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家族

在后来越发复杂的政治环境里,荣毅仁变得日益谨慎,从不轻易吐露自己的内心世界。从他后来创办中信的经历来看,他对经济规律有很清楚的认识和把握,眼光和心态相当开放。而对国家经济生活中种种扭曲的怪现状,他始终保持着沉默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吃完晚饭的市井百姓搬个凳子,聚在有电视的邻居家看《新闻联播》中的会议新闻,会被一位气度雍容的白发老者所吸引,他的仪态、风度和衣着与周围是如此不同,用“鹤立鸡群”来形容毫不为过。

见多识广的,会指着电视屏幕告诉别人——“那是咱们中国头一号的资本家。

旧社会时,半个中国的财富都是他们家的。”

这位红色资本家让平头百姓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格调:他每天不同的外套、衬衫都经过精心洗烫,不为大众所知的世界顶级品牌穿在他身上,得体、优雅而不张扬。这让现在的多数富豪看起来更像是暴发户。

荣氏家族绝非所谓的贵族抑或豪门。

这个布衣出身的工商业家族从无特权,自诞生之际就遭受到社会主流势力的打压,在夹缝中艰难生长;即使成为富甲天下的工商业首户,也不能免除被强权任意摊派、随意征用、敲诈勒索的厄运,到最后——收归“国有”。

早在明朝,富庶的江南就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

遗憾的是,延续了几百年,这一萌芽始终没有得到茁壮生长的机会。作为世界上惟一一个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国家,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形成一种制度与文化的惯性。

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所说,“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中,商人阶层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将相、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

在这种历史惯性中,形成了一种对官商文化的奇特膜拜。这种膜拜在30年改革开放中达到了顶峰——书店、小摊,随处可见各种关于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正史、野史与谋略计策解读的书籍。

上个世纪初,当官僚们发起、官商们主导的工业化运动遭遇重挫后,来自民间的商业力量终于蓬勃而起。历史证明,他们才是那个“自强求富”口号自发的实践者。发迹于无锡的荣氏家族是这股新生力量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荣氏家族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在近代中国最鲜活的样本——节俭勤勉,对财富的敏锐嗅觉与执着渴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百折不回的韧性与勇气。正是这种清教徒式的创业精神使得一个新兴的民族在大洋彼岸崛起,赶超了历史悠久、文明璀璨的欧洲列强。

遗憾的是,在中国跌跌撞撞的百年行进过程中,路径的选择权始终在各种派别的知识分子与封建官僚之间交替轮转。最为理性、稳健的工商业阶层,却始终被排斥在决定历史的权力结构之外,在乱世中夭折、消散,惟有不多的幸运者侥幸生存下来。

荣氏家族的百年历史,就是百年中国政治经济真实而浓缩的写照,就是一部关于中国商业家族成长与挫败的传奇。

胡琴的一根弦松了,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循着琴声踏进巷里一座五进的老庭院——厅堂里正上演《巡按斩父》,一眼望去,都是花白的脑袋。

“吵得没法做正事。”荣华源皱皱眉头。他穿过厅堂,领着记者进了左侧厢房。厢房四壁贴着密密麻麻的荣氏家谱图。荣华源是无锡梁溪荣氏家族史研究会秘书长,退休前在中学教书。他与荣毅仁家属下荣二房春沂公支派,比荣智健小一岁,按辈分却得叫他叔叔。

据荣氏家谱记载,荣氏近祖十四世水濂公于明初迁至无锡。这位水濂公看透了元末明初官场的诡异莫测,洪武末年朝廷授他著作郎,他没接受,携子孙定居惠山南麓长清里梁溪河畔,并定下家训:后代以耕读为业,潜德勿曜,不走仕途。

“此后三四百年里,荣氏后人没有一人参加科举,基本以耕读、船运、经商为生。”荣华源清了下喉咙:“至于堂叔公后来当国家副主席,那是出于为国家做贡献。他也是很低调的。”

用作荣族史料馆的这座院落,是荣华源的堂伯公荣瑞馨的旧宅。荣氏兄弟发迹前,荣瑞馨一门才是荣巷首富。荣家的第一家纱厂就是与他合股办的,后来因经营理念发生激烈冲突而分道扬镳。《荣家企业发展史》记载,鉴于振兴纱厂和之前保兴面粉厂两次股变,兄弟二人决定从此采取无限公司的组织形式,“主宰自定”。

“我伯公年龄比荣宗敬大,辈分却小,当然会有矛盾。”荣华源拿出家谱,细细地讲起伯公百年前和族人出资办“义庄”的往事。荣氏兄弟后来在义庄的基础上创办公益小学,随着事业兴旺,之后接连办了9所小学,1所中学,1所大学,还有职业养成所。“这是荣家世代相传的家风。”

1912年之前,荣巷人到无锡县城办事,要撑船蜿蜒行十里水路。荣德生发起修路的倡议后,遭到一些乡人反对,没能按计划把沿路的田地都买下,结果小马路修得曲曲弯弯。路修好后,乡人发现比坐船快多了。待到再提议拓宽,得到一片响应。

窄窄的荣巷街开进的第一部小汽车,就是荣德生从国外订购的。

在荣巷记忆里,“长毛”是一个令人脊梁骨冰冷的字眼。咸丰十年,李秀成攻打无锡曾取道荣巷。荣德生的父亲荣熙泰年幼贪玩,躲到撑沙船上到了上海(一说当学徒)。等他回来,他已是这一门仅存的血脉。家谱图上到处写着触目惊心的“被掳”、“遇难”。一大半荣巷族人在这场浩劫中丧生。

长毛之乱后,荣家很多人逃亡上海,以经营麻绳、桐油、生铁、棉花为生。“是幸,也是不幸。”荣华源感慨着:“不然,后来也没有这么多人闯到外头做事业。”

上海的早晨

天蒙蒙亮,高恩路一座三层洋房院落里悄悄开出一辆外国名牌小轿车,缓缓地行驶在路上。车内,一位气度不凡的青年男子不时用焦虑的眼神扫视街头的一切。

这是1949年5月25日上海的早晨。马路上和衣卧着不少穿黄色军装的军人,有的已经起身,有的还在睡觉,有的拿出冷馒头就着咸菜啃。

青年男子继续开车,靠近公共租界的江西路时,被一个士兵拦住了。对方很有礼貌地告诉他,前面还有战斗,不安全,请他先回去。

“他(荣毅仁)很兴奋地和我回忆说,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军队,说话这么和气,就睡在大马路上,和老百姓秋毫无犯。”老报人计泓赓清晰地记得她与荣毅仁交谈的情景。

百里之外的无锡,荣德生端着茶壶,竭力保持镇定。这位中国著名的棉纱和面粉大王已决意留下,可是他阻挡不了子侄和女婿,他们纷纷拆卸机器设备、带着黄金美钞逃离传说中“共产共妻”的赤色分子。留下他和四子荣毅仁,等待新政权的到来。

从晚清到北洋政府,从北伐战争到南京国民政府,以及之后的日本侵华战争,这个掌握着全中国一半财富的家族风雨飘摇,却以顽强的生命力生存下来,创造了中国近代商业史上“众枯独荣”的奇迹。

这一次,又是怎样的命运等待着这一支荣家血脉呢?那些逃往自由世界的子弟还能续写家族的辉煌业绩么?

创世纪:从面粉厂做起

1899年6月,香港九龙码头。一位面容敦厚的年轻人羡慕地望着一箱箱太古糖、洋火柴、洋罐头来来往往运送四方,想到流入洋人口袋的白花花的银子无须交税,心里像是被小虫子噬咬一般地难受。此时北方正闹“拳乱”,又有粤税即将商包的传闻,父兄天天来信催他回乡。

在粤地当税吏的路不通;家中钱庄生意颇有赢利,正考虑做新事业。看着码头上那些吃的用的,一个盘桓许久的念头在荣德生心头清晰起来。

彼时,中国的近代工业正处在低潮。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得曾国藩、李鸿章等苦心经营了30年的“洋务运动”遭遇重大挫折。以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为代表的洋务企业赤字堆积、腐败成风,清政府无力再承担亏损的包袱,决定将民用工业“招商承办”。

这次经济体制改革,使得盛宣怀这样的官僚廉价地占有了国有资产,盛以100万两白银承包投资额达580多万两白银的汉阳铁厂,并获得10年免税、产品专卖等特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一手打造洋务派实业帝国、权倾一时的实业奇才,在油尽灯枯之际,向儿子们说起人生的遗憾,竟然是:没有通过举人考试;从未做过科举仕途的第一步——县官。胡雪岩则因“辅助有功”,授江西候补道,赐黄马褂,成为人人羡慕的红顶商人。

宋子文年轻时热恋盛家七小姐。在盛家看来,宋这样的非传统世家子弟,再有“钱”程,也是上不了台面的,傲慢地回绝了他。情场失意的宋子文后与一木材商的千金闪电结婚,再后来,这位在哈佛受过自由主义熏陶的传教士之子成为另一个朝代最显赫的官商。

“士农工商”,在中国这样的传统农耕社会中,盛宣怀、胡雪岩这样的杰出商人,纵然富可敌国、权倾一时,也还是把进入士绅阶层作为最高的人生理想。等他们败落或死后,财富和事业都没有传承的可能。

相比盛、胡等依赖政府而生的“官商”和南通张謇这样颇有社会地位和话语权的缙商,布衣出身的荣氏兄弟从一开始就是更纯粹的商人。民商走向新式的工商企业投资,作为一股新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化的主要担纲者。

荣熙泰不甘困守薄田,四处走动,在族人介绍下,南下广东做官府的账房。他深知当官不易,“小官得资不正,不堪供父母,大官无本事做”,便送大儿子荣宗敬去钱庄当学徒,并教诫小儿子荣德生中止做官的念头。此外,他还为儿子们结交了一位贵人——官僚朱仲甫。

决意从商的荣氏兄弟此时20出头,既无资本也无社会信用,更无官场人脉资源。1900年,广东知府朱仲甫回归故里,荣氏父子遂与其商议合办面粉厂,取名保兴,朱出资1.5万,荣宗敬、荣德生拿出各自积蓄的3000元,另招股9000。朱以官方人事关系之方便,负责办理立案;荣家兄弟负责筹备和经营。依靠朱的背景,新办的面粉厂获得了10年专利权。

朱仲甫见经营面粉厂辛劳而无大利可图,后来就退了股,继续回广东做他油水很足的官职——广东省厘差。荣氏兄弟将保兴面粉厂改组为茂新面粉厂。他们意识到改进设备、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的重要性,果断地从国外购买了先进的英美钢磨和粉机。

光绪三十三年,认定“吃与穿最值得进入”的荣家兄弟与族人荣瑞馨等合股创办振新纱厂。待他们掌权后,对纱厂进行全面整顿。一年后,纱厂出品的棉纱已可与“蓝鱼牌”日纱比价于市场。

“如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1911年10月10日,一场规模不大的起义在武昌爆发,两个月内,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清帝国顷刻间分崩离析。

这是近代商业史上最熠熠生辉的年代,涌现了一大批明星企业家,尤以江、浙、沪地区为盛,如金融巨子陈光甫、皂药双料大王项松茂、实业大亨刘鸿生等等。荣家兄弟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从1912年到1921年10年间,他们在上海和无锡两地一口气开了14家工厂。

学界有这样一种主流观点,认为民营经济之所以在这一时期迅猛发展,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无暇顾及对华经济侵略,使得民营资本获得较为宽广的国内市场。

事实上,自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造成原有的“官督商办企业”体系基本瓦解。此后16年,中国一直处于军阀割据的分裂状态,客观上造成了2000年历史上少有的中央权力的真空,于是民商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自由的春天。

在族人记忆中,这是一对个性、气质迥异的兄弟。哥哥荣宗敬有着老鹰般税利的眼神,精明伶俐,好着洋服,爱冒险,作风激进;弟弟荣德生和眉善目,因为4岁才会说话,人称“二木头”,平时长袍马褂,像个老派乡绅。他们在沪锡两地的居所也对比鲜明:老大的院落富贵华丽,处处彰显首富气派;荣德生住处则素朴无华,如同一般殷实人家。

荣氏企业在这个时期的快速扩展,是与荣宗敬的魄力和进取精神分不开的。才干卓绝的老大是家族企业的第一核心,凶猛、顽强,孤注一掷。

荣德生是荣氏大船的保险装置。当一路奋进的兄长陷入困境的时候,每每由冷静的荣德生扮演拯救者的角色,调配资金、周旋各方。

“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庶必其能成功。”办钱庄的早年经历,使荣氏兄弟精通利用金融资本为产业扩张服务的门道。

只要荣宗敬认为有获利可能,就千方百计地举债、借债收购。他曾对银钱界人士说过:“你有银子,我有锭子,我的锭子不怕你的银子。”

1931年,荣家从盛宣怀后人手里买下三新纱厂,这家后改名为申新九厂的工厂,最初是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总局,后由盛宣怀集资改建为华盛纺织总局。

近20年间,荣氏兄弟一手创办了以荣家资本为中心,拥有茂新、福新、申新3个系统,分布于沪、锡、汉口、济南的中国第一大民营实业集团。截至1932年,申新纱厂生产能力占全国民资的1/5,茂新和福新的生产规模占全国面粉市场的1/3。1933年,荣宗敬在自己60大寿时自豪地说:“如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当荣宗敬在上海奋力开拓时,镇守无锡的荣德生把很大的心血投入到地方福利事业上。兄弟俩对状元公张謇极为景仰,接受了他“教育来改进实业”的主张,除为地方造桥修路外,更将一腔热情倾注于教育事业。

1906年,首先在家塾的基础上创办公益学,之后接连创办了小学、中学、工商中学、公共图书馆和大学,荣德生亲任江南大学校长。荣宗敬本人不直接参与具体事务,但非常赞许弟弟的作为,为之源源不断地提供支持。

20年代末,荣氏兄弟推行各种“劳工福利事业”,建立“工人自治区”,并在无锡申新三厂进行试点,自治区内有各种生活设施和自治仲裁机构,有工人宿舍、子弟小学、工人晨校和夜校、医院、食堂、浴室、影剧场、合作社、图书馆以及养兔场地。劳工自治区建成后,风靡一时,不少人前来参观学习。

宋子文、孔祥熙要将荣家产业收归国有

1934年3月,荣宗敬焦躁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这位面粉、棉纱双料大王刚刚得到消息:中国银行、上海银行不再对荣家的申新总公司放款;随后,16家有银钱来往的钱庄也放出话来——将在6月底全部收回新旧账款;同仁储蓄部的储户也都纷纷提款止存。3个月后,申新总公司对外公告“搁浅”。

此次危机的起因是多重的:其一,荣氏企业长期过度扩张,导致负债过大;其二,荣宗敬父子投机亏损;其三,国际白银价格暴涨导致棉纱市场大萧条——罗斯福施行“新政”,放弃金本位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诱发了中国金融和工商业的全面动荡。

常以“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债越多越风凉”自我解嘲的荣宗敬此时痛苦地说,“无日不在愁城惨雾之中。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积纱成布,布价亦仅及纱价;销路不动,存货山积……盖自办纱以来,未有如今年之痛苦者也。”

荣宗敬甚至想到自杀。他的老朋友也是主要银行债权人陈光甫和宋玉章两人特地到荣宅陪他一宿,好言相慰。此时,坐守无锡的荣德生已接到哥哥的求援电话,次日凌晨4时,携带筹措的有价证券与长子荣伟仁一同赶到上海“救火”。兄弟俩商议后,决定由荣德生出面与银行议谈,并亲赴南京向中央政府求救,请准予申新发行500万的公司特别债券,由政府予以保息。

此时,距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已有7年之久。在经济国家主义的指导下,国营工业自洋务运动中断以来进入另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大型冶金、燃料、化工、电气企业纷纷创建,推动了国民经济年平均高达8%-9%的增长率。

国民党在经济领域的国家主义思想源自孙中山。他主张大力发展国营经济,使国家资本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的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作为孙氏继承人,早年经商不成的蒋介石,更是坚定地推行计划经济模式和优先发展国营企业的战略。

1934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给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官商们收编民营企业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国民政府的财政部、实业部、税务署、棉统会纷纷派人插手申新企业及总公司的调查。先是实业部长陈公博开出一份《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声称申新已资不抵债、内部管理混乱,并拟定一份“救济方案”:由政府召集债权人组成临时管理委员会,以300万接管荣家数千万资产,并通过报纸造势声称——申新的惟一出路就是“国有化”。

荣宗敬异常激愤,致函蒋介石、孔祥熙:“民商何罪?申新何辜?滥用职权,用心所在,实有企图宰割之嫌。”各地同业会纷纷通电国民政府相关部门,反对政府的行为。在舆论压力下,实业部的方案最终流产。

此时,5大民营银行已收归“国有”,宋子文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荣家多次上门求救,宋子文淡淡地说:“申新这么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每月2000元的开销由我负责。”这是比陈公博还要狠的方案:要求荣家交出全部申新纱厂,发行公司债券,旧债以债券归还,并拟将银行借款利息率降低为年利5厘;人事安排方面,拟由中国银行总稽核担任申新总经理,各厂的生产经营业务由中国棉业公司总负责。

宋子文专门准备了一个大蛋糕庆贺这一战果,但是申新“国有化”的图谋,却因陈光甫代表上海银行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在最后一刻夭折。在民国元老吴稚晖的活动下,经多方协商,荣家选择放弃部分控制权,接受了银团的监督和管理申新的方案。

多年来,荣氏家族谨慎地与官场保持距离,一直“在商言商”,仅以商界代表身份出席各届政府举办的工商界会议。然而,必要时,他们也会寻求大树庇佑。荣德生与无锡同乡吴稚晖关系深厚,这位说话颇有分量的元老多次在危难时刻为荣家出头通融。吴和另一位国民党大员戴季陶则是江南大学首届校董事会的董事长和副董事长。

对于“国有化”,江南大学荣氏研究中心主任史应勇博士另有一番见解。“尽管是国民政府的意愿,在民国时期,经济界和政界相对分得比较清楚,企业家们依然有一定的抗争余地,可以通过游说政府不同派别、请辞等方式进行抵抗。”他认为,荣氏脱险,正是运用了这种“合法的博弈”。

风雨乱世 “众枯独荣”

1937年这个悲痛的年份,荣宗敬没能迈过他人生的最后一道巨坎。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上海地区处于一片炮火之中,被毁工厂达2270余家。荣家事业三分之二付之东流,或成灰烬,或被劫持。

这让视事业为生命的荣氏兄弟悲痛不已。经再三商议,决定荣宗敬留守租界,看守上海的工厂,荣德生则带着子婿一干人离开无锡到达汉口,第二天就下工厂视察,要求职工抓住时机快速生产;荣宗敬一边利用孤岛的有利环境,坚持租界内各厂的生产,一边时刻牵挂着敌占区内的被毁工厂,多次派人进入厂房调查设备受损情况。

兄弟俩只有一个念想——尽早让工厂恢复生产。12月下旬,日军为筹备占领区的伪政府,物色上海滩一批有名望的商绅成立“上海市民协会”,声称其目的一为“救济难民,俾彼等得返故乡,重理旧业”,一为“重新开启战区内之工厂”。

这正是荣氏梦寐以求的,受邀请的荣宗敬说“我的事业这么多,而且大部分在战区,我不出来维持叫谁维持”,还向记者表明心迹,“余个人并不属任何党派,纯系一商人。”

一连串暗杀事件迅速击碎他的中立幻想。很快,有人向“协会”成员发出威胁性的忠告:“切莫自绝国人,自毁人格。”数日后,协会会长南市电力公司总经理陆伯鸿被地下抗日分子暗杀。接着,有人向“米大王”顾馨一的住宅天井投进一颗手榴弹。荣宗敬住宅的周围,也出现一些形迹可疑的人。

1938年1月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辆洋人小轿车停靠在西摩路荣宅附近,在英商通和洋行经理薛克的帮助下,荣宗敬乘上轿车飞驶黄浦江码头,搭外国轮船到了香港。

半生事业夷为平地,又受了惊吓,加上社会上对他出任日伪组织的抨击,接二连三的打击和羞辱击垮了荣宗敬。赴港一个多月后,这位荣家创世第一代核心人物撒手离世。国民政府特发悼念令给荣宗敬盖棺定论,褒奖其“兴办实业”的精神。

2009年,一部热播电视剧《潜伏》塑造了天津商人穆连成的形象,他在日伪时期和抗战胜利后的命运,折射了近代工商业群体在乱世中为捍卫自我财富而遭遇的尴尬、憋屈与道德困境。

荣宗敬之死对荣家构成最沉重的打击。自荣家发迹20多年来,荣宗敬一直大权独揽,是荣氏三大企业系统和一切经营活动的核心。此时,谁来接他的班,执掌荣家企业?

荣德生没有兄长的强势与铁腕,而两房子侄婿们多在家族企业中负责经营管理,羽翼已丰。一场围绕着荣家大房和二房之间的权力争夺开始了,荣家内部分裂为三股势力:以大房荣宗敬之子荣鸿元为代表的总公司系统,辖一、六、七厂和上海福新各面粉厂;以二房荣德生为代表的“申新总管理处”系统,辖二、三、五厂和茂新各面粉厂;以李国伟为代表的汉口“申四福五系统”。

出身贫寒的李国伟是荣德生长婿,一直被荣视为有“大局之才”,他在负责工厂内迁中渐生离心,后与一批少壮派经理人在内地自成一个独立系统。

虽然家业近毁,这个工商业家族仍然显示了顽强的生存能力:上海租界内的申新二、九厂利用“孤岛”的特殊繁荣时期,挂上外资牌,开足马力扩大再生产;地处无锡的申三厂通过行贿敌伪关卡获得棉花、电力等生产原料,在恶劣环境里坚持生产,荣德生在上海每日通过电话遥控调度;内迁的申四、福五,历经艰辛把机器设备运输到宝鸡和重庆,也在战时环境下获取了丰厚利润。

回想1937年正月初,荣德生为公司沉重的债务心情烦闷,扶乩请仙。乩示云:“三年内还清,且可有余。”他将信将疑。“不料后来竟能实现”。乱世风雨中,荣氏家族非但未被击垮,反而获得了惊人的财富,并借货币兑换,一举还清了所有的陈年旧债。

8年之后,荣氏家族重新夺回对企业的控制权。

选择共产党

多年来,研究近当代中国史的外国学者都在试图解答一个疑团——1949年前后,上海资本家们为什么会普遍离弃国民党、投向共产党?

1949年5月25日那个早晨之前的日日夜夜里,对于未来出路,荣氏家族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荣德生父子在这一时刻的抉择,使其之后的命运成为半个世纪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写照。

抗战胜利时,荣德生欣喜万分,却对政府接管日本纱厂提出异议,“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因官从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费而已。”很快,他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政府收罗逆产这么简单了。

接受敌伪产业加上美国的经济援助,国民政府的国营资本在战后迅速膨胀,从交通运输到金融、能源、机械制造和粮油纺织,都组建了庞大的国营企业。这些企业普遍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生产恢复得很慢。

政府还大力发展“与民争利”的轻工业:1945年,经济部组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由宋子文的亲信掌控,而粮食行业的垄断公司——中国粮食工业公司则是孔祥熙的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