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自将磨洗认前朝 张冠生 费孝通:“自将磨洗认前朝”
作为一位具有国际声望的学者,作为一名在中国人类学、社会学界领跑了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健将,跑上最后一段路的时候,费先生说了一句话:八十岁了,才知道八岁的时候该看什么书。这话的意思是说,费先生认为自己从幼年就接受新学教育,欠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训练。他说过,自己的老师一辈人,对古籍熟悉得很,张口就来。自己要用的时候,却先要去查书。最后几年,他下功夫“补课”,很多内容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范围。
世界风云奔来眼底。看着一个个国际政治家来往穿梭,他感慨:这是一个更大的战国时代。苏秦张仪之流不少,却看不见新时代的孔子。
费先生把《论语》放在手边,带到实地调查的路上。他写怀念恩师的文章,从《论语》中找到了题目: 《人不知而不愠》。
顺着《论语》精神脉络的延伸,他读起了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 《国史大纲》……费先生从精神上感到了钱先生的亲切,感到作者在向他走来。他回忆说,钱先生先后在燕京、清华、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自己也正好在这三个地方,但是两人一直没有交往上。费先生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好像被一层什么东西隔开了,相互之间有距离。
按费先生的说法,钱先生“没有拿到门票”,没有进入潘光旦或吴文藻的圈子。
在费先生印象里,钱先生和顾颉刚先生一样,学问很大,当时却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他们同学术界的“学阀”不合。1949年建国以后,钱先生就离得更远了。费先生注意到,他不留在大陆,也不去台湾,而选择了去香港办学。这样子,“隔”的就不止是一层了。
直到进入21世纪,到了暮年,为了补课,费先生看起了钱先生的书,读得很细,越读越觉得彼此思想上的亲近,想法上的相通。比如,钱先生是个热衷于“天人合一”的学者。费先生也认为,在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上, “天人合一”是最好的表达方式。有段时间,费先生琢磨“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他觉得,用钱先生主张的“天人合一”去思考东西文化的差别,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费先生想写写钱穆,写自己何以如此晚了才好好读起了钱穆的著述,想到的题目仍出自《论语》:有朋自远方来。
大体是在同时,费先生又读陈寅恪。费先生表达过对陈先生生性耿直、坦荡的仰慕,称道陈先生继承了旧知识分子“士可杀不可辱”的劲头,深为陈先生没有熬过“文革”而惋惜。费先生说,读陈寅恪的书,想到了一个词,叫“归宿”。他自问:陈先生的归宿是“前朝”,自己的归宿是哪里呢?恍然间,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心底冒出了“自将磨洗认前朝”的诗句。他想再写一篇《学而时习之》。
费先生的“学而时习”之所,在书房,也在田野。
他去调查太湖水的污染、治理、开发,走到了宜兴。在著名的紫砂村一个农户家,他饶有兴致地看紫砂壶的手工制作过程。随着工作台上壶身的旋转,费先生目光里是由衷的羡慕,轻声问那女工: “你收不收老徒弟呀?我想学,这工作多好啊!”费先生留在那把壶上的“陶然忘机”四个字,道出了自己的心情。
在无锡,市长拿着费先生赠阅的新著问:费老,您的书里的例子和数据,都是怎么来的?费先生说: “都是我走到实地一点一点问出来的。我老了,没有学校肯收我这个学生了,只好出门找老师。我的老师遍天下啊。他们也是我的朋友。”
太湖调查结束了,费先生说:
我要为家乡再做点事情,做一篇“小”文章。中间的一竖是长江,左右两点是太湖和洪泽湖。现在把太湖跑了一圈,有了一个点。打算再去洪泽湖。不能让“小”字少一点。少一点就成“卜”了,就前途未卜了。我这些年一直在做“小”文章,小商品,小城镇,都是“小”。现在做水的文章,还是“小”。老小老小,老了又变小了。这次围着太湖转了一圈,就是当小学生。一路请教老师,知道了许多新东西,也交了不少新朋友。
回北京的火车上,费先生还在想太湖。他说:
我在想太湖精神,想了八个字,汇纳百川,润泽万民。我想多懂一点水,上善若水。汇纳百川,润泽万民,并不一定要人家感激你。让别人多懂得你,哪里可能啊。太湖就是这样。过去水多好啊!润泽万民,没有去想让人感激。有时候,不光没有感激,还要污染它。可是太湖并没有因为被污染而停止润泽万民。水的品行多好啊。
有人建议费先生把想法写成文章。费先生谈兴更高,从写文章说到教书:
教授的本领在旁白。写了文章,拿到课堂上去念,不算稀奇。要用旁白把正文里没有讲出来的东西烘托出来,提高一步。旁白比正文好。正文的写作常受拘束。光有正文,传达不出旁白的东西。有的教授只能上课念讲义,那成什么教授啊。要会旁白才好。
类似的微言大义,费先生有很多。说到要紧处,费先生常问:明白我的意思吗?
说者有意,也希望听者有心,能听懂那些不宜说破、不想说破、不能说破的话头中藏着的正文和旁白。有机会常听费先生说话,可以体会到一种智慧的快乐,是上好的课堂。正文精彩,旁白更妙。
费先生的绝妙旁白,来自他的聪明,也来自他的用功。出门调查一圈,随身带的小本子上就多出好多题目:新城加旧城;生态循环;效应交织;垃圾处理;农民要读书;现代化的负效应;做人之道;涵养工夫;为别人着想;调适自己的感情;感受别人的感受;规矩与出格……一个个题目活跃着费先生的脑细胞。不久,就有新的正文,新的旁白。
接近九十岁时,一个更大的题目在费先生大脑中酝酿:《文化的生与死》。他的学术思考潜到更深一层,不仅没有丝毫衰减迹象,反而进入冲刺状态。
这是设想中的一本书,也许是他想写的最后一本书。他表示,已经想好了十几个题目,要一个一个地写。他在暮年里谈“学术反思”、谈“文化自觉”、谈“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字,应该是这本书中的篇章。
晚年里的费先生,话题集中在“学术反思”、 “跨文化对话”、 “文化自觉”等方面,其来有自。他学习人类学、社会学时的几个老师,都相当深入地表达过对文化问题的思考。费先生说过,总结自己的一生, “得分不高”,希望晚年能再加上几分。
费先生有个特殊的本领,晚上躺下后,能把白天里写的文字在大脑屏幕上很完整地过上一遍,琢磨哪里欠缺,需要补充;何处不妥,有待修改。同时,他也能把尚未落笔的腹稿显示在大脑屏幕上。作为关注费先生著述的读者,我们无法抵达他那片极为开阔、深邃的思维之海,不能像他那样直观其腹稿的内容,但宁愿相信他已经大体完成了腹稿。
在这个天地里,他劳作,他快乐,他年轻,他灵动,他左右逢源,神思如涌。精神上可以为友的贤者,一个个向费先生走来。
孔夫子、钱穆、陈寅恪、费达生、吴文藻、潘光旦、梁漱溟、储安平、李慎之……费先生也以奉为上宾的心情向他们一个个迎去,倾心长谈。晚年费先生写的文章中,有一篇题目叫“缺席的对话”。如今,这个人物长廊里的座谈,大家都在,他不再是缺席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