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傅才武 武大教授冯天瑜:武汉处在张之洞后又一跃升期

(长江日报)“自21世纪10年代开始的几十年间,武汉恰值一个继张之洞督鄂之后又一个跃升期,可望达到‘飞龙在天’的佳境。”昨日,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在“武汉2049”专题研讨会上说。

遥望2049,他认为武汉将从中国中部首席一线城市,崛起为宜居、高品质的世界级大都会。

“时段理论”印证武汉崛起

法国年鉴派代表学者布罗代尔(1902年—1985年)提出区域研究的“三时段说”。

长时段,指以百万年计变化的地理时段,可称之“结构”;中时段,指人类文明发展的社会时段,可称之“局势”;短时段,指个体时段,可称之“事件”。

按这一理论,冯天瑜分析了武汉的发展。从长时段看,武汉地处亚热带北沿。人类文明发生线——北纬30度线横贯市南。此纬线通过的印度河流域、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等几大人类文明发生地,因副高压控制,多是气候干热的沙漠地带。而武汉所处的长江流域得大自然眷顾,水热资源充沛,是中国乃至世界自然禀赋优越、发展潜力巨大的地域。其中,武汉又处在长江流域条件最好的区段。

从中时段看,武汉区域在古代、近代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作出了突出贡献,已然具备成为特大都会的历史趋向。古今中外杰士多将武汉视为天下枢纽。1907年,张之洞离开总督18年的湖北入阁拜相,行前写下“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多从江汉起”的名句。

从短时段看,武汉历史上多次领受战略支点安排,比如张之洞督鄂实施“湖北新政”。

综合起来,冯天瑜认为,武汉崛起具备历史的必然性,是“时段理论”的一个很好的注脚。

武汉这条“龙”该飞了

冯天瑜认为,在广土众民的国度,现代文明不可能立即普遍开花,而必须有一个“带际战略”安排。就改革开放新时期来说,带际发展的大势是从东部沿海起步,渐次向中西部推进。

他说,近代武汉曾是文明领先之区,直至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仍居全国城市群第一方阵。改革开放新时期,武汉虽有进步,但发展落伍于沿海。这是“潜龙勿用”阶段,实为聚集能量的时期。而当下及今后,带际战略已推进到中部崛起阶段,武汉进入“见龙在田”的起飞期。

展望前景,长江中游将承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为增长“第四极”,正进入黄金期。从当前开始的几十年间,武汉恰值一个继张之洞督鄂之后又一个越升期,可望达到“飞龙在天”的佳境。

对当前历史机遇,冯天瑜认为,武汉应有充分的文化自觉,这种自觉不仅指目标自觉,还尤其需要路径自觉。

“取法乎上”实现弯道超越

他说,武汉的现实是尚处欠发展阶段。在经济流、文化流传递迅速时代,后发区有多种选项。发达国家、国内先发地区作产业转移,武汉当然可以有选择地承接,这是后发地区发展的一种契机,但决不能满足于此,尤其不可拾取那些低端产业,此为“下行通道”。瞄准先进,作蛙跳式跃进,才是当取之上策。用力于高端研发、高端产业、高端服务、集约型高端农业,应是武汉的追求。东湖高新区、光谷、设计之都,走的是这条“超升之路”。

瑞士、挪威、爱尔兰、芬兰,19世纪都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它们没有走英法工业化老路,而以先进文教科技、前沿经济引领,攀援价值链高端,于20世纪中叶以降跃升为最先进国度,武汉当效法其神,走弯道超越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