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社会化的概念 洪大用:社会学如何培养专业人才?——怀念作为教育家的郑杭生先生

(本文根据作者在北京社会学学会2014年学术前沿论坛暨郑杭生教授追思会(2014年12月21日,在清华大学召开)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内容摘要:本文回忆郑杭生先生在培养社会学专业人才方面的实践与教导,概括指出六个方面:要有强烈的社会关怀,要重视整体的、历史的思维训练,要掌握融通而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要有传承性理论创新的自觉努力;要秉持坚定的学术立场;要致力于养成宽厚包容的学术心态。

非常感谢北京市社会学学会,感谢李强会长,感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北京市社会学学会 2014年学术前沿论坛这样一个特别的场合追思我们的老师郑杭生先生。郑先生在 11月 9号离开我们,确实比较突然,留下了很多未尽的事业和我们无尽的思念。在郑先生追悼会的当天,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举办了一次追思会,由于时间非常仓促,很多人没有机会详尽表达,我也只是报告了先生病情发展的经过。今天,我想以《社会学如何培养专业人才?——怀念作为教育家的郑杭生先生》为题,做一个补充发言,以纪念一位社会学的巨人。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在先生的生平介绍中,先生不仅被公认为著名社会学家,同时也是教育家。先生从 1961年毕业留校工作,毕生奉献于教育事业,特别是为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时,先生已经创立了社会学研究所。我与先生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在入学三年后,即 1988年底迎接元旦的联欢会上。先生当时已经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要到各个院系的联欢会现场看望师生。我当时也在准备报考社会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经过时任历史系副教授的金德群先生(先生的温州同乡)介绍,我跟先生汇报了报考研究生的想法和在温州开展社会调查、编写地方志的经历。先生对我参加社会调查的经历很欣赏,还非常优雅地说欢迎报考,并给予了指导和勉励。 1989年 9月,我有幸被先生收入门下,从此开始了社会学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学习以及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生涯。

回想与先生相识、相处、相知的 26年时间,一幕幕的往事仿佛就在眼前。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场合,我把先生在培养社会学专业人才方面的实践与教导略作梳理,概括为 6个方面,与大家分享。这些方面就是:要有强烈的社会关怀;要重视整体的、历史的思维训练;要掌握融通而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要有传承性理论创新的自觉努力;要秉持坚定的学术立场;要致力于养成宽厚包容的学术心态。

一、要有强烈的社会关怀

社会学,顾名思义是研究社会的。一个没有“社会”观念的学者很难说是一个合格的社会学者,甚至有可能沦为一些学者所批评的、只关注个体利益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无论是开展社会学学术研究,还是从事社会服务、社会工作、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的实际工作的人,心中都要有一个“社会”的观念,要有强烈的社会关怀,要有创造“美好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先生正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也是这样实践的。他所开创的社会运行学派就是源于对中国社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陷入恶性运行的一种理论自觉和反思,这个学派的宗旨在于探索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与机制。

社会关怀直接源于对社会经历的体悟和反思。先生一生阅历丰富,跨越了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也有着海外“洋插队”的生活经历。他常常会给我们讲到在湖南乡下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四清”运动:初期是在农村“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表现为城市和农村的“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活动)的经历,讲到在江西“五七干校”当石匠打石头的故事,讲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校园内外的派系斗争,讲到在英国留学期间的见闻和感受。

每每讲起这些故事,先生总是超越了个人的恩恩怨怨和利益得失,而呈现出对于社会运行的担忧和思考。先生总是说,多点社会经历不是坏事,甚至可以是好事,可以成为人生的一笔财富。记得 1989级硕士研究生入学后需要去基层工厂、农村劳动锻炼一年,当时我和在座的刘精明教授等人被安排在北京制呢厂基层车间做工人。

考虑到当时的背景,大家思想上多少有一些想不通的地方,所以在先生问起工作情况时也就坦率地说出来了。

记得先生说,对于我们的心情他能够理解,但是从长远看,在工厂工作一段时间,对基层社会有更多的了解,是有益于社会学研究和个人成长的,将来回忆起来甚至可以认为是一笔财富。现在看来,像我们这样从农村走出来、从学校到学校的学生,能有在城市国有企业工作的经历,确实还是很有价值的。

社会关怀重视把握社会的脉动,积极推动学术与社会的互构。先生从事社会学研究非常关注其应用价值,这是对中国经世致用学术传统的传承,是社会关怀的明显体现。先生长期以社会学理论方法及其应用作为其研究领域和培养学生的方向。

他所创立的社会运行论,在关怀现实社会运行的同时,提出了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理念,这样一种理念从学术话语变成媒体话语,最后转化为政策话语,成为形塑社会的重要力量。类似地,先生创造了社会转型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这一洞见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

先生还提出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是个体与社会互构的过程,这种互构已经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实践形态,这些思想体现在其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和社会学本土论等理论观点中,同时也成为看待和形塑社会实践的重要视角和力量。

从 2002年起,先生一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系列报告的主编,每年围绕不同的社会主题组织研究,产生了很好的学术的、社会的和政策的反响。

二、要重视整体的、历史的思维训练

学习社会学需要有对社会整体的想象和建构,需要有关于社会结构和过程的思维和理解。这种素质的养成,除了必要的天赋和哲学基础知识之外,更多的是要靠对重大社会问题的长期思考和研究,在研究中思考,在思考中体悟。这样一个过程,在开始是非常艰难的,甚至会茫然失措、无从下手,但是只要持之以恒,就会渐入佳境。我很庆幸能在先生的指导下,一开始就注重整体思维的训练。回过头来看,先生曾经安排的一些“命题作文”,其实都是有着深意的,让我感觉受益终身。如果一开始就过分专注于具体问题的思考,纠结于社会研究的细节,恐怕很难打开研究者的视野,对于社会学整体思维的训练和社会学想象力的养成都是有很大局限的。

记得在硕士学习期间,先生正在致力于完善他的社会运行论。 1991年,师兄郭星华硕士毕业后暂留学校等待报考博士研究生,在我们的宿舍楼有 1间宿舍。先生当时虽然担任副校长,但是每周都要在郭星华的宿舍召开一次研究生讨论会,主要内容就是分析研究社会运行机制的具体内容,包括社会运行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控制机制、保障机制、激励机制等,研讨的结果后来成为《社会行导论》这部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的一部分基础,参与讨论的人员也被戏称为“机组成员”。我主要负责研究社会运行整合机制,这对于一个涉世未深、才疏学浅的青年人而言是一个思维和写作上的重要挑战。现在看来,当时思索过程的艰辛是很有价值的,让我对于分析社会运行有了初步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思考,习惯性的历史陈述思维也开始有了一点理论思辨的维度。

1994 年中国社会学会在上海召开年会,先生给我出了个题目,让我研究一下城市农民工问题,认为这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个重大的社会学问题。后来我以《重视和发展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事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为题完成了论文初稿,经过先生修改后提交了年会,并在《学术交流》杂志公开发表( 1994年第 5期)。

为了应邀出席 1995年联合国社会发展大会,先生还曾让我研究一下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的关系,我努力完成了一个初稿送先生修改,并且另外对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几点个人的看法,后来发表在《社会主义研究》杂志( 1995年第 4期)上。

现在看来,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区关系确实是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一个关键所在。

同样在 1995年,先生还曾让我研究整理一下当时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与问题,后来此稿的一部分内容经先生修改发表在《社会学研究》杂志( 1996年第 1期)上。 1997年,中国社会学会在云南召开年会,针对当时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先生让我思考一下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这又是一个宏大命题。

我结合自己的历史知识,尝试着从文化的角度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和协调做了一个初步的分析,得到先生的很好评价,并合作发表在《云南社会科学》( 1997年第 5期)上。

2003年的“非典事件”产生了广泛的学术的、社会的和政治上的影响,经过多年的学术训练,我已经能够强烈地意识到中国社会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跟先生的讨论中,我提出中国社会进入高风险时期,需要关注社会安全问题。后来又与先生合作撰写《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安全隐患与对策》,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4年第 2期,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关注。

大概正是考虑到经过多年训练,我在整体性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状况与趋势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学术的和经验的积累,先生在 2002年重新担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系列报告主编的时候,就委托我做副主编,迄今已经出版 1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