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崇碧为何不被重用 谢富治为何受重用:诬小平越来越不尊重毛主席

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开了7次“政治生活批评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进行了围攻、批斗,谢富治在“政治生活批评会”上紧跟张春桥,说老帅们:“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复辟!”

批判“二月逆流”,使“四帅”、“三副(总理)”要么受冲击,要么靠边,要么被打倒,一下子倒了7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再加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已被打倒,朱德、陈云被排挤,刘伯承年老体弱,剩下的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5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有谢富治一人。

于是,经毛泽东同意,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党的领导机构,名曰“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实际上主持着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本来谢富治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不能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为此江青向毛泽东提出,要谢富治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回答说:成员不扩大,可以经常列席文革小组会议。谢富治就这样成为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一员。

这个“碰头会”包括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加上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共计12人。谢富治是除了周恩来之外惟一一个国务院领导成员。

1967年4月上旬,军委扩大会议在京举行。谢富治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11日的会上,徐向前对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近3个月来的工作进行了检讨。陈伯达首先对徐向前开了炮。谢富治接着上纲上线,说:“你徐向前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徐向前回答说:“富治同志啊,错误路线我都承认了,你还要怎样啊!难道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吗?”

1968年3月,林彪等人策划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在这一事件中,谢富治成了“受害者”。3月24日晚,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驻京机关部队1万多人。

林彪在会上讲:“……最近从空军中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这显然是林彪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诬陷之词,谢富治与吴法宪成了“杨、余、傅事件”中的“受害者”。

当年10月13日至31日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从组织上完成了最后打倒刘少奇的手续及集中批判“二月逆流”。谢富治批判“二月逆流”不甘落后,说:“几个老总讲话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煽风点火乱国,国务院李富春家成了中心,以后两个中心合流了。”“朱德同志从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对毛主席。谭震林同志、朱德同志、陈毅同志合伙把毛主席赶出军队。”“陈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这些人都应该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