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国教育 记者对话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袁振国:教育改革往哪儿走

开学了,孩子们蹦蹦跳跳走进校门的时候,也许意识不到,中国教育的改革正走向“深水区”。今年,又是一个改革年。

教育改革往哪儿走?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如今,“各人自扫门前雪”式的单项改革越来越难奏效,教育的明天,希望在于“众人拾柴火焰高”。

日前,记者就教育综合改革问题专访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袁振国。

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式改革

记者:“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是今年教育部“一号文件”的主题。请问袁院长,当前教育改革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要推行综合改革?

袁振国: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当前教育改革的一大特点。比如高考改革,既要为国家选拔优秀人才,又要为考生提供公平公正的机会,还要引导素质教育;再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中考高考,从理论、方向上说,毫无疑问应该一视同仁,但从现实情况看,不仅要考虑教育能力,还要考虑城市承受能力,不仅要考虑存量,更要考虑增量……这些问题,显然不是一时一地、一个部门解决得了的。

现在,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就是说简单、单项的改革都改了,留下的都是硬骨头,涉及方方面面。不仅涉及各级各类教育,而且涉及人事、财政、户口等社会各项制度,需要系统考虑、整体设计,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式改革。

改革成败取决于体制机制的建立健全

记者:目前,我国教育综合改革进展如何?

袁振国: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后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在部分省市做了教育综合改革的部署——在山东、湖南、重庆进行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在天津、辽宁、河南、四川进行职业教育综合改革;在黑龙江、江苏、湖北进行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在浙江进行民办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在北京、上海、广东、安徽、云南、新疆进行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

记者:改革成败的关键在哪里?各地有什么创新做法?

袁振国:改革的成败取决于体制机制的建立健全,目前,各地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探索:

在山东潍坊,教育局机关的8个科室、3个直属单位被打包整合,打造成校企合作、社会培训、家庭教育、出国留学等7个分中心,14台网上咨询电脑、6台连接呼叫中心、6部热线电话同时向社会开放,在民意和政府间建立起四通八达的桥梁。

在浙江温州,民办学校登记管理、财政扶持、融资政策等10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大换血、大调整。温州把非营利性全日制民办学校按事业法人登记管理,把营利性全日制民办学校按企业法人登记管理;市财政不仅每年安排3000万元专项奖补资金,还建立政府向基础教育民办学校购买服务的经费投入制度;凡取得相应教师资格、参加人事代理并从事相应教育教学的民办学校教师,均按公办学校教师标准参加事业单位社会保险,享受同等退休工资。

如今,温州已然成为民办教育的高地,民办学校在校生达全市在校生总数的1/3。

在安徽,颁布施行《安徽省实施义务教育法办法(修订)》,启动制定《安徽省学前教育条例》,以标准建设推进省级统筹,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学校建设标准、城乡一体化的师资编制标准和全省统一的教师校长管理体制,教育质量得到整体提高。

在江苏,组建区域高校联盟,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等5所高校将实现资源共享、学分互认、教师互聘、学生互派、课程互选、联合申报专业、联合培养学生。除此之外,江苏还推动独立学院规范办学,一批独立学院从母体校迁出,到市、县独立办学,既优化了高等教育布局,又吸引了市、县政府和社会力量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只有跳出原来的圈圈,才能让每个孩子都上好学

记者:改革的阻力在哪里?下一步该如何做?

袁振国:随着教育综合改革不断深入,深层次矛盾也不断凸显。认识不到位、政策不配套、改革动力不足成为影响改革深入的主要挑战;各自为阵,各方面利益难以平衡,利益相关方的改革积极性欠缺则是最为现实的阻力。

日前,中国教科院的一项调查发现,就教育综合改革还需冲破的羁绊而言,31.6%的社会公众认为是“相关部门利益掣肘”。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38.2%的教育内部人士将“相关部门利益掣肘”放在改革阻力的首位。改革必然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有关单位只有跳出原来的圈圈,才能让每个孩子都上好学。

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一要更新观念,二要创新体制。要建立起中央和地方上下贯通、职责明确的纵向机制,沟通顺畅、协调发展的横向机制;理顺改革指导机构与改革执行机构之间的关系;推进试点之间的充分共享、共同推进,带动全国教育综合改革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