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電影《指揮家的抉擇》
下个月是剧作家罗纳德·哈伍德的大日子,他的两部戏从奇切斯特艺术节一直演到伦敦西区。这两部戏都是关于音乐家在极权政治下何以自处的题材。《抉择》(Taking Sides)讲的是指挥家富特***勒在1946年接受去纳粹化审判时的经历。二战中,身为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指挥,富特***勒没有接受来自纽约爱乐乐团的优厚邀请,而是继续留任于纳粹德国音乐旗舰的宝座。
希特勒时代,古典音乐中的现代派、左派和犹太人思潮首先被赶尽杀绝,继而成为纳粹国家机器的点缀和附庸。拜鲁伊特和柏林的音乐活动演变成国家庆典。著名音乐家们春风得意,不亚于电影明星。音乐家如果不做纳粹的座上宾,就势必成为纳粹的阶下囚,何去何从,很少有人能躲得过这一关。
富特***勒,身为保守派知识分子,决定先屈就,再伺机为身处水火的人们奉献音乐和希望。他陆续救助了80多位有名有姓的受迫害者,其中一些人在战后的审判中挺身为他作证。“多亏富特***勒,我的父亲才能在荷兰逃脱盖世太保的魔掌”,小提琴家卡尔·弗莱彻的儿子对我说道。
然而战后对富特***勒提出起诉的出发点是,他的国际名声和音乐活动,在客观上为纳粹的统治和罪行提供了帮助。虽然最后宣判他无罪,但是关于艺术家身处罪恶国家中所应该秉持的正确的操守原则,依然长期成为法律中的空白。
哈伍德的剧本在1995年拍成了电影,从而将演员和观众都推到了这个尖锐的问题面前:换做你,你会怎么做?看了这出戏,富特***勒的遗孀伊丽莎白老太太,曾经问哈伍德,他究竟从哪儿找到了当年的这些审判记录?“我没找到”,剧作家回答,“全是我自己编的。”《抉择》说的正是我和你的故事,当我们面对暴政统治时,可能采取的态度和立场。
作为《抉择》的姊妹篇,去年刚刚首演的《合作》,是哈罗德的另一部类似题材的剧作。讲的是理查·施特劳斯与斯蒂芬·茨威格的一段短暂交往。这二人的鼎鼎大名不用多说了吧。前者是歌剧《莎乐美》和《玫瑰骑士》的作曲家,后者是著名的奥地利作家。
纳粹掌权伊始,69岁高龄的理查·施特劳斯答应出任帝国音乐事务部的头儿,专门负责对德国音乐家的甄选和批准。施特劳斯后来解释说,他之所以接手这个职位,实在是因为舍不得放弃他在德国歌剧界苦心经营的一片江山。
1935年,一封写给茨威格的信被党卫军截获,因其内容反动,施特劳斯丢了乌纱帽。从此他开始为他的犹太儿媳和两个孙子的安危担惊受怕起来。另一方面,茨威格本人也是犹太人,于是先流亡英国,再随后,与妻子一起在巴西自杀。
施特劳斯和茨威格合作的唯一成果,是歌剧《沉默的女人》。该剧发生在17世纪的伦敦,展现一派不合时宜的风光明媚。《合作》上星期首次在汉堡为德国观众公演,现场气氛颇为惴惴不安。剧中,施特劳斯面对战后的法官,说道,“我信仰的党派是艺术,仅仅艺术。”
哈伍德年届74岁,是罗曼·波兰斯基电影《钢琴师》的编剧,并因此得了奥斯卡奖。哈伍德大半辈子都在思考着有关乱世中的艺术家的天职之类揪心的命题。哈伍德出生于南非,随后在1960年离开。从此,他陷入无休止的自责,无法原谅自己没有参与对种族隔离的抗争。早在1995年,我曾经跟他交谈过,那时《抉择》即将搬上舞台。那时候他对纳粹音乐家的态度,比我偏激得多。
“我写这些剧本的动机,就是想探讨,换成我在当年境况下会怎么做”,他这星期对我说。此时《合作》的德国首演刚刚散场。“富特***勒和施特劳斯都说:我别无他路。但是道义的选择永远是存在的。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像那时候一样,是非这么清楚地明摆着。”
我们就这么事后诸葛亮地往下谈着。那两位纳粹时期的顶尖音乐家,当年肯定已经风闻了大屠杀和迫害的种种情形,不过,他们对恐怖真相的了解肯定不像我们今天这么具体。所以我对哈伍德说,一位搞音乐的人,无论他的所作所为究竟怎么样,又能对极权统治产生什么撼动和影响呢?
“什么影响也没有”,他宽厚地笑笑,“艺术是软绵无力的。艺术并不能保护文明,而我们只能装作它能保护文明的样子。”
这就是两部戏的核心了。艺术家在舞台上是世界的主宰,然而在真实世界的舞台上,艺术家只是一团软泥。任凭施特劳斯和富特***勒做什么,都无法阻挡大屠杀。可是他们的无所作为,客观上纵容了纳粹以文明化身自诩。
个人的正义感虽然微不足道,却始终挥之不去。它让我们日复一日地内心纠结着,弄出一部又一部作品来排遣自己。维果·莫特森曾经主演了电影《魔戒》,现在又拍了新电影《good》,讲了一个文学教授加入纳粹时的困扰。全世界的孩童在《穿条纹睡衣的男孩》中,读到9岁的布鲁诺怎样面对铁丝网后的犹太小朋友。在乔***·利特尔的《好心人》中,纳粹党徒从古希腊名言中寻找精神支柱。哪怕堕入万丈深渊,也想着内心平安。
有关第三帝国的种种生死纠葛,激发着我们的思索,“换了是我,我会怎么做?”这个问题活生生地摆在我们面前。现任教皇,60年前曾经被迫参加过希特勒青年党。5年前,他又一次面临困境。法国有一片墓地葬着一些纳粹党徒,其中有些人曾经参与了灭绝性屠杀村民的行动。教皇应该为这些亡灵祈福吗?他最后终于还是祈福了。纳粹留下的痕迹成了一个道德真空,哪怕侍奉上帝的虔诚之人也感到进退维谷。法则尚未铭刻,信仰极度迷乱。
然而我发现哈伍德这些年来对待富特***勒和施特劳斯的态度已经明显豁达。而我自己的思绪却随着眼前新证物的累积而愈加偏激。几星期前的德国报章,刊登了一些温情脉脉沆瀣一气的旧照片。施特劳斯与戈培尔喜笑颜开地在柏林款待日本大使。1939年富特***勒在一场音乐会后,与专杀犹太人的维也纳侩子手把酒言欢,一同向希特勒套近乎,周围是欢呼的人群,他的乐团上方是巨大的纳粹标语和万字旗。
这些聪明绝顶的知识分子怎么能声称自己无辜?谁说他们没有立场?选择是他们自己的,而他们却站错了队。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当沾满鲜血的手伸过来寻求愉悦时,罪恶时代的艺术行为也需要有一个道德准绳。希特勒时代留下的教训是,艺术家无论有作为还是无作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怎样负责?我们得订立一个日内瓦公约,既保护战俘,也甄别艺术家在乱世中的权利和职责。二战结束已经70年,这场争论依然方兴未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