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箴与陈寅恪 李慎之与陈寅恪的差距
义宁陈氏的思想属于曾国藩的思想范畴。武大历史教授、陈寅恪晚年的弟子刘适认为,陈师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伯严效忠清朝,力主维新而终遭贬斥,维新事业付之东流是陈师心中永远的伤痛,他对清朝是完全没有孤臣孽子的心情的。
由此而外,我们事实上能够这样看待陈寅恪,他所继承的曾国藩、及其父祖的传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律和关于社会稳定的担当,自律和担当与200年来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相关。
陈寅恪虽然突破了曾国藩与陈宝箴等维护满清的局限,但是因此说陈寅恪是自由主义者却也荒谬了,他的前行只是在两种西化模式,即西方自由主义和俄式共产主义中间寻找一条属于中国的道路。
李慎之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把陈寅恪纳入自己的自由主义者的阵营?是为中国的自由主义寻找一个源头?还是为自己的“家族”寻找一个伟大的祖先?可惜我们看到的陈寅恪是在寻觅中国历史、文化和人性时所表现的独立特性,而我们同时看到的李慎之则是借助西方文化谈自由的盲目特性,无论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两者之间都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李慎之引陈寅恪为自由民主的同盟,李慎之却是陈寅恪的一个反证,经历“自由民主的中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的两种西方模式之后的现代中国人,在否定一个阶级的专政之后却也能够正视中国自由主义的每况愈下,注意到了自由斗士的幼稚及其对社会利益的轻率。
李慎之是一个情感化的自由主义者,与胡适一样,他不能够在中国文化中找到自由民主的基因。他不了解中国文化,当然,他不可能与1935年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宣言》的10位教授为伍。在他,大约十分欣尝:“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就是在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没有了中国人。”在他看来,只有“荡然”才有引进自由民主的可能。
李慎之是一个肤浅的自由主义者。他也不能进入1933年发表了《中国文化之出路》的中山大学教授陈序经等人的序列。其实他并不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例如从赎罪到自律;也不认为中国文化唯有彻底西化才有出路――他的自由缺乏宗教感而类似于自然。这两点尤其可以证明于这一点:
他把所有的社会妥协都视为压迫,例如他把中国现代政治视为后极权主义。他是这样认识后极权主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