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懒寻旧梦录 再谈夏衍 从《包身工》到《懒寻旧梦录》

对于"文化名人"的最好纪念,应该是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发掘他们对于当代社会的教育意义

作者为近代史学者,现居北京

智效民

2010年10月30日,是夏衍先生诞辰110周年。据说早在今年年初,有关方面就开始行动,准备以夏衍故居为核心,打造一个大规模的"夏衍电影文化特色街区"。为此,当年投资1600万元巨款的杭州汽车东站,在运行不到20年就被拆迁。许多老乘客为此而感到心痛,纷纷前来摄影留念。

以开发旅游、发展经济为借口,把纪念文化名人与土地拆迁结合起来,乃是当代社会的一大特色。我不知道这样做于国于民有何益处,但总觉得对于"文化名人"的最好纪念,应该是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发掘他们对于当代社会的教育意义;否则即便是大规模搬迁和大手笔投入,也会让事情变味。

谈到夏衍的当代意义,离不开他的代表作《包身工》和《懒寻旧梦录》。

早在1924年夏衍就投身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和文艺工作。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翻译了高尔基的《母亲》,创作了电影《狂流》和《春蚕》、话剧《秋瑾传》和《上海屋檐下》,在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有人说《狂流》是中国新电影真正的诞生,也有人说电影《春蚕》开创了将新文学改编为电影的先河。

1936年,夏衍目睹日本资本家欺压中国工人的实现,写下报告文学《包身工》。由于报告文学需要作者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和认真的生活体验,然后用写实的手法来反映现实生活,因此它比电影和话剧更具感染力。阅读这部作品,你会感到夏衍对包身工那人间地狱般的生活环境有深刻的了解与同情,对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制度有无情的鞭挞和揭露。正因为这样,他在文章末尾的警告才有极强的震撼力:

"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里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机械、技术、体制和为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些人,当心那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黑夜,静寂得像死一样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

对于这篇文章,夏衍极为偏爱。他在去世之前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觉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当时正是许多地方为了追求GDP而大办"血汗工厂"的时候。

到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夏衍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香港、重庆等地,除了主持过《救亡日报》、《华商报》和《新华日报》之外,还撰写了大量杂文和政论。

除此之外,他把主要精力仍然放在电影事业方面。在此期间,他不仅介绍苏联电影创作理论,出版了《写电影剧本的几个理论问题》,将鲁迅的《祝福》和茅盾的《林家铺子》改编为电影剧本,还翻译了苏联有声电影剧本《生路》。因此人们把他誉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开拓者、领导者",一点也不过分。

新中国成立后,夏衍长期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并主管电影和外事工作。工作之余,他又把《祝福》、《林家铺子》、《憩园》和《我的一家》等名著搬上银幕。

此外,他有动手为别人修改剧本的习惯。比如《青春之歌》、《五朵金花》、《风暴》、《聂耳》、《早春二月》等电影剧本,经过他的修改都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传世之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夏衍首当其冲遭到迫害,成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文革"结束后,他先后担任对外友协副会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中顾委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等重要职务。尽管如此,他仍然笔耕不辍,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懒寻旧梦录》。

《懒寻旧梦录》长达30万多字,是夏衍晚年完成的一部回忆历史、反思历史重要著作。

比如他在谈到1949年中国文化人的去留时无比感慨地说:"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大作家如蒲宁、小托尔斯泰,以及不少演员都跑到西欧和美国,连高尔基也在美国呆了十年。中国呢,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连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老舍、曹禺也回到了刚解放的祖国。"联系到这些人回来以后创作枯萎、动辄得咎、结局悲惨的人生遭遇,夏衍内心的痛苦不言而喻。

由此可见,只有了解夏衍,反思历史,才是对他的最好纪念。这比搞所谓"文化特色街区"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