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戴逸 清史人生:戴逸先生与《清史》纂修
2002年8月,国家启动了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清史》纂修。这个浩大工程预计将耗时10年完成,其负责人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戴逸。那一年,他已是76岁高龄。
戴逸,1926年生于江苏常熟,1946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1948年前往解放区,进入华北大学一部学习、工作。全国解放后,华北大学进入北京并改为中国人民大学。1952年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1973年转而研究清前期历史。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我们现在修史跟过去不同”
记者:这次编修清史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工程。听说您为了修清史奋斗了大半辈子,并且曾三次与其擦肩而过,为什么这次能够梦想成真呢?
戴逸:建国之初,董必武董老提议要修一部清史,当时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总理的赞成。到了1959年,周总理曾经要吴晗同志搞一个清史规划,当时吴晗找了我来商量,我那时才30岁出头。到了1965年,中央组织了清史编修委员会,我也参加了,那时我39岁。
后来又到了1981年,邓小平同志曾经批准了一封群众来信要修清史,但是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百废待兴,所以也没有修成。这一次国家财政力量比较富裕,也没运动了,这是修清史的好时机。
记者:您说当时吴晗找您的时候,您才30出头。他为什么就选中您了呢?
戴逸:因为当时搞清史的人很少,我一直搞中国近代史。我当时正是北京市历史学会的常务理事,他是会长,比较熟悉,所以他找了我。
记者:这次修史和前几次相比会有什么不同?
戴逸:很不一样。中国从来就有易代修史这样的传统。第一次是朱元璋在洪武元年下诏修《元史》,那时明朝刚刚建立。第二次是清朝顺治二年,清军刚刚入关的第二年就下令修《明史》,但《明史》修得很长,修了90多年。到了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下令修史,修成了《清史稿》。
因为最后没有修成为一本成书,所以是稿本。我们这是第四次修史。当时,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李岚清四位常委批准了清史工程的项目。这次修史和以往封建时代的修史在目的、观点上都不同,并且我们这次在史料方面准备比他们充分得多。
过去修史,它所依据的档案都没留存。而现在,清代的档案基本上都完整地保存在故宮。我们这次修史,比较有幸的是,一百几十个人管理档案,这个量很大。
记者:《清史稿》有536卷,修稿历时14年,我们可作超越的地方在哪里?
戴逸:《清史稿》也是一本有价值的书,但是它有严重的缺陷。当时修史的那些人都是清朝的遗老,对清朝念念不忘。因此他们是以遗老的心态来修清史,对当时成立的共和国、对革命非常不满,诋毁革命比较厉害。《清史稿》里面孙中山的名字只出现了一次,还是在通缉孙中山的时候。《清史稿》里不提孙中山,清朝怎么灭亡的就搞不清楚了。
我们现在修史跟过去不同。以前修史的全部是官员,修明史只有一个人不是官员。而我们现在修史的都是学者,修史编审委员会25个人全部都是学者,没有官员。
记者:司马光在主编《通鉴》时有这样一句话:宁失于繁,无失于略。同样作为主编,您的编辑思想是什么?
戴逸:我也要求写得真实一些,所以这部清史有3000万字,大大超过二十四史里面任何一部。
记者:10年的时间我们听起来很长,但是对真正修史来说,时间够了吗?
戴逸:我也很担心这一点。我也怕10年时间太仓促,单是《清史稿》就修了14年,何况它只是书稿还不是一本书。不过我们修史比《清史稿》那时候条件要好。我们不处于兵荒马乱的年代,经费也容易着落,生活有保证,同时全国学者也非常愿意投入这样的工程。
记者:说到经费,学者们都很关心您作为主编,会用怎样的价值标准来运用这笔钱?
戴逸:我要看修史质量,但是我们也要很爱惜国家的资金,不能随便乱花。我们现在在搞一个整理史料的基础工程,把文献资料整理出来出版,这个要花很多钱,可能达到10亿元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