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斗院士:我就是一个给老百姓干活的工程师
“我不仅不是什么‘泰斗’、‘大师’,也不是科学家,我就是一个工程师,一个给老百姓干活的工程师。”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说,“有人以为我这是谦虚,说:‘你还不是科学家啊?’我真搞不懂他们的想法。”
他认为:“我们过去一直就有个毛病,重科学,轻技术。现在很多人,你说他是工程师,他很不高兴,你说他是科学家,他便很高兴。甚至不少中国工程院院士,都希望人家叫他科学家,而不喜欢被称为工程师。”
他却以工程师自豪。“你别唬我,我是当过总工程师的。”在一些项目的汇报会上,这位清华大学的教授会发出这样的警告。
2000年,他到三峡大坝工地检查导流底孔施工质量。已近90岁的他不让人搀扶,爬上40多米高的脚手架,用手摸到表面有钢筋露头等凹凸不平的麻面,当即要求施工单位一定要按照设计标准返工修复。
张光斗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他是中国水工结构和水电工程学科的创建人之一。
2002年之前,作为国务院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副组长,他一连几年每年都要去几趟三峡工程现场。
“我很想去三峡工程再看看,但可能去不了了。”今年4月28日,在清华大学为他从事水利水电事业70周年而召开的座谈会上,他道出了心中的遗憾,“我年纪已经很大了,很多事情做不了了。”从抗日战争时期在四川为军工生产建设一批小型水电站,到三峡大坝全线建成,张光斗的身影伴随着当代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历程。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张光斗一下打断了记者的提问:“不是水在我生命中占什么位置,而是水在老百姓、在国家中占有什么位置!”
他从历史上的大禹治水、李冰父子修都江堰谈起,讲到了新中国几次大的水利工程,总结道:“人类的历史就是与水斗争的历史。目前中国最严峻的问题就是洪涝灾害严重,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很多水不能用。没有水,谁也活不了。人不吃饭,10天死不了,但不喝水,3天就会死。”
与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张光斗,深为中国水资源的未来忧虑。1989年,他与水利水电科研院的陈志恺联名上书中央,力陈水资源的严峻局势,提出解决对策。
1998年,张光斗等人又向中国工程院建议设立《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咨询项目,在国务院的支持下,历经两年的艰苦工作,这项研究提出了综合报告和专题报告,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提出了总体战略。
为呼吁全社会保护水资源,他虽年事已高,但依然笔耕不辍。
张光斗之爱水在清华校园是出了名的。看到哪个学生没关好水龙头,他就会跑过去,边关水龙头边大声训斥:“你们这些小年轻的,早晚有一天会尝到没水喝的滋味。”
张光斗的女儿张美怡告诉记者,在他们家,洗衣洗菜用过的水要留着冲马桶、擦地板,晚上吃饭,只开一支15瓦的台式日光灯,谁要是顺手开了天花板上的大灯,就犯了老人的大忌。
“我总觉得,老百姓还要过下去,子孙后代还要过下去……”说起水来,张光斗心中满是深情。
这样的情感充盈着他与水相伴的人生。
张光斗1912年生于江苏省常熟县鹿苑镇的一个贫寒家庭,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同年考取清华大学水利专业留美公费生。
出国前,他到国内各水利机构和工地实习,看到各地洪涝灾害频繁,水利事业不兴,人民生活困苦,心中充满悲情。
22岁的张光斗想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1936年,他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土木系硕士学位;1937年,又获哈佛大学工程力学硕士学位,并得到了攻读博士学位的全额奖学金。这时,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光斗坐不住了,他说:“如果我国战败,我们在美学习毫无用处,现在应是报国的时候了!”
他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辞谢了导师、国际力学大师威斯脱伽特教授的挽留,回国参加抗战。威斯脱伽特深感惋惜,但对张光斗的爱国之举表示理解和敬重,并说:“哈佛大学工学院的门是永远向你敞开的!”
回到中国的张光斗成为一名水电工程师,他在四川先后负责设计了桃花溪、下清渊硐、仙女硐等中国第一批小型水电站,为抗战大后方的兵工厂雪中送炭。
他与追随他而至的钱玫荫在水利工地上举行了婚礼,为躲避日机轰炸,他们的第一个女儿生在离工地几十里远的防空洞里,可是由于难产,小生命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就离开了人世。
1945年,张光斗被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任命为全国水利发电工程总处总工程师。
1947年底,当时美国联邦能源委员会来华工作的柯登总工程师即将回国,他劝张光斗举家迁往美国,并答应代办签证、代付路费并安排在美工作,如果张光斗同意,还可在美国合办工程顾问公司。可张光斗表示:“我是中国人,是中国人民养育和培养了我,我不能离开我的祖国,我有责任为祖国建设、为人民效力。”
1948年,国民党节节败退,资源委员会要求张光斗把所有重要的技术档案和资料图纸都装箱转运台湾,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和协助下,张光斗把资料装了满满20箱,秘密转移保存下来,同时将20箱假资料上缴至资源委员会。
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为新中国水电工程建设留下了宝贵的技术资料。
1949年底,张光斗应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施嘉炀的邀请北上清华大学任教。
1950年,他在北京饭店参加周恩来总理举行的新中国第一个春节招待会。周恩来握住他的手说:“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很重要,黄河长江的防洪兴利任务很重,要努力工作。”
那一刻,张光斗深感报国有门,他的眼睛湿润了。
1951年,张光斗负责设计了黄河人民胜利渠首闸的布置和结构,几千年来中国人在黄河破堤取水的梦想得以实现。
1958年,张光斗负责设计了华北地区库容量最大的密云水库,他大胆创新,采用大面积深覆盖层中的混凝土防渗墙、高土坝薄粘性土斜墙、土坝坝下廊道导流等革新技术,当时在国内均属首创。
密云水库一年拦洪、两年建成。周恩来称赞它是“放在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清水”。
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张光斗先后参与了官厅、三门峡、荆江分洪、丹江口、葛洲坝、二滩、小浪底、三峡等数十座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的技术咨询,他对这些工程提出的诸多建议,在中国水利界传为经典。
1963年、1982年张光斗先后两次率团参加国际大坝会议和世界工程师联合会。通过努力,中国取得了在国际大坝委员会和世界工程师联合会的成员国地位。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为表彰张光斗自该校毕业后在水利事业上所获得的成就,特授予他1981年度“哈兹(haas)国际奖”。
张光斗说:“我愿把自己全部的本事使出来,让国家用得上。”
2005年3月,他给女儿写信:“我出身寒微,有幸上海交大毕业,在美国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在垦务局和坦河流域局学习设计施工,回国后,负责和参加一些水利水电工程,都是国家和人民给的机会,我受之于国家和人民的多,而回报的少。现已年老,无力再做现场工作,深感不安。这是我的人生哲学。”
据有文字可查的史书记载,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在2155年间,中国就发生过1092次水灾,平均两年一次。
中国人对上个世纪90年代频频爆发的特大洪水还记忆犹新。1998年6月、7月、8月间,长江、嫩江、松花江同时发难……
江河不治,水利不兴,则无以安邦。张光斗说,水利工程师对国家和人民负有更大的责任,因为,水利工程在细节上1%的缺陷,可以带来100%的失败,而水利工程的失败最后导致的是灾难与灾害。
所以,他把责任看成是比天还要大的事情。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密云水库,大坝保护层发生局部坍塌,身处“文革”逆境、在黄河小浪底接受劳动改造的张光斗半夜被叫醒,他须火速赶回北京救急。
已是64岁的他连夜上路,次日深夜赶到北京西直门时,去清华大学的末班车已经开走。他只好一个人背着三件行李艰难步行。
一位好心的大货车司机顺路把他捎到了中关村。从中关村步行至清华园需半个多小时,他就用蚂蚁搬家的办法,把三件行李一件一件分三次从一根电线杆搬到另一根电线杆,如此循环往复,一直搬到清华的小西门。
回到家时已是凌晨三点,天一亮他便搭公共汽车去了密云。
密云水库的险情让他心急如焚,可急冲冲赶到的他接到的指令是:“这次抗震加固设计方案你要负责,但不能在图纸上签字。”
那时正值“四人帮”猖獗之时,面对不公正的待遇,张光斗依然不顾一切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他每天奔波在大坝工地,爬上爬下检查施工质量,对设计图纸一张一张仔细审查。
“我是为人民工作的,让我签字也好,不让我签字也好,反正我要对老百姓负责!”他说。
有人说,张光斗命大,因为他曾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在去水库的路上翻过车;在山里遭遇过泥石流;在二滩水利工地上被山石袭击过,遇难的一位工程师当场倒在他的怀里……
几十年来,无论负责哪一个工程,他一定要去工地;到了工地,一定要去施工现场。工程的关键部位,再艰难危险,他也要亲眼去看一看,亲手去摸一摸。七八十岁的老人早该安享天年了,可张光斗还在钻千米坑道,爬几百米深的竖井。
当年在葛洲坝工地,为检查二江泄水闸护坦表面过水后的情况,年近80岁的他,乘坐一只封闭的压气沉箱下到了20多米深的水底,开沉箱的工人惊叹:“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年纪的人还敢往水下钻!”
正在葛洲坝工程进行现场设计审查的他,突然接到清华大学的电话,说有急事,请他立即返校。他匆匆赶回北京,推开家门,等待他的竟是惊人的噩耗,他37岁的长子因突发急病抢救无效去世。
打开儿子的抽屉,看到十几张没有上交的病假条,他知道孩子一直在拼命地工作。
他把自己关进了房里,两天没有出来。两天过后,他走出房门,拿出的是上万字的《葛洲坝工程设计审查意见书》。
时任水利部部长的钱正英接到这份意见书,泪水夺眶而出。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那一年,张光斗80岁,建设三峡工程是他心中最大的梦想。
1993年5月,张光斗被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聘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审查中心专家组副组长。
面对汇集了10个专家组、126位专家意见、总字数达300万字的这份报告,他每天拿着高倍放大镜,从早到晚,逐字逐句反复推敲审核。
他在专家组会议上说:“我们有信心、有志气建好三峡工程,我们又要如履薄冰地对待三峡工程。我们一定要抓住关键问题,只要是关键问题,千万不要放手!”
1994年,三峡工程开工。在此后近十年的时间里,已是耄耋之年的张光斗,每年至少跑两趟三峡工地。爬孔洞,下基坑,哪里不放心,他就往哪里去。他说:“工人师傅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