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振熙的父亲 1 把父亲留给母亲的奠仪费拿出来给了毛泽东

在张敬尧逃离长沙时,毛泽东还在上海。

张敬尧被逐出长沙后,湖南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如何在湖南建设民治这个新问题,立刻提到湖南人的面前。这时,毛泽东将原先写好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发表于上海《申报》。

紧接着,毛泽东又在上海《时事新报》上接连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阐明他对湖南政局建设的主张,倡导湖南自决自治。

这时陈独秀正在上海同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毛泽东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得到了陈的赞同。在谈话中,两人又谈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共同探讨了许多湖南和中国的问题。

这次谈话,陈独秀对毛泽东影响很大。后来,毛泽东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7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返回长沙。

第二天,刚下过一场雨,酷热的长沙一下子变得清凉,毛泽东身穿薄薄的旧长衫,迈着轻快的步伐来到福湘女中。在选修班的教室旁边,他找到了杨开慧。

杨开慧与久别的毛泽东重逢了。

这次见面后不久,一师校长任命毛泽东为第一师范附小主事。这一职位使毛泽东在长沙获得相当地位,有了比较宽裕稳定的收入。然后,毛泽东把大弟毛泽民安排到第一师范搞校务,管理师生的伙食;此时二弟毛泽覃已在第一师范附小高14班读书,读书费用全由他支付。

一天,杨开慧来到了毛泽东在妙峰山惜阴街的住处。

这时,毛泽东正在翻阅最近的报纸,看见杨开慧进来,随即说:“霞仔,你来得正好。先看看这个吧!”

杨开慧接过报纸,快速浏览了一下,报上一则题目叫《文化书社缘起》的报道吸引了她。这篇文章中写道:

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杂志,以充青年及前进的湖南研究的材料。

原来,毛泽东从上海回来后,已着手筹办文化书社。这是他们所写的文化书社即将成立的宣传启事。看了这篇《缘起》,杨开慧十分兴奋地说:“太好了,我们也快有自己的书社了!”

“是呀,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必须要有一个阵地,书社就作此用。”毛泽东说。

但是,杨开慧对毛泽东说:“究竟什么是新文化、新思想,很多青年还搞不清楚。有的同学认为实用主义也是新思想,还有的把‘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那一套,当作救国救民的法宝来传播。现在长沙很多人在讨论社会主义,有的拥护科学社会主义,有的却拥护基尔特社会主义,还有人拥护无政府主义。这些思潮,阻碍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须得加以澄清才好。”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青年人有这些看法并不奇怪。欧洲从文艺复兴到产生马克思主义,经历了几百年的思想变化,中国人要在几年内接受这些东西,时间未免太匆促。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就是害怕十月革命,害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

“我们要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能不能办到呢?”杨开慧问。

毛泽东回答说:“只要努力去做,就能办到。因为现在中国工人阶级已登上了政治舞台,显示了坚强的战斗力。随着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迫切地需要马克思主义作指导。通过五四运动,全国人民更加认清了列强的侵略本性,中国人民迫切需要找到一条挽救自己国家危亡的道路。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立即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很自然地引起中国人民对俄国革命的向往,要求了解俄国,了解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的分析,使杨开慧感到欢欣鼓舞,她指着《文化书社缘起》这篇启事,无限深情地说:“原来,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这才是你的真正用意啊!”

毛泽东站起身来,爽朗地笑了。杨开慧说:“你这番用意,连书社的一些发起人也不一定知道哩!”

随后,杨开慧又问道:“润之,文化书社什么时候能开张呀?”

毛泽东说:“开张还有一段时间。现在创办书社的经费还不足。几个有志于革命的同事,也只能靠很少的教薪来维持生活,拿不出多少钱。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扩大社会影响,我已经找了文教界、新闻界、工商界的一些知名人士,筹集了400多元,但除了文化书社以外,要办的事情还很多,还有不少困难,经费是大问题。”

毛泽东碰到了困难,杨开慧立即记在心上。从毛泽东的住处离开后,她一边往回走,一边心里盘算着如何帮助毛泽东。这时,她自己还在读书,哥哥开智也还在读书,母亲也没有工作,家里没有一点收入。父亲去世后,家境一直不宽裕。她左思右想,没有一个得到钱的路子。

突然,她想起爸爸去世的时候,北京的一些朋友给母亲寄来过一笔奠仪费至今还没有用完。于是她决定回家劝母亲把这笔钱拿出来。这时全家的生活重担全压在母亲身上,杨开慧感到叫母亲拿出父亲的奠仪费难以开口。然而,她转而又想到毛泽东有了困难,自己不为他分担,让谁为他分担?最后,她决定还是向母亲求援。

回到家,她向母亲提起了毛泽东。

向振熙一边煮饭,一边听着,最后问道:“他还是那么忙吗?”

“是的,他正在创办一个书社呢!”

向振熙烧着火,头也没抬,只是说:“他总是为大家的事忙啊,忙得衣服也顾不上洗,饭也顾不上吃。这样不好啊!”

开慧见母亲没问书社的事,有些急了,直接了当地说:“妈妈,润之现在办书社缺钱,搞革命没有经费!”

“要是你爸爸在世,就好办啰!”向振熙叹息一声,没有再说下去。在她的眼中,毛泽东办的事都是好事。然而,此时她不知道女儿说此番话还另有目的。

“是啊,可惜爸爸死得太早。”杨开慧见母亲的脸上挂着泪珠,知道七八个月过去了,她还没有完全习惯父亲去世后的生活,所以提起父亲就伤心,于是安慰母亲说,“妈妈,要是爸爸还在,看见润之干了这么大的事业,该多高兴啊!”

向振熙擦去眼泪,点着头“嗯”了一声,表示赞同。

“妈妈,要是爸爸还在,他会怎样支持润之的事业呢?”

向振熙抬头看了看女儿,回答说:“他会尽他的力量去做的。”

“那么,我们也尽力去帮助他吧。”

“霞仔,”向振熙望着女儿,“你们在恋爱。我从来也没有拦你们的路吧!”

“不,妈妈,我说的不是这个事。”杨开慧看见母亲误会了她的意思,随即说,“现在他办书社遇到了困难,我们把剩下的那笔奠仪费拿出来,给他做经费吧!”

向振熙一听,沉默了。现在两个孩子读书,又要吃饭,她本人没有工作也没有其他的收入,现在一分钱都很宝贵啊!开慧见母亲没做声,又说道:“妈妈,润之志向远大,现在他正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办书社,许多人都支持他,但是,文化书社因为缺钱还是办不起来,他遇到了困难,我们帮帮他吧!”

向振熙听女儿说得很动感情,也很有道理,但是一想家里生活的困难又忍住了话头,轻轻地说:“霞仔,你们还要办婚事啊!”

杨开慧说:“妈妈,你放心,我们商量好了,不做新衣,不坐花轿,不举行婚礼。一句话,不作‘俗人之举’,婚事新办!”

向振熙再也没什么话可说了,她走进内房,打开抽屉,拿出那笔奠仪费交给了女儿。

杨开慧手捧银元,禁不住泪水交流!她感激地望着母亲喊了一声:“妈妈,好妈妈!”

随即,她一阵风似的跑出了屋子。向振熙看见平时沉着稳重的女儿竟高兴成这个样子,也忍不住掉下了欢乐的泪水。杨开慧走后,她才想起她饭还没吃,自言自语地说:“为了润之的事业,把什么都忘了,总得吃一口饭再走哇!”

杨开慧一点也没感到饿,一口气赶到惜阴街,将那包银元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接过银元,非常感动。钱虽然不多,但在革命工作最困难的时候,她们母女俩的帮助却是显得特别珍贵。这时好友陶毅也掏出了一笔钱资助他,文化书社终于可以办起来了。

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开始营业了。

书社在潮宗街56号。总经理是毛泽东的好友易礼容,长郡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陈子博等3人为营业员。书社租借原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3间房子,楼上楼下,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中间是大屋,做了宽敞的阅览厅。书架上,很醒目地摆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阅览台上,摆着《新青年》、《劳动界》、《新生活》、《时事新报》、北京《晨报》等几十种进步报刊。

这是长沙市最先公开发行马克思主义书刊的场所,来的人特别踊跃。文化书社的3个工作人员,既要拿书、收款,又要作宣传,还要读报刊,忙得不亦乐乎。

杨开慧既是热心的读者,又经常来义务帮助。毛泽东担任了书社的“特别交涉员”。他们常常协助书社工作人员,亲手把马克思主义书刊送到读者手里。

文化书社创办以后,没有多久,在平江、浏阳、宝庆、衡阳、宁乡、武冈、溆浦等县都成立了分社,在长沙城内的一师、一师附小、楚怡、修业等学校,也设了贩卖部。并且,它还和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全国各革命团体及出版机构建立了密切联系。

以后,文化书社成了毛泽东开展建党建团工作的重要联络地点,也是杨开慧刻苦攻读马列著作的课堂。毛泽东和杨开慧,常在这些地方跟其他革命同志联系。

文化书社成立后,杨开慧遵从毛泽东的安排,担负了省学联的宣传工作。她开始一边读书,一边奔波于各个学校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