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历史之劫数与变数

一 部漫长的晚近历史,虽然复杂多变,充满玄机,但其中的脉络,却是有迹可循。过往的史家在对于晚近历史的叙述时,总是习惯性地将自我的观点,抑或是政治的因 素参杂其中,使得后人对于历史本身的印象,呈现出不一样的特征。文学界所言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放在历史中同样如此。胡适据此,将历史比作一 个小姑娘,可以任人随意的装扮。

中 国历史由晚清时代,划过民国时代,走到今天,始终徘徊在革命的改良之间。九十年代有人高呼过告别革命的口号,虽然带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但也的确说出了晚近 历史为革命所苦的过往。革命在晚近历史之初,是与造反同义的,而孙中山本人也自称洪秀全第二,造反谱系上的一脉相承,可谓自我加封。在孙中山因流亡日本看 到日本报纸将其称作革命党领袖时,才自我标榜革命党。革命与造反,实际上并无确切的界限,中国自先秦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农民造反的历史,孙文的革命 与农民造反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外层有了主义的包装,不再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孙 中山的这一层含义,蒋介石没有读懂,因此他终身对于三民主义,只是表面的服膺,或曰道统的需要。身为局外人的毛泽东,却承接了孙中山的衣钵,将主义的包装 发挥到了极致。更加令人惊讶的是毛泽东的白话文功夫,较诸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时代的群星,毫不逊色。其运用独具特色的毛氏话语,将一整套的造反理论, 说得人民群众心服口服,高声合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的地位,由此一锤定音。当然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忘记孙中山的示范性作用,他 在革命即将获胜之时,称孙中山为革命的先行者。

由 孙中山至毛泽东,晚近历史的革命传承由此衔接,深刻地改变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虽然革命不是原罪,但革命到最后演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惨绝人寰,也的确说 不过去。文革之所以发生,并非一时一地一朝代的变迁,它的深处,潜伏着晚近历史在初始时期便已隐含的秘密的争斗,带着历史本身丰富的信息。

当然,鸦片战争固有的历史性含义却不可忽视。它是近现代史上中国一系列外交挫折的开端,它以极为暴力极为迅猛的方式,将老大帝国数千年以来养成的自尊心打得粉碎。史书记载,鸦片战争之后,道光皇帝上朝之时嚎啕大哭,久久不能言语。一国之君尚且不能自持,如此失态,其治下的国家对于这一场灾难的反应,可想而知。

然 而中国的历史上有句古话,叫做好了伤疤忘了痛。《南京条约》签完不久,皇帝大臣立即以为从此以后高枕无忧,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运动这数十年间的停滞,至今 让人扼腕叹息。斯时的西方,已经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机器的轰鸣声中飞速发展,而中国的士绅,却躺在牙床上,慢悠悠的抽着鸦片烟,烟雾越过窗帘,飘到磨坊,磨 坊里的老驴绕着石磨缓慢的前行,咿咿呀呀,仿佛时间从不存在。

在这样沉沦的历史中,太平天国崛起。虽然太平天国本身,带有难以规避的造反色彩,并且其留下的诸多恶劣事迹,至今为史家所诟病。

然 而历史性的争执也在此埋下。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的对立,正是百年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太平天国以承袭的方式,重演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只是在农民造反 的背景之后,站立着的不仅仅有陈胜、吴广、黄巢、朱元璋、陈友谅,还有一个自西方而来的耶稣。洪秀全以基督教义为模型,炮制出了一整套的拜上帝理论。然而 居然有如此多的民众,对洪天王诚惶诚恐,对于洪秀全炮制的教义教规,深信不疑。数千前的黄巾军,也是使用了同样的方法,得到了民众的服膺。

继 太平天国之后崛起的义和团,及至孙文带领同志造反,可谓一脉相承。孙中山虽然不是安邦治国的能手,却是造反起义的行家,而且他颇有自知之明的称自己是洪 秀全第二,对于洪秀全的认同,可谓心服口服,更何况同是两广地带生人,可谓同根同宗。当年的太平天国,不过是自广西打到南京,影响了东南方的半个中国, 孙中山却以一次次的暴动,促成了武昌起义的最终爆发,居然在一夜之间,使清王朝有名无实。而历史的喜剧之处在于,孙中山在武昌起义爆发的当晚,正在国外的 餐馆洗盘子,回国担任临时大总统,更是仓促就职。或许历史要戏弄一下孙中山的这种茫茫然,就在大总统的位置上没坐热,便让袁世凯取而代之。

从 历史的脉络上来看,袁世凯所承接的,乃是曾国藩李鸿章的安邦传统。而孙文所承接的,乃是由太平天国所衍生的,经由义和团转手的暴力传统。这一传统以破坏为 标准,以暴力为手段,上演了晚近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动荡。这样的动荡与国际形势下的苏俄革命一拍即合,演变成为北伐的浩浩荡荡。

孙 文以苏俄舶来的十月革命,嫁接到中国的身上,成就了历史脱离原有发展轨道的场景。在此之中,宋教仁致力于议会政治的努力,乃至之后陈炯明所倡导的联省自 治,都不是行而有效的方法。宋教仁以一己之力,宋妄图以个人之力独撑议会政治的大梁,当时的中国由独裁走向民主,可谓成败在此一举,但正因为他抛弃了曾经与之暴动的革命同志,转而寻求和平的、渐进的、非暴力的改革方式,才最使其终身陨道消,不但害了革命,也害了自己。

可 是斯时中国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却缺乏政治人物所应具备的这种常识性的耐心。在宋教仁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南下的火车边上,孙文仿佛蓄谋已久,立即找到了由头, 向袁世凯发出挑战。稍有常理的人都该知道,袁世凯所惧怕的,应该是孙文那种无视现代政治游戏规则、动辄以武力取代谈判的竞争对手,宋教仁这样一向按常理出 牌、循规蹈矩的政治人物,袁世凯丝毫不应担心。可是孙中山用心太深,反应也激动得太过让人怀疑其动机,立即以革命的名义,号召一干人等兴师讨袁。虎踞南 方、早已对袁世凯心存不满的军阀老贼,立即蜂拥而上,将袁世凯按倒在地,拳打脚踢。

历史走到这一步,最该高兴的是远在西伯利亚的苏俄布尔什维克。立即与孙中山密约,共商统一大计。苏俄提醒孙中山建军校,孙中山立即建起了黄埔,并把自己的随从蒋介石调去当了军校的校长,孙中山同时还接受苏俄的建议,与共产党合作。

而 更令人不安之处在于,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衍生物,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与其说是致力于革命的党派,不如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性回应。其党内最初的建立 者,几乎全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走出来的知识青年。张国焘等一代人,几乎都是五四的产儿,而这个党的头号人物,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首屈一指的风云人物陈 独秀。由文化领袖转身成为政党领袖,事实上并不奇怪,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自由解放,正是中国共产党纲领中的核心内容,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北伐而夭折,改 良的道路堵死,革命之风兴起,并不意味着革命从出身便是祸害。革命并非原罪,像国民党人一样革命革到最后难以为革命,并非革命自身的问题,而是革命中人的 问题。

所 幸孙中山死在了北伐之前,如果活到了北伐之后,历史将是怎么的场景,难以预料。孙中山应该庆幸自己出师未捷身先死,从而名节得以保全,否则以其弟子蒋介石 的造孽,十个孙中山的清名也难以洗刷。北伐的轰轰烈烈,既是对于孙文的告慰,也是中国前途的历史预告。当年的王国维忧心忡忡,北伐军兵临城下之际,毅然决 然的在昆明湖自沉,遗书中自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对于国民党人北伐的不敢苟同,清晰可辨。而在十年之前,王国维在十月革命兴起 时,早已在致友人的信中预言:观中国近况,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由此看来,王国维对国民党的所谓革命者的所作所为,还真是有先见之明。

王国维当年的预言,若干年后果然在毛泽东的手中得到了印证。一个恐字,极为鲜明地道出了王国维对于历史的先知意识。

历 史的诡异,就在这样的错乱中得以延伸。北伐之后的中国,经由蒋介石的清党,从此二十年永无天日,内忧外患,国共两党的长久对峙,抗日八年的旷日持久,都让 这一段历史变得风雨飘摇。书写历史的人,在面对这一段历史时,百般为难,难以下笔,若干年后才小心翼翼,写下极为稀少的篇章。要说这段历史无物可写,并不 确切,但全是国民党罄竹难书的罪过,又让本来就心灵脆弱、饱经几十年悲惨的旧中国知识分子们如何下笔呢?曾写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 稿》、《元白诗笺证稿》等一系列史学巨著的陈寅恪,对于斯时的历史,闭口不谈,其苦衷,不语自明。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人物胡适,在一九四九年的历史大变局之中,既不愿留在北平,就任中共许诺的北大校长,也不接受蒋介石的拉拢,追随其去台湾,而是到了美国当了图书馆长,做起了寓公,以作《水经注》考证,了却余生。

而胡适身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成为人们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难以避开的话题。五四时代的深刻含义在于,它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命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模式。有心的人不难发现,袁世凯及其统治下的北洋政府,恰恰是五四时代崛起的政治背景。

晚近历史中的诸多问题,便在这样环环相扣的劫数与变数中前行。如同袁世凯之于李鸿章的承继,孙中山之于洪秀全的承继,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样的人才谱系,全都有迹可循。而毛泽东所倡导的造反有理,在晚近历史之中,也的确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历史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