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项链 毕飞宇:仔细看看这条项链(续)

对于作家来说,或者说,对于小说来说,“忠诚”是无法描绘的。可以描绘的是什么?是性格与行为,——是人物的责任心,是担当的勇气,是不推诿的坚韧。要回答《项链》这部小说里头有没有忠诚,只要看一看路瓦赛夫妇有没有责任心就可以了。忠诚与责任心是合而为一的,一个在理念这个领域,一个在实践这个范畴。

莫泊桑全力描绘了马蒂尔德的虚荣,全力描绘了命运对马蒂尔德的惩戒,但是,为了使得《项链》这部小说得以成立,吊诡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不经意间塑造了另一个马蒂尔德:负责任的马蒂尔德和有担当的马蒂尔德。

也许我们不该忘记莫泊桑对“十年之后”马蒂尔德的外貌描写。这是《项链》里头极为动人的一个部分。他描写了马蒂尔德的“老”,他还特地写到了马蒂尔德“发红的手”,这是粗糙的、长期泡在碱水里的、红肿的、标准的“劳动人民”的手。在莫泊桑的本意里,这个“老”与“发红的手”自然是罚单,——你就虚荣吧,你已不再年轻,你已不再美丽。

说到这里我想谈谈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作家的性格。有些作家的性格是软的、绵的,有些作家的性格是硬的、狠的。哪一个更好?心理学告诉我们,性格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但哪一种性格更适合做作家,这就不好说了。“手软”可以成就一个作家,“手狠”也可以成就一个作家,这和文学的思潮有关。

但是,总体上说,有能力、有勇气深入的作家总是好的。我喜欢“心慈”、“手狠”的作家。鲁迅就是这样。“心慈”加“手狠”大概可以算作大师级作家的共同特征了。

用李敬泽的说法,写到关键的地方,“作家的手不能抖”。李敬泽说得对。是的,你的“手”不能“抖”。你“手抖”了,小说就会摇晃,小说就会失去它的稳固和力量。小说家是需要大心脏的。在虚拟世界的边沿,优秀的小说家通常不屑于做现实伦理意义上的“好人”。

莫泊桑就“手狠”。“发红的手”就证明了莫泊桑的“手”有多“狠”。是的,对于一个曾经光彩照人、众星捧月的女性来说,还有什么比“发红的手”更令人不堪呢。在这里,莫泊桑的手必须狠,否则就不足以惩戒,就不足以批判。

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马蒂尔德是在一夜之间“老去”的么?她的手是在一夜之间“发红”的么?显然不是。这个“老”与“发红”是渐变的,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十年。在过去的十年里头,马蒂尔德目睹了自己的面庞慢慢地“老”去,目睹了自己双手慢慢地“发红”。她也许流泪了,但她没有放弃,她没有逃逸。所以,这里的“老”和“发红”就是责任,就是忠诚。

的确,莫泊桑“手狠”。当他通过自己的想象看到马蒂尔德的双手慢慢“发红”的时候,另一个概念必然相伴而生,那就是“十年”。在《项链》里,莫泊桑用了一半的篇幅在惩戒马蒂尔德,他给马蒂尔德“判了十年”。这附带着又告诉了我们另一件事,那就是马蒂尔德的耐心。

我对“耐心”特别地敏感。之所以敏感是因为我有一个发现,这个发现想必朋友们都会同意,当代的中国是没有耐心的。我们热衷于快。我们喜爱的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太滑稽了,这个振奋了我们几十年的判断伤害了我们这个民族,它让高贵的生命变得粗鄙,直接就是印钞机上吐出来的印刷品。

我们人心惶惶,我们争先恐后,我们汗流浃背,我们就此失去了优雅、淡定、从容和含英咀华般的自我观照。没有耐心,极大地伤害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气质。

耐心有它的标志,——我们能像还钱一样耐心地挣钱;——我们还能像挣钱一样耐心地还钱,就像马蒂尔德所做的那样。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意思,挣钱的态度决定了还钱的态度,还钱的态度也决定了挣钱的态度。挣和还都特别重要,没有人只挣不还,也没有人只还不挣。要好,两头都好,要坏,两头都坏。

心情愉快,我终于要说到钱了。

关于钱,《项链》告诉我们,在1884年前后,也就是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法国教育部的书记员收入是可以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我说“中产阶级生活”倒也没有胡说,无论莫泊桑怎样描写马蒂尔德对自己的生活多么不如意,但是,她的家里有一个来自“布列塔尼”的女佣。因为女佣的存在,再怎么说,马蒂尔德也是衣食无忧的,甚至可以说,是丰衣足食的。

一个鬼魅的东西终于出现了,这个鬼魅的东西叫钻石项链,换句话说,奢侈品。再换句话说,奢侈的生活。这条项链有多奢侈呢?算起来吓人一跳,等于公务员一家十年的收入。

这句话还可以换一个说法,1884年前后的法国,一条钻石项链可以维持十年的中产阶级生活。

我想说,这样的生活是多么的美好,这个美好就是正常。我愿意把所有正常的生活看作美好的生活,——你是丰衣足食的,只要你别奢侈。

莫泊桑为什么对马蒂尔德的虚荣不能原谅?说到底,她奢侈,最起码,她有奢侈的冲动。

健康的、美好的社会不是不可以有奢侈,可以,但是,只能是少部分奢侈;健康的、美好的社会也不是不可以有贫穷,可以,但是,只能有少部分贫穷。

最为糟糕的社会是,一方面有大量的贫穷,一方面有大量的奢侈。我说这样的社会最糟糕,依据的是生活的常识:这样的社会不正常。这个不正常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贫穷太容易,奢侈也一样容易。从这个意义上说,1884年的法国是多么的正常。

所以,莫泊桑先生,息怒。在我看来,你所批判的那个“法国社会”是多么的正常,多么的美好。我宁愿相信,你所批判的不是金钱、资本和西方,你所批判的仅仅是人类顽固的、不可治愈的奢侈冲动。是的,奢侈冲动它才是原罪。

最后,我想说一说《项链》作为一篇短篇小说的大前提。

《项链》这篇小说有一个所谓的眼,那就是弗莱思洁的那句话:“那一串项链是假的。”这句话是小说内部的惊雷。它振聋发聩。我相信第一次读《项链》的人都会被这句话打晕。换句话说,真正让我们震惊的是什么呢?是假货,或者说,是假。这就是所谓的大前提。

但是,这个大前提恰恰又有一个更大的前提,那就是真。从接受心理的角度来说,“假”在什么条件下才会使人吃惊?很简单,“真”的环境。同样,如果环境里头到处充斥着“假”,或者说,整个环境都是“假”的,那么,这个“假”将失去它的冲击力、爆发力和震撼力。

在《项链》里,莫泊桑所采用的小说线性极为明了,假——真——假。借来的项链是假的,还了一条真的,最后再发现借来的项链是假的。“真”是一块巨大的磐石,稳固地盘踞在生活的最中央,然后,“假”出现了。

在“真”与“假”的冲突中,构成了所谓的小说戏剧性。换一个说法,如果我们将小说的线性做一次调整,变成真——假——真?能不能构成小说的戏剧冲突呢?

理论上是可以的。事实上,这样的作品文学史上有。牵强一点说,加缪的《局外人》就是这样的作品。可我们不该忘记,《局外人》并不类属于现实主义,它是存在主义的代表作。存在主义的关键词是什么?荒谬。荒谬的世界是颠倒的世界,“假”盘踞在生活的中央,闹鬼的反而是“真”。

相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来说,存在主义的真——假——真这个线性关系是不可思议的。它的线性只能是假——真——假。我是不是强词夺理了?没有。道理不复杂,人类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方式是求真,人类对现实世界的认知目的也是求真。

所以,真,或者说,求真,是人类心理的基础、认知的基础、审美的基础和伦理的基础,最终,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真”会使我们平静、愉悦,而“假”则会给我们带来震惊与恐慌。所以,现实主义的戏剧冲突只能依靠“假”对“真”的冲击来完成,而不是相反。

《项链》正是在“真”这个基础之上所产生的故事。当莫泊桑愤怒地、讥讽地、天才地、悲天悯人地用他的假项链来震慑读者灵魂的时候,他在不经意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他的世道和他的世像,是真的,令人放心,是可以信赖的。

敬爱的莫泊桑先生,你安息吧。

    (回复“毕飞宇”,可读《仔细看看这条项链》上篇和毕飞宇的专栏。)

本文刊于2016年5月3日《文汇报·笔会》,题作“项链和莫泊桑的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