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宏启的家庭 流动的“花”如何扎根城市的“土”——访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褚宏启教授

       记者: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随迁子女与本地学生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差异甚至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随迁子女有没有可能完全融入城市?这种融合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难在哪里?

       记者: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随迁子女与本地学生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差异甚至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随迁子女有没有可能完全融入城市?这种融合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难在哪里?

褚宏启:正如你所说,随迁子女的确与本地学生之间存在着客观差异。这些差异会致使随迁子女面临社会排斥。社会融合意味着社会距离的缩小或者消除。而社会距离的存在与加剧则是社会排斥的结果。对他们而言,潜在排斥者包括城镇成年居民、城镇户籍学生、学校、教师以及流入地政府。

记者:随迁子女受到的社会排斥主要有哪些?

褚宏启:随迁子女及其家庭面临的社会排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制度排斥。制度排斥属于各种排斥中最严重的排斥。而制度排斥中最严重的是户籍制度排斥。户籍制度导致随迁子女不能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不仅在教育方面,在医疗、保险等方面同样受到歧视。

第二,经济排斥。经济排斥是指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中的社会排斥,具体包括就业排斥、收入排斥和消费排斥。随迁子女家庭所面临的经济排斥,会影响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间接导致他们在学校中的经济表现比如衣着、食品、通勤方式等,从而使得他们在学校中也可能面临同龄人的不接纳。

第三,文化排斥。文化排斥是指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语言方式等方面的排斥,主要表现为城镇学生对于随迁子女的文化排斥,以及城镇学校的一些教师对于随迁子女的文化排斥。文化排斥往往起于偏见,加强沟通、增进理解后,排斥会得到减弱。在刚性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制度安排背后,深层的社会心理结构对城市移民具有重要影响。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不仅仅是一种制度安排,更是一种基于利益差别的心理结构。

随迁子女与城镇学生的关系要经历隔离、冲突与融合三个阶段,在许多地方现在仍然则处于隔离与冲突阶段。由上述分析可知。要改善社会关系状况,缩小社会距离、走向社会融合,并不容易。

教育能否促进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合?

教育是实现随迁子女深度社会融合的基石。

记者:在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合中,教育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褚宏启:教育在促进社会融合中具有重要作用。法裔美国学者克雷夫科尔提出“熔炉论”理论,认为美国已经并且仍然继续将来自不同民族的个人熔化成一个新的人种——美国人。教育在促进社会融合中发挥的也是“熔炉”的作用,教育可能是诸多熔炉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实现深度社会融合的基石。

       记者:既然教育在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合中很重要,那么教育可以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

褚宏启:通过教育促进社会融合,需要从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寻求对策。

首先,要破解教育方面的“制度排斥”,提高城镇各级各类基础教育对于随迁子女的开放水平。

其次,要有针对性地改进随迁子女的基础教育,把促进随迁子女社会融合作为城镇学校的教育目标之一,既面向当前促进“文化融合”,也面向未来促进“经济融合”。城镇地区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就是未来的城镇居民,如果来自城市和乡村的孩子在幼儿园和中小学阶段就较好实现了融合,对于他们成人后的整体性社会融合功莫大焉。

基础教育的内容、形式等,要为促进社会融合服务,要为建设一个民主、平等、公正的社会服务,要让城乡学生进行更多的互动,让随迁子女更快更好地习得城市生活方式。

更重要的,城镇基础教育要针对随迁子女的特点因材施教,切实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核心素养,在基础教育阶段为他们的一生幸福奠定坚实的“基础”。只有如此,他们将来才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竞争力,才能有较好的就业能力和就业质量,才能有较高的经济地位,才能真正实现经济融合。而经济融合是实现其他社会融合的最重要基石。

随迁子女教育过程中面临哪些挑战?

随迁子女“不会融入”“不敢融入”的问题比较突出。

记者:由于生活条件及出生地的不同,随迁子女在口音、衣着等方面,有可能成为本地学生歧视和取笑的对象,这些外在的差异会给随迁子女的教育融合带来哪些挑战?

褚宏启:任何群体之间都不会是同质的,即使是在群体内部也不会都是同质的。因此有差异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双方要有良性互动,即随迁子女能够对本地的学校生活有参与感,本地儿童能够尊重随迁子女。

在随迁子女及其家长社会融入问题上,除了存在“不让融入”的制度性问题外,农村转移人口“不会融入”“不敢融入”的问题也很突出,主要表现为缺乏民主参与精神与参与能力。

因此,随迁子女的教育也应该把培养民主参与能力作为培养目标。在教育实施中,通过课程建设、管理民主和教学民主,以民主的手段培养各类受教育者的民主素养,使随迁子女及家长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有效地参与公共活动,正确地行使公民的权利和履行公民的义务。通过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方式,获得本地儿童的尊重,减弱其排斥。

记者:在随迁子女集中的低端打工子弟学校,办学设施及教育条件差,会不会进一步加剧随迁子女与城市儿童的差距?这些打工子弟学校会不会成为城市中的一个“孤岛”,从而进一步加大两者融合的难度?

褚宏启:打工子弟学校给那些被排斥在现行教育体制之外的随迁子女提供了一个受教育的场所,这是其存在的合理方面。但此种合理性是建立在目前教育体制仍然不健全,未能对所有适龄儿童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的基础上的。

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对打工子弟学校缺乏监督和规范,使得在这些学校里就学的随迁子女的教育被置于追求利润的私人操作之下,这对他们的未来发展极为不利。

打工子弟学校的未来发展应着眼于转型与规范两大任务:一是将批准的打工子弟学校纳入到民办学校管理范围;二是将教育层次类型转型。随着国家对教育经费投入的不断加大和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及跨地区综合教育治理能力的提升,非法打工子弟学校作为一个必要缓冲地带而终将退出历史舞台,符合办学资质的打工子弟学校将纳入民办教育范畴加以规范化管理。

怎样为随迁子女融入城市创造良好环境?

流入地政府应当为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配置适当的资源。

记者:随迁子女家庭教育方式的简单化及缺失,会给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合带来哪些负面影响?在家庭教育缺失很难改变的情况下,如何弥补?

褚宏启:进城务工人员受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较差、生活压力大、自身文化水平有限等多种因素影响,在对子女教养方式选择上存在偏差,大多倾向于专制型和放任型的教养方式。

要想改善这种局面,需要一方面完善以社区为基础的进城务工人员服务管理体系,加强对进城务工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提升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融入水平,改善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条件。

另一方面,流入地学校要拓展其社会化功能,积极承担家校合作驱动者的角色。流入地学校应把提升农民工家庭的合作意愿和能力作为重点,积极通过举办家长学校、成立家长委员会、开展主题活动等多种方式,实现家校合作效能最大化,有效补齐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短板。

最后,学校应该要求本校的教师和当地学生尊重在本校就读的随迁子女及其父母,并通过家长委员会、家长会等形式,促进本地学生家长与农民工子女家长的沟通与交流。

记者:政府和社会在随迁子女融入本地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如何才能给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合创造良好环境?

褚宏启:国家和地方政府要根据各地区随迁子女流动类型的主体构成状况,进行有针对性地差异化顶层制度设计。随迁子女所涉及的行政幅度越大,教育规划和资源配置的协调难度也就越大。对于北京、大津、上海、浙江等跨省流动重点区域,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举全国之力,在教育规划和资源的配置等方面进行各省之间的协调和统筹。对于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和贵州等以省内流动为主等省份,需在省内、市内进行协调和统筹。

流入地政府作为解决随迁子女基础教育问题的主要责任主体,应当科学系统地搜集、掌握准确的随迁子女相关信息,为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配置适当的资源。同时,应对学前教育阶段和随迁子女的异地高考问题,进行系统设计和整体规划,这不仅关系到数量众多的随迁子女及其家庭的核心利益,也关系到近期社会稳定和长远发展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