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春硬朗黑白写真曝光 再现“古惑仔”时代

近日，陈小春为某杂志拍摄的一组黑白写真曝光，照片中的他眼神坚毅，面容硬朗，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冷峻与感性交织，平添了一种从容大气，举止投足间尽显熟男魅力，极具视觉张力。据悉，陈小春此次受邀拍摄古惑仔二十年专题，与好兄弟郑伊健、谢天华、林晓峰一起出镜，兄弟几人向大家分享了古惑仔时代的繁荣和二十年的真实兄弟情谊。

以下为杂志专访内容：

江湖渐远： 古惑仔二十年

“1956年，石硤尾大火，香港政府为安置贫民大量兴建徙置区。随着战后一代的迅速成长，数以万计的家庭生活在狭小单位，父母为生计奔波，填鸭式教育，使很多少年因此走上迷途。徙置区的球场是他们释放精力的场所，培养古惑仔的温床。” 《古惑仔人在江湖》的开头如是说。在球场被人欺负的主人公陈浩南，拜大佬保护自己，从此走进江湖的腥风血雨。《古惑仔》几位主演从小也在这样的徙置区屋村成长。

1996年，郑伊健从拍摄“阳光柠檬茶广告”入行已近十年。1993年，拍摄《超级学校霸王》时，摄影刘伟强很喜欢他的表演，说：“以后我做导演，一定请你来演。” 当时顾及歌手形象的郑伊健，并没有想过出演陈浩南。后来被王晶“骗”来，虽不情愿，也只好认真演。

“郑伊健从第一天开始，拍完镜头都要说，‘我的银色旅途又告一段落了'，每一天都这样。"陈小春笑着回忆。

郑伊健从小性格安静，喜欢独处。虽然读书成绩平平，却不会给家里惹事。“小时候觉得古惑仔不是好人。阿妈叮嘱过，读书不好不要紧，但有三件事一定不可以做：抽烟、交女朋友、当古惑仔。”

郑伊健谨记父母要求。“屋村有些成群结党的帮派势力，他们在自己住的村里不会搞事，而是捍卫秩序。所以我们邻里街坊都认识，生活蛮太平。”

在学校，也曾有帮派成员软硬兼施要“踢”他入会，但他死扛，说自己情愿被打，也不就范，最后倒也不了了之。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永远穿“人”字拖的大佬。 “经常有人跟你说，放心，他罩着你。或者是恐吓说，喂，有人等你放学，死定了你。结果放学，心砰砰跳，左看右看，也没见有什么人。”

同样在屋村长大的谢天华，在家中九个兄弟姐妹排行第八。“家里兄弟姐妹多，还有很多小朋友一起玩，在周围的山上疯跑，”他说小时候从没觉得孤单，“不需要加入帮派寻找温暖。”

扮演“山鸡”的陈小春则没机会接触古惑仔——他被爸爸用铁链拴在了门闸边，弟弟妹妹在身边跑来跑去，“如果他不锁我，我可能就真的去乱闯，和他们一模一样。”

黑帮片的“古惑仔”时代

1996年，导演刘伟强、编剧文隽根据漫画 《古惑仔》改编成电影《古惑仔之人在江湖》。漫画讲述陈浩南由一个“四九（社团最底层会员）最后成为洪兴社龙头的经历。

1990年代后期，好莱坞电影冲击、盗版业摧残、东南亚市场的丧失让香港电影业陷入泥沼。“我们做演员的时候，好多前辈都说这行快死了，” 扮演“包皮” 的林晓峰说。第一部《古惑仔之人在江湖》在筹拍时就遭到院线老板们的集体质疑，争取到的上映档期也非常糟糕，在圣诞后春节前。但结果出人意料。

“晚上10点30分，时值香港典型春日，既湿且热，人群早已把人行道挤个水泄不通，有的更涌到马路上。朋友扬手唤我，‘你刚错过舞狮啦’，她说。要走进大华戏院，得持有特别邀请卡，但那可非名人济济一堂的首映。人群中的年轻人，与录影带店，地铁及麦当劳所见的没有两样……那天座上大都是年轻人，穿戴入时，头发染上瞩目颜色，赤褐、酒红的、也有暗淡红的，他们都全神贯注的看戏。”美国当代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威尔（David Bordwel）在《香港电影的秘密》一书中，如此描述《古惑仔》当年上映的盛况。

电影一炮而红，创下2100万票房。谢天华回忆，首映那天午夜，剧组在旺角一家电影院附近吃宵夜，有人跑来向他们报喜，说观众爆满，一班人马都很兴奋，立刻决定开拍续集，“那时连剧本都还没有” 。

香港电影素有黑帮片传统，1984年的《省港旗兵》以及其后的《跛豪》《四大探长》《雷洛传》等同类型电影，描写了黑帮枭雄的黑色奋斗史。同时期，吴宇森导演《英雄本色》《喋血双雄》，主人公身在黑帮，却都以英雄形象出现，义薄云天、胆识过人且心地善良。男一号周润发也成了郑伊健、谢天华青少年时的偶像英雄。

香港影评人石琪认为：“英雄这种传统价值观在危机年头会卷土重来。”吴宇森的英雄片应运而生，《英雄本色》中小马哥句“我不想一辈子让人踩在脚下，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曾经激励了郑伊健那一代等待机会的香港年轻人。

有一次郑伊健接受文隽访问，说到自己这一代是香港教育制度下的牺牲品：“我极不赞成政府把学生分类，精英学校以外的人就被忽略，如果升学派位派到不好的学校，那里完全是古惑仔集中营。我那间学校还好，算中间。”

郑伊健曾就读于美孚的圣德肋撒中学，记忆里中学生活很难熬。“老师根本不理会学生，一犯错，就罚抄校规，抄一次要几个小时！总之他们的观念就是，来读这间学校的都不是好学生。我表现不好不坏，因此常被忽略。”一起承担责罚的同学，也成了人生中最早的“患难兄弟”。

《古惑仔》系列继承黑帮片中的道义标准：忠于老大、为兄弟两肋插刀，但不同以往，这次故事的主角却是初入江湖的一群年轻人。

文隽曾在访谈说，单一的电影类型已经不足以吸引观众。改编时, 有意将原著漫画复杂的情节删减。兄弟因利益反目、陈浩南因吸毒被罢免龙头地位、洪兴社的江湖地位一落千丈等等，都在电影改编后删去了，留下一个简单纯净的江湖。

文隽说：“古惑仔系列不像以往的江湖黑帮片，它是江湖片加青春成长题材。所以观众群很广泛。” 青春偶像演绎的流行漫画，全民都进入了狂欢的古惑仔世界。

暴烈青春与黑色浪漫

仅凭票房，并不足以说明《古惑仔》的成功。这一系列未能在大陆院线公映的电影，却在地下流行如野火蔓延，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从北方县城到南方小镇，几乎每个录像厅都在放映古惑仔。直到2007年，谢天华来大陆参加湖南卫视《舞动奇迹》时，台下观众欢呼 “大天二”，他才知道这部戏在大陆影响如此之大。而多年后陈小春去台湾，他遇到了这一幕：“有一天喝完咖啡，出门有两排人叫：我们都是蒋先生的人，我说拍戏而已，他们说不是拍戏，是真的。我说谢谢谢谢谢谢，两排人鞠躬鞠躬鞠躬。”

《古惑仔》大多在热闹喧嚣的铜锣湾、湾仔拍摄外景。摄影出身的刘伟强擅长手持镜头，摇晃的画面中，古惑仔们耀武扬威地走在灯红酒绿的大街上，动感十足。黑色皮衣，红色西装，闪亮的配饰，怪异的发型，在后现代的都市背景下，像一场魔幻的街头狂欢。

片中打斗并不血腥，用陈小春的话说：“真实的古惑仔，那种血腥啊，暴力，不只这么简单。绝对不能。我在马路上看过人家真的砍了，真的一只手掉了，还在跑，人家还在追。”

相比传统武侠剑法的飘逸和吴宇森枪战画面的暴力美学，街头砍杀是一片模糊跳跃的红色兴奋。跑车、别墅、金劳力士，古惑仔的世界也是物质极大丰盛的乌托邦，那是他们离开屋村，团结打拼后到达的彼岸。

观看《古惑仔》电影像是一种仪式，对社会既定秩序的一种无伤大雅的集体冒犯。每当片中代表社会权威的人物沦为例牌笑柄时,座下便爆发哄堂大笑。亚洲金融风暴和九七过渡倒计时的压力下，香港人普遍陷入焦虑。影院黑暗中两小时对都市文明的僭越和放浪形骸，让这些焦虑多少能得到缓解。而彼时大陆的小镇县城里，一个个被高考、恋爱、贫穷折磨的青少年，物质欲望和暴力冲动也在闷热的录像厅中得以发泄。

虽然生活在没有英雄的时代，每个人内心对英雄的渴望从未消散过。生存的压力、躁动的青春，对未来的渴望迷茫聚集在年轻人心中，他们渴望加入一个群体并受其庇护，以打破现有游戏规则和官方秩序，满足偶然的出格。

《古惑仔》系列的英文译名是Young and Dangerous。危险，是古惑仔上位征途上的必经考验。浩南经历了大佬B、女友苏阿细、兄弟大天二的惨死之后，成为了铜锣湾话事人。每一次这样的情节，都是片中感情戏最重之处。会合的散摊、嘉年华气氛的散去，以及马戏团拔营之后的荒凉，是浩南要独自面对消化的，也是长大后的观众们回味最多的。

消失的光阴

在香港公共场地拍戏，需要向政府申请，但经常申请不到，只能尽量抓住机会。临场有任何状况，就是剧组团结面对的时候。《人在江湖》的一场夜戏：湾仔街头，浩南带一众古惑仔在桑拿门口砍人。“摄影机都在暗处，导演让我们拿着道具刀冲出马路，结果谁知道真的有个人过来抓住陈小春，差点拔枪，”郑伊健回忆。 那是一位正在休假的警察，见到街上突然冲出来一群古惑仔就上前制止。

谢天华也对这场戏印象深刻，“他只有一个人，在那种情况下勇敢的站出来，我很佩服他。但导演又没有喊停，看着他的样子，心里觉得很好笑。”

郑伊健和谢天华同为1967年生人，入行二十多年，都坚持着一份认真。郑伊健中学刚毕业，还没有参加艺员训练班，在工厂、快餐店都工作过。“我做零件扳工的时候也很投入，那样过得比较充实，自己也有成就感。我很喜欢日本，再小的工作也能做得出神入化。” “也许我们那一代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所以从来不敢要求什么，只能做好自己。”

谢天华至今仍感谢拍摄《古惑仔》的机会。接拍这部之前，他是舞蹈演员。“跳舞毕竟很难跳一辈子的，开始演戏，算是打开了另一扇门，从此也真正爱上表演。” 第四部《战无不胜》，“大天二”被敌人陷害，从楼上扔下摔死。这场戏谢天华主动要求不用替身。

“那个坠落的镜头是没剪辑过的，很大挑战。年轻贪玩也是真的，被细细的一条威亚，吊到五层楼那么高，向下看还是很害怕的。镜头要一直跟着我，我被威亚放到距离地面大概一尺的时候，收住，再直接放下来，画面里看就是一个人直接从五楼掉下来的感觉。”

角色的成功也给演员带来困扰。电影上映后，谢天华在街上遇过古惑仔寻衅找他打架，“还有一次，一个妈妈带着小朋友，见到我就把孩子拉到身后，用很警惕的眼神看着我。当时心里不高兴，想解释，后来想想是好事，说明演成功了。”观众难免把对角色的感情投入在演员身上，“到演完laughing哥，打车也容易了，去街市买菜都会便宜些，在茶餐厅还有人请吃饭。表演被认可，这就是做演员的成功感吧。”

“这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陈小春如今还在纠结，“我街上碰到一些刚坐完牢出来的人，他们说鸡哥，鸡爷，我很喜欢你，从小看你电影长大，我有今天都是谢谢你啊……我要谢谢这两个角色，韦小宝跟山鸡，它们让我有今天这样有成绩。他们还记得这个角色，作为一个演员是很开心的，但他们之后遇到的，不关我事啊”

另一次，他去参加香港一个颁奖典礼，“出场时，一个很出名的导演，突然走过来说：别以为古惑仔了不起啊。我没有啊导演。我永远都会记得那一刻。我做错什么了，我只是个演员而已啊，剧本不是我写的，拍不是我拍的，我只是演一个角色，我有错吗？”

近二十年后参加节目时，他们还在解释“不是坏人”。郑伊健有时会委屈：“我们本身是歌手，但是拍完《古惑仔》，很多机构顾及形象，不会找我们合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提到这个角色都很敏感。”

“如果非要说《古惑仔》教坏人，那爱情片也会教坏人，儿歌里还有死亡情节呢：两只小鸟跌下水，跌下水……”林晓峰说，两个儿子八九岁时，就已经给他们看过这个电影了。“他们知道自己爸爸是做演员的，懂得什么是演戏，什么是真实。”

江湖险恶

为求逼真，《古惑仔》不少场景在真实帮派聚会的场所拍摄，同时也请来曾经有社团背景的人士担任顾问。吴志雄，扮演浩南的大哥，大佬B，退出江湖之后开始演艺事业。谢天华说大佬B在片场经常向演员介绍古惑仔的手势、语气，“还要背很多黑话术语”。陈小春说，导演和编剧经常要请教大佬B，“有些情节就是大佬B的真实经历改编的……现场有很多类似像古惑仔的人群在。有一场戏，我们在聊天，后面有一大堆人，以为是临时演员，后来才知道很多是大B哥叫回来小弟。”

吴志雄在八十年代已是铜锣湾的话事人，负责铜锣湾、湾仔的赌档，职位是426双花红棍。后来生意失败欠下巨债，退出江湖。

吴志雄做过不少黑帮片顾问，扮演黑社会大佬，却反感黑社会文化，并不认为黑社会有道义可言。他曾在访问中慨叹: “在江湖打滚，得到的是身上几处伤痕、刀疤，还有一个恶样!” “黑社会能给你的就只有三个字:黑社会！”

九七后，香港的各种周刊上，关于黑社会的内容，仍是娱乐八卦之外最吸引眼球的。常能见到类似《沉寂三年 新义安部署大反击》《油尖旺江湖夜宴》这样的专题报道。黑社会文化和帮派概念虽已渐弱，仍作为香港本土文化的一部分流传着。

香港开埠后，便逐渐开始有帮派南下躲避清政府管制，逐渐发展出香港的江湖文化。1949年，难民潮涌入香港，人口激增之下，香港仿如世界尽头文明终结处，贪婪、狂暴，植物凶猛，动物失序，物种竞逐，常态颠倒。也就有了香港黑帮枭雄电影的故事背景。

1970年代，随着几大贪污案终结，廉政公署成立，香港的法律、秩序编织成为一张越来越严密的网络。但八十年代制造业兴旺，经济发展和大陆改革开放，给黑道和白道带来同样的商机。“那时候生意好，尖东一带酒吧、夜总会，赚小费都有得捞（有得赚），” 一位前帮派成员回忆。

金融风暴席卷，已无豪客一掷千金。到零三年非典过后，最多富商帮衬的尖沙咀大富豪、中国城等夜总会生意一落千丈，濒临结业。如今尖东最旺的铺面已不再是娱乐场所，被金店和贩售奶粉的药房取而代之。同时间，2004年朗豪坊等大型购物中心落成剪彩，也让原本盘踞于旺角砵兰街一带的莺莺燕燕作鸟兽散去。红灯区已成历史。

财源干涸让黑社会日渐衰落。除了传统的黄赌毒生意以外，小巴运输业、殡葬业、垃圾回收业等等，都有帮派势力渗透。黑社会让吴志雄见识到，有钱就有朋友，没钱就没朋友。

吴志雄现在向别人讲黑社会的历史，也是劝人明白黑社会真实的一面。他慨叹：“道义两个字，以前可以为兄弟两肋插刀，现在没有了，现在的黑社会是不懂理解的，不会讲义气，而是儿戏。”

有前帮派成员表示，以往活跃在低下层的黑社会文化，早已荡然无存，就连帮会中人，也不再尊重社团。“以前古惑仔，挣到钱都会交一份给社团，社团才有钱筹办红白二事，或者出钱和其他社团打仗。现在，古惑仔都自己挣钱自己花了，哪有人维护社团。以前出来谈判，还互相尊重对方是什么字头、辈分，现在谁认识谁。”

对于电影常把江湖人物塑造得威风凛凛，把黑社会的道义描绘得伟大、感人，吴志雄认为: “电影只是梦工埸，是娱乐，并不真实。它把黑社会英雄化、美化了。现实中的黑社会根本没什么义气可言。”

《古惑仔》之后，2002至2004年，同样由刘伟强导演的《无间道》三部曲，以及2005年杜琪峰导演的《黑社会》两部曲，彻底打破了黑帮世界的浪漫色彩，将黑社会中残酷一面揭示出来，人性、利益与欲望纠葛复杂而深刻。

友情岁月

“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看过吴志雄表演的人，说他每次唱起《友情岁月》，都会引得台下一片唏嘘。

这首歌也是2013年 “古惑仔岁月友情”演唱会台上台下大合唱的经典曲目。兄弟友情，是《古惑仔》系列最为人称道的价值观。戏假情真，郑伊健、陈小春、谢天华、林晓峰，几位演员从几乎陌生到成为好友，都是因这部结缘。

郑伊健说他们几个人，性格天差地别，如果没有这部戏，估计不会有交集。平时虽然很少见面，各自忙碌，但任何一个人有事需要帮忙，大家都会出来。对林晓峰来说，相交二十年，他们早已成为家人， 都在心里。当年在澳门桥拍砍人群戏时，林晓峰几乎被车撞倒，幸亏谢天华一手拉住，救他一命。

“当然我们又不是真的古惑仔，朋友之间没那么刺激动荡生离死别，也不会特别跟对方表白什么，” 林晓峰说。他饰演的“包皮”胆小怕事，“这是最接地气的一个人物，身边经常能见到这样一个肥仔。” 小时候林晓峰喜欢踢球，在球队里当守门员，颇有控制场面的大将之风。“但我很尊重队长，就像在《古惑仔》里配合角色需要一样。现在我们五个合作，需要我做配角帮衬，我也没二话。”

愿意为团队牺牲、为对方付出，是他们合作的基础。“若路上未同伴到底何必称兄说弟，若是任旧同伴跌倒何必一起上路” “朋友情义，随意去说说太容易”“自己知唯知己可以，有苦有难时永不容辞，是知己自己怎可以，到天塌下时各做各事”。不止是歌词，更是他们真心所信。

二十年，他们经历了自己人生中的重要变化，为人夫、为人父。 虽然算不上一路同行，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彼此的感情。共同的价值观，互相尊重、给对方空间，让这段友情的分寸感恰到好处。2013年，五位“古惑仔”再次合作，没有找到合适的剧本，最后决定以舞台呈现。

几位分别坦言，兄弟情义在今天其实很少见了，观众看到这五个人还在一起，也是一种心理安慰。电影中兄弟情义对男性观众的抚慰，一如爱情之于女性，是精神鸦片，也是凡俗生活的英雄梦想。红馆舞台上，烈焰熊熊，郑伊健把光环归于兄弟：“如果少了这个团队，电影不会这么经典！”

林晓峰说得更直白：“我们不觉得《古惑仔》是江湖片，它讲的是兄弟情，肯为对方付出，不是牺牲，是心甘情愿的付出。”

随着全方位数码时代到来，一个只要手机有电有流量就永远不会感到孤独的时代，虚拟的人际关系里，伤害、感动也都轻盈起来。古惑仔代表的兄弟情义已成旧日往事，难以引起网络时代年轻人的共鸣。“过去大家面对面，人情味重一点，看到对方就知道他的笑是不是发自内心。那种感觉是文字、信息传递不了的。”陈小春又补充：“我觉得“诚”比“义”重要、高级。义好像out了。现在说一个人讲义气，不如说他蛮忠诚、蛮真诚啊。”

郑伊健倒庆幸自己这代人见证了数码时代从无到有一路变化：“从call机到电话，后来发信息多过打电话。” 现在用社交网络业只是工作联系，不会沉迷焦虑。“我们几个用脑电波神交的。”

陈小春笑言，古惑仔打了人，至少还知道是谁打的，高登仔（香港网络水军）不负责任的骂了你，你都不知道是谁骂的。

追忆日渐稀少的事物，是对一段岁月的伤悼。比起观众的伤怀，林晓峰反而看得很开：“潮流会在进化中回转。手机从大哥大越变越小，现在又越来越大，但人和人的交流永远会继续，只是形式不同。”

人们无法放弃兄弟情义的可能， 因为以血肉之躯相对，在真实的冲突和艰难的磨合中，才能更好的在一起生活下去。

《消失的光阴》唱：“捱过无尽变幻，停手只怕未惯。犹幸有手足撑，何用太早散”。郑伊健说，现在五个人一起在筹划新的合作机会，审慎物色剧本，希望能用现在的影响力去引导观众，而不是一味迎合，“会是一个新故事”。

(责任编辑：李治政)

原标题：陈小春硬朗黑白写真曝光 再现“古惑仔”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