梁漱溟却在认真思考中国如何不再重蹈覆辙,不再陷入民族大灾难的问题。他做了一个关于“人治”和“法制”的发言。他说:“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是靠人治 ,而不是法制。在旧中国,蒋介石就只靠人治,一切问题由他一个人主宰”,“而毛泽东后来变换了一个形式,主要也是靠人治”。他提出中国“今后必定要依靠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的前途所在,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毛主席晚年的悲剧,难道还不足够使后来的中国政治家们清醒、再清醒吗?”当时,正是“两个凡是”甚嚣尘上之时,梁的这个发言差点又遭批判,是邓小平出面及时阻止,才不了了之。

   幸运的是,梁漱溟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他的问题不仅得到彻底平反,而且更加受到人们的尊敬,被誉为“现代新儒学宗师”。

   1988年6月23日,他以95岁高龄去世。

三、晏阳初

   晏阳初则是“三杰”中处境最顺,活得最长的一位。作为世界著名平民教育家,他在1943年纽约纪念哥白尼地动说400周年大会上,与爱因斯坦、杜威等人被世界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代表评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他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第一信条,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事业。他创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长期担任主席。20世纪二十年代,他本着“解除苦力之苦,开发苦力之力”的精神,曾亲自率领一批有志之士及其家属来到河北定县农村安家落户,推行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这批人中,不少是留学美国的博士、硕士,或国内大学的校长、教授。他们来到农村,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被誉之为“博士下乡”。

   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普遍存在“愚、贫、弱、私”四大病害。鉴于此,他提出要以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连环教育的三种方式,实施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以此达到政治、经济、文化、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在他的主持下,在定县农场进行了社会调查、扫除文盲、开办平民学校、推广合作组织、创建实验农场、传授农业科技、改良品种、建立医疗卫生保健制度等工作,还开展了农民戏剧,诗歌民谣演唱等文艺活动,受到当地农民欢迎。但1937年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中断了他们的实验。但晏阳初毫不气馁,在卢作孚支持和帮助下,又在重庆北碚创办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继续为乡村建设提供人才。

   全国解放前夕,晏阳初力劝卢作孚去美国,卢没答应,他则和夫人及部分子女离开了祖国,继续在海外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1950年以后,他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顾问、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和设在菲律宾的国际乡村改造学院院长,致力于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事业,提出“除天下文盲,做世界新民”的口号,被誉为国际乡村改造运动及平民教育运动的奠基人。1983年在他90岁寿辰时,获得了艾森豪威尔大奖章。1987年,晏阳初被请到美国白宫,又接受了里根总统向他颁发的“扫除饥饿奖”。

   1985年和1987年,他两次应邀回国。特别是1987年的7月6日,他和梁漱溟在北京又相见了。半个世纪的重逢使两人十分激动。晏阳初对梁漱溟说:“我们两人都出生于1893年,又同时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历经磨难与奋斗,都同样活到今天,真是奇缘啊!”梁漱溟也高兴地说:“是啊!许多往事仍历历在目。”两人回忆起三四十年代在河北定县和山东邹平开展乡村建设实验的往事,真有说不完话题。

   1990年1月17日,晏阳初以98岁高龄在美国纽约去世。

四、深深的怀念

   卢作孚早逝,而梁漱溟和晏阳初都活到高龄,但在卢作孚死后的三十多年中,他们始终念念不忘卢作孚。1982年8月,已是89岁高龄的晏阳初在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写下了《敬怀至友作孚兄》一文,称“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惟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不幸的是,他于1952年过早地逝世,迄今三十周年矣。他是位完人,长处太多了……我常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作孚’”。对于卢作孚的早逝,他异常悲痛,他说:“像作孚这样一位正人君子,爱国志士,了不起的实业家,国人应当敬重。然而他的结局却如此悲惨。我为国家伤心,我为至友哀痛。”

   1984年,梁漱溟在《龙门阵》上发表了《旅蜀往事杂忆》一文,“曾对老友卢作孚作过一番怀念”,但后来他“觉得意犹未尽”,又写了《忆卢作孚先生》一文,文中不无伤感地提到1983年他对卢作孚的子女说的话:“作孚先生与我是同年,如他尚健在,今年也应是九十高龄了。

”1987年9月,梁漱溟已94岁了,他又写了《景仰故交卢作孚先生献词》一文,叙述了他认识卢作孚的经过和敬仰之情。文中说:“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

1988年4月27日,在北京协和医院,95岁高龄的梁漱溟重病垂危,此时此刻,他心中怀念的,仍是他一生最敬佩的朋友卢作孚,他要一旁侍疾的儿子在病榻前代他写一篇纪念卢作孚诞辰95周年的文章。

他的儿子在这一天写的《侍疾日记》中说:“卢先生是父亲最敬重的朋友,他常说,此人再好不过!他心中完全没有自己,满腔是为社会服务。这样品格的人,社会上找不到。”一个多月后,梁漱溟去世,他嘱儿子代写的《怀念卢作孚先生》一文也发表了。在这篇文章里,他深情地说:“卢作孚先生是最使我怀念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