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文选 林纾书画展暨林纾与近现代中国文化研讨会举办
近代翻译家、文学家林纾书画建国后首次展出
7月26日,由商务印书馆、福建工程学院、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福州三坊七巷美术馆联合主办的“林纾书画展暨林纾与近现代中国文化转型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商务印书馆举行。展览汇集来自闽沪京等地的收藏家、林家后裔、地方文化教育机构、商务印书馆等处的珍贵林纾书画作品五十余幅,及林纾印签、家书、著译作等珍贵文物十数件。其中大部分为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书画史中的失踪者”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福州莲宅人,著名翻译家、文学家、书画家。20世纪初叶,林纾以文言文翻移世界文学名著180余种,“林译小说”曾经洛阳纸贵、风行一时,创下至今无法超越的记录。林纾由此成为商务印书馆最重要的作者之一。这些数量繁多、体裁广泛的外国文学名著,是国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堂生动课程,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人的精神和生活。林纾是福建工程学院前身“苍霞精舍”的重要创办人,对福建及我国近现代教育事业多有建树。
在“翻译家”的盛名之下,更由于林纾在新旧文化之争中的保守标签,建国以后,林纾作为文人书画家的成就,不为一般民众所知。
林纾二十岁左右拜当时福建诏安派名家陈文台为师,学画长达26年,前期以花鸟画创作为主,兼学山水、人物,深得诏安画派精髓。中年以后林纾移居京城,先后供职于金台书院、京师大学堂讲授古文经学,兼以鬻文卖画养家,其间加入余绍宋组织的“宣南画社”,与余绍宋、陈师曾、金城、齐白石等巨匠来往密切,画名曾轰动京城。黄濬说:“旧京画史,予所记者,庚子后以姜颖生、林畏庐两先生为巨擘。”一时林纾画作“得其寸简尺缣者,无不视同拱璧”。
林纾书法最见功力,晚年作品于浑厚、大气中蕴涵日趋淡泊的书卷之气,与其绘画作品相得益彰。此外,林纾著有美术理论著作《春觉斋论画》,发文人画论之先声,对今天的艺术发展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林纾暮年因“文白之辩”,成为新文化运动对立面而陷内外交困,甚至影响了其在书画史上的地位,书画作品在其去世之后一直没有被系统整理与出版。
九十年后再现“天下第一流”
1926年1月,吴昌硕、张元济等林纾生前好友曾在上海三山会馆为林纾举办了两次“畏庐遗画展览会”,观者称其画作“已入神化,无往而不精警也”,著名画家朱应鹏评“林先生的画也和他的文章一样:桐城派的文章以林先生为殿笔,虞山派的图画也以林先生为殿笔了”,被梁鼎芬视为“天下第一流”。但此次展览之后,林纾书画几乎在艺术界隐没,再也没有进入公众视野。
此次商务印书馆出面联合北京大学、福建工程学院、福州三坊七巷美术馆共同举办的林纾书画展览,是时隔九十年之后,林纾书画首次亮相展出。
展览共展出林纾书画及相关作品32种50余幅,另有材纾与友人往来家书、印签、早期出版物等。其中最受鉴赏家推崇的作品当属林纾晚年代表作“春夏秋冬山水四屏”。作画时间为1921年,气势磅礴、层峦叠嶂,在林纾画作中并不多见。其中“春”一幅以青绿色渲染,揉入西洋技法,远观近看有春光荡漾之美感,林纾自己落笔题字也称“浓丽有春意”。四屏中的“秋”卷有轶事:林纾画完两屏,被贼人上门偷走,于是只好重画,并在画上作小文调侃“画贼不俗矣”,他的“掷笔一笑”让观者忍俊不禁。
林纾常将自己的书法与康有为、郑孝胥等友人相较,对自己的书法成就,不以为然。但是林纾书法,却备受鉴赏家推崇。展览中的几幅书法作品,“既功底深厚,又不乏文人气度,是遵循内心的自由书写”。“集苏东坡、魏碑、米芾、颜真卿四家之长”,“碑与帖在他的书法中结合得很好”。代表作之一“旧事重温疑述梦,故人小聚胜还乡”,是林纾居京期间的作品。林纾移居京城之后,闽籍旧交的相聚即成为疏解思乡之情的良药。家乡与故人是林纾书画作品中常见的主题。
林纾书法:旧事重温疑述梦,故人小聚胜还乡
此次展览还展出:齐白石为林纾刻制的两方小印,康有为、郑孝胥等文化名人与林纾的通信,商务印书馆初版“林译小说丛书”,康有为题诗,以及与林纾合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王寿昌书法作品等珍贵文物。可以说,展览规模不大,却俱为精品。
研讨会:重新评价林纾
百年来,林纾一直稳居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中保守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时变事移,当今世界经济文化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以及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有了新的起点和视角。为了推动林纾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传承,纪念这位在中国文化史上写下重墨华章的文化大家,也为纪念在近现代文化转型史上开山辟地、勇于实践,传承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诸多文化先哲,画展开幕当天,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福建工程学院、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书画院、人民美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学术文化机构的专家学者及林纾后人等60余人,在商务印书馆礼堂举办“林纾与近现代中国文化转型学术研讨会”,分别就“林纾的书画艺术”“林纾与大学教育”“林纾与商务印书馆及其他”等三个主题进行了研讨。
林纾这位“译介泰斗”曾因在新文化运动中论战失败而声名不再,此后一直被冠以“保守派”和“守旧”的帽子。其实,最初林纾和所有维新派一样,并不反对西学的输入,不但不反对,至少在辛亥革命以前,他还是一个相当积极的引进西学的鼓吹者。
早在1897年底出版的《闽中新乐府》中,林纾就曾尖锐地批评过当时许多拒斥西学的官吏:“长官屡屡挑欧西,西学不与中学齐。海口无兵内无备,先讲修齐与平治。”同年,林纾译介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成为中国人翻译的第一部西洋小说,“为国人见所未见,一时风行全国,备受赞扬”,胡适称其“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第一人”,是中国在遭遇“三千年不遇之大变局”中最先引介西学的先驱之一。
他抱着救亡图存之心,通过译介西方名著“吸彼欧美之灵魂,淬我国民之心志”。
从林纾的诸多文章中,都可以感受到他对西方近代启蒙哲学所张扬的基本观念,如反对专制、追求自由平等、设立议会、建立宪政等都是有所了解并乐于接受的。他的译著对20世纪初期国人的思想启蒙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林纾似乎变得“守旧”,他坚持认为中国儒家文化所揭示的传统伦理道德具有普世价值,是不能随意否定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和近代以来已经兴起的西化思潮,特别是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派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可尽管他总是自称“老而弗慧,日益顽固”“嗜古如命,安知新理”,却从不讳言中学以及奉中学为立国之本的传统中国所存在的种种缺陷。他批评种种歧视、戕害妇女的行为,提倡“兴女学”,他批评中国传统官本位的思想,批评中国司法制度的落后,尤其批评国人在宗法制度、封建礼教以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等因素作用下形成的涣散、自私、愚昧、荏弱、忍辱、驯顺、畏葸、怯懦、退让的国民劣根性。
在文学上他也并非一味反对白话文,他的《闽中新乐府》(1897)就是名副其实的白话诗。
他反对的应是废弃传统、废弃古文的激进态度。正如中国出版集团党组书记王涛在致辞中所说:“这种改良思想,并不适应当时激烈变动的时代潮流,但却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
而这种态度与商务印书馆有种相当程度的不谋而合——在120年的历史中,商务印书馆引进西学与整理国故始终是并重的。这样的文化态度,正是林纾这样的知识分子以及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卓越出版机构,于国家盛衰、民族存亡的艰难时刻,表现出来的文化自觉与自救的责任担当。”
研讨会的举办不仅让学界、书画界重新认识作为“书画家”的林纾,也把林纾的学术思想放在了中国国力增强、文化建设日益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战略的背景下进行重新评价,发掘出林纾思想对当今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与创新的重要时代价值。
113年的书缘与两个“120年”的碰撞
1903年,林纾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在商务的第一部作品——用文言文翻译的《伊索寓言》,从此开始了与商务印书馆的长期合作,因高梦旦的大力举荐,商务印书馆几乎买断了林纾的所有译稿,他的作品也得到了张元济等商务领导人的激赏支持。
林纾著译作合计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140余种,不仅是在商务出书最多的作者,也可说是商务印书馆历史上最重要的作者之一。这些作品版本多样,有的直接出版单行本;有的先在《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发表,后集结出版,因《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对林译小说青睐有加,1906年至1919年间,40%的《东方杂志》中刊有林纾的译作;有的被列入“说部丛书”,选编成“林译小说丛书”(100种)。
“林译小说丛书”是近代为一位翻译家出版的数量最多的小说丛书,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小说中影响最大的小说丛书之一。
林纾由此声名远播,成为一代大家。正如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在开幕式上所说:“林纾与商务的合作,是出版家与作者繁荣出版、互惠互利的佳话,同时也是出版社与文化大家精诚合作、共襄文化繁荣的典范。”
80年代初期,北京商务印书馆曾经将“林译小说”10种再版;2014年,商务印书馆与中国书店共同出版了鉴赏家林纾研究者龚仁界先生主编的《林纾书画集》,为解读林纾书画艺术和研究林纾美学思想与学术历程提供了一个详实的文本,弥补了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林纾书画艺术研究的空缺;2016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北京大学夏晓虹教授整理校注的《林纾家书》由此算来,商务印书馆与林纾的书缘情分迄今竟长达113年。
2017年商务印书馆即将迎来120年大庆,据悉,本次活动,将拉开商务印书馆120年系列文化活动的序幕。而福建工程学院为林纾所创“苍霞精舍”承袭而来,近年致力于林纾文化研究,今年亦适逢办学120年。两家携手南北学术文化机构,合作举办林纾书画展并举办林纾学术思想研讨活动,可谓“回顾历史,缅怀先哲,以表守正创新、冀璀璨未来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