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冰收入 [热读]倪发科的玉石王雪冰的名表 看贪官“雅贿”都些收啥

近年来贪官受贿物品历经了从现金、房产到珍奇古玩的“三变”,玉石、字画、瓷器、古董等,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受贿清单中。让我们来盘点一下,贪官“雅贿”都些收啥。

[腐败新变化:从现金、房产到珍奇古玩]

倪发科从芜湖开始仕途,1999年调任安徽六安主政一方,历任行署专员、市长、市委书记。2008年,倪发科当选安徽省副省长,直至5年后落马。

收受和田玉价值1200万元,帮人低价购买探矿权,不惜挪用国家保障房用地指标;20多次收受贿赂,从财政中挪用6亿元对“矿老板”“超常规奖励”……在倪发科“权力圈”中,安徽六安市、国土系统、地矿系统的多名厅级官员因贪腐获刑或受审,他们为“矿老板”非法获利提供帮助,致国家财产损失接近19亿元。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倪发科曾主政六安市9年,担任分管国土、地矿、环保等部门的副省长5年。自2013年6月接受组织调查以来,其曾主政或分管的地区、部门先后有多名领导干部落马,其中仅厅级、副厅级干部就有六安市原副市长权俊良、六安市经开区管委会原主任周耀、安徽省国土厅原厅长陈良纲、安徽省国土厅原正厅级巡视员杨先静、安徽省地矿局原局长李学文等人。

据新华社报道,倪发科受贿后,回报的“权力服务”之全面、大胆,令人瞠目。倪发科以副省长的身份,和矿产商人吉立昌一起为其公司跑环评、项目审批,帮其低价购买铁矿探矿权,不惜挪用国家保障房用地指标。杨先静为帮吉立昌公司非法获利,多次违反国家法规,在霍邱县3座铁矿的矿业权处置有关调查显示,在倪发科、杨先静、权俊良等人的帮助下,吉立昌公司在霍邱县一些铁矿的矿业权分立、出让、转让中非法获利,导致国家财产损失18.9亿余元。

“倪发科案典型地代表了腐败形式的新变化。”安徽省纪委一名办案人员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表示,近年来贪官受贿物品历经了从现金、房产到珍奇古玩的“三变”,玉石、字画、瓷器、古董、邮票等,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受贿清单中。

金条、房产证、名烟名酒……哪怕是搜出的钞票要用几台点钞机,想必大家早就见怪不怪了。相比之下,倒是玉石字画、名表文物,看着不起眼,也许都不觉得占地方,但隐含的价值却巨大,特别是对那些爱玉、爱表的人来说,也许成捆现金都不如这些东西“好办事儿”。

玉石

倪发科看电视、看书,玉不离手

据此前报道,“中央纪委查实了倪发科的受贿问题,其收受大量玉石,占受贿总额近八成的事实也浮出水面”。报道说,“说起玉石,倪发科顿感精神,眼睛发光。在赏玉、玩玉的需求感和满足感的驱使下,倪发科不能自己:看电视、看书,玉不离手;每到周末,把喜欢的玉石玉器铺开,一件一件欣赏……”

其实倪发科绝不是第一个喜好收集玉石的人。据此前公开消息,被称为“河北第一秘”的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著名“裸官”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辽宁省原副省长慕绥新等,其受贿礼品都有玉石。

据报道,在李真的涉案九大类物品中,除了金银之外,翡翠玉雕就多达48件。此外,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被双规后,也被查出过“白色的玉手镯、米黄色的玉块、翠绿的玉佩、玉印章,更有玉制的帆船、蔬菜、文房用具及鸡血石”等各种名贵石器制品。另有报道在提及同样喜欢“石头”的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时更是称,“近30年福州出土的寿山石名品,差不多有三分之一落入周金伙之手”。

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赃物拍卖会上的字画。

字画

谭力喜欢古玩、字画,找他办事只接受“雅贿”

除了玉石,“雅贿”的另一大类就是字画。以倪发科为例,报道称,“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就开始收受字画,并一直延续到案发前。专案组从其家人处扣押的字画有90幅之多,其中2003年至2007年,仅收受黄某某所送名家字画就达15幅。”

有媒体报道,谭力喜欢古玩、字画,送钱的人知道他办事一般不直接收钱,只接受“雅贿”,便会投其所好。

前述提到的收藏玉石的官员中,也被查出大量字画。比如,李真案中查获的名人字画就有65幅;许迈永则收藏有“齐白石和范曾的人物画、潘天寿的荷花、何水法的牡丹、启功和沙孟海的字”。另外,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的涉案物品中,同样有69幅字画。

名表

王雪冰有几十个品牌名表,单价10万元以上

虽然不时有官员澄清所自己所佩戴的“名表”是淘宝来的,但爱表的官员的确大有人在。在这方面,最让人想起的恐怕就是“表叔”杨达才。不过,尽管网友盘点出杨达才有83块名表,但在一审中却并没提及,检方在列举杨达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证据时,只将其银行存款作为依据。直言不讳“爱表”的是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王雪冰。

据报道,王雪冰曾直言:“我喜欢收藏名表,不喜欢钱财。”报道说,王雪冰收的表每只单价大都在10万元以上,“几年下来,名表品牌达几十种,有劳力士、名士、伯爵、时计、富兰克·穆勒、百达翡丽、爱彼、卡地亚、宝玑等等”。

这一块同样少不了李真,据称其涉案拍卖的物品中有“高档手表等饰品25件”。而在文强案中,检方统计的其家中收受的物品中,同样有“手表24只”。

服饰箱包

贪官丁萌家中搜出了200余双名牌皮鞋

相比名画名表,对部分女贪官而言,她们爱好的物品则更多是在首饰、箱包和衣物等用于个人装扮的物品上。被称为“LV女王”的辽宁省抚顺市政府原副秘书长江润黎,据称就有一个“190平米大宅专门用于存放奢侈品”,其涉案物品中就包括“首饰337件,服饰1246件,箱包251个”。

有的一拼的是原重庆沙坪坝区征地办公室干部丁萌。这个“时尚”官员,虽然是男的,但却嗜好购买奢侈服饰,“西装没有1万元以下的”,“办案人员在他的家中搜出了200余双名牌皮鞋,100多件名牌衣裤,全部都是Armani、Versace这样的一线品牌”。

大足石门山摩崖造像丢失的佛头

文物

文强家搜出大足石门山摩崖造像丢失的佛头

除了名人字画、名表,部分文物因为蕴含的巨大价值,也被一些官员“收藏”了。比如,2009年8月,专案组人员在文强的别墅里就查到了一尊佛头,正是五年前重庆大足石门山摩崖造像两尊石刻佛头中的一个。而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收受的礼品中,就有青铜鼎。

据此前报道,2010年山西警方侦破一起刑事案拘捕一名嫌犯时,意外发现他家里堆满各种文物,“包括瓷瓶、陶罐、青铜器共20件,6幅字画及大量古钱币,估价达2亿元”,而这些文物据称都是从官员家里偷来的。

象牙

文强受贿的价值8万元的象牙工艺品

此前有报道说,非洲象牙的最大消费市场在亚洲,在这方面,中国的贪官显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比如,在文强家里,办案人员就搜出了一个价值8万元的象牙工艺品,据称是一洗脚城老板为请文强关照其经营场所送的。

坦言喜欢象牙的,是上海松江区原副区长王军。在今年2月的庭审中,公诉机关曾指控王军利用职务便利涉嫌受贿约192万元,其中包括了每根价值25万的两根象牙。而“大老虎”谷俊山家里,此前也被曝有“几十根非洲象牙”。

恐龙蛋

李真是恐龙蛋化石的收藏爱好者

在文强的涉案物品中,不光有佛头,还有恐龙蛋化石,让人不得不感慨其“爱好广泛”,“包罗万象”。其实,收藏恐龙蛋化石的,文强绝不是第一个。当年李真的涉案物品拍卖展示中,也出现过一枚恐龙蛋,当时标注的零售价是一万元。

老虎皮

“大老虎”谷俊山老家还有虎皮

除了象牙和上千箱茅台,谷俊山家里另一个令人咂舌的涉案物品是“东北虎虎皮”,据说有11张之多,而这些东西据说都是北京的会所住宅放不下,才放到老家藏起来的,“都是谷俊山不要的东西”。

摄影

秦玉海的摄影作品出现在北京、上海的地铁里

摄影器材也成为一种新的“雅贿”物品。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已经有至少3名官员收受了和摄影有关的“雅贿”。他们分别是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武汉市燃气集团、天然气公司原董事长张民基,鄂尔多斯市公安局原局长王会师。

除了“官员”头衔,作为“摄影家”的秦玉海,其宣传河南风光的摄影作品《水墨云台》还出现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地铁里。据报道,秦玉海落马后,其作品多已被撤下。

[贪官“雅好”:腐败遮羞布]

有一种贪官表面看起来近乎“完人”——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近女色,唯一的雅好就是收藏名人字画、古玩和瓷器。但正是这一雅好毁了他们…”

“雅贿”照样是贿赂,所谓贿赂,就是用财富去换取公权力,本质上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其性质绝不会因贿赂的物品不同而有区别。“雅贿”,贿赂方式产生了新变种,行贿人不再送官员真金白银,改而送名家字画、珍奇古玩等,由于“雅贿”需求的不断膨胀,现已形成一个官员特种奢侈品形成产业链。

“雅贿”照样是贿赂,所谓贿赂,就是用财富去换取公权力,本质上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其性质绝不会因贿赂的物品不同而有区别。“雅贿”,即行贿人不再送官员真金白银、香车豪宅和有价证券,改而送名家字画、珍奇古玩、周鼎宋瓷等,“优雅式贿赂”正在风袭中国官场。由于“雅贿”需求的不断膨胀,现已形成一个官员特种奢侈品形成产业链。在这个链条里,送礼的、古玩店、收礼的,他们的利益盘根错节、互相依存,各谋好处。

收送古玩字画虽然雅,但毕竟是收送了值钱的东西,明眼人都能从这一送一收中看出其中的交易。因此,我们把这种行贿受贿行为称为“雅贿”、“雅贪”的常规形态。之所以称之为常规,就是因为还有超常规的,还有比“常规武器”更“尖端”的。其特征是:明明是送了钱,但给人的感觉并没有送,而是给了对方应得的东西,只是按市场规律支付了“劳动报酬”。这样,送者有理,收者心安,几乎看不出有什么“贿”的意思来。

[“雅贿”物品价格认定亟待规范]

对于“雅贿”物品价格如何认定,需要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明确加以规定,既要考虑到这些物品实际购买价格、鉴定价格等客观因素,也要考虑到受贿人收受时主观认定的价格。

“雅贿”尽管是用工艺品、艺术品之类的“高雅东西”来掩饰金钱的铜臭味,但并未改变其权钱交易的本质,像倪发科收受玉石,“回报”是帮人低价购买探矿权。“雅贿”同样损害了国家工作机关的廉洁性,“雅贿”也是受贿,这已经成为司法界的共识。

目前,关于“雅贿”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是,如何来认定这些工艺品的受贿金额?因为玉石、字画等物品真假难辨,估价在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地方也不尽相同。而且在行、受贿当时,各人对于这些物品真假性和价值认识也不一样。比如,就字画而言,有的行贿人将本是赝品的一件假画误以为真画送与受贿人,受贿人也以真画收受;有的行贿人将本是很贵重的字画,当做比实际价格低许多的一般字画送与受贿人,且受贿人也以为是一般字画;也有的行贿人仅支付了一般字画的价格买来了实际上很贵重的字画,送给受贿人,受贿人也以为是一般字画收下。那么,在案发后,如何认定受贿人的受贿金额就存在较大的争议。

司法实践中,对于这些物品通常以鉴定价格来计算犯罪金额,但是鉴定真伪与价格是千差万别。比如文强案中,对于一幅画,重庆市价格认证中心鉴定价值高达364.12万元,但国家文物部门认定该画是赝品,最终该画没有计入犯罪金额。也有些地方以发票价格或者实际购买价格来计算犯罪金额,但是,发票价、实际价格与鉴定价也往往不一致。例如,在成都审理的一起案件中,行贿人送给黄某的金镶玉佛购买发票价58000元,鉴定价35000元,行贿人行贿时给黄某提供的发票价格为980元,法院最终认定这一犯罪金额为980元。

那么,对于“雅贿”的物品,到底是以实际购买的价格为准,还是鉴定的价格,抑或是受贿人主观认为的价格、发票上的价格呢?各地的做法不一,这导致了对“雅贿”的打击不力和法制的不统一。媒体报道,安徽曾有纪委干部就称,在违纪案件查处中,对于当事人收受的名人字画、文玩物品一般不列入受贿金额中,除非涉及数量巨大且有直接明确的价格记录。

因此,对于“雅贿”物品价格如何认定,需要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明确加以规定,既要考虑到这些物品实际购买价格、鉴定价格等客观因素,也要考虑到受贿人收受时主观认定的价格。同时,对于鉴定机构资质与异议程序也要进行规范,不能让某些官员利用“雅贿”存在的“黑洞”而逃避打击,也不因此加重他们的罪行,做到罚当其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