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良浙大 征文选登:交大附中的校徽(陈德良)

2017-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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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当我看到<我与上海交大>征文启事后,就把这份"启事"放在案头.一直在考虑,作为上海交通大学直属领导的交大附中的师生不知是否可以参加?犹豫再三

当我看到《我与上海交大》征文启事后,就把这份“启事”放在案头。一直在考虑,作为上海交通大学直属领导的交大附中的师生不知是否可以参加?犹豫再三,在征文截止日期过半时,决定参与活动。我想,与上海交大的关系,可以从自己佩带的交大附中的校徽谈起。

交大附中师生佩带的校徽,远看与交大师生的一模一样,只是走到近处一、二米时,才会隐约发现在“交通大学”四个大字下面,还有“附中”两个小字。淡淡的字迹,不注意的人是不会发现的。以前,我经常带领学生外出活动,有时与学生同乘一辆公交车,当人们看到佩带着“交通大学附中” 校徽的学生时,都会投以钦佩的目光。

特别是看到刚进校的还带有儿童气的高一学生时,许多人会情不自禁地发出惊叹:不得了,这么小的孩子就考上了交通大学,大概是交大少年班的!了不起!听着人们的赞誉,学生感到十分骄傲,脸上充满着幸福感。我在一旁,也感到无比的兴奋,因为我佩带着红校徽,是他们的老师。

1964年,我们在设计这枚校徽时,其中一个意图就是要激励学生经过三年的拼搏,将下面“附中”两个小字擦掉,成为真正的交通大学的学生。学生都知道,附中是交通大学的“准大学生摇篮”,佩带着校徽,就要为交大争光,因为人们都认为你是交大的学生。

我们的意图在历届学生的身上得到了体现。每年都有一大批优秀学生进入交大,尤其是近几年来,有近三分之一的毕业生,约130名直升或考入交大,这在上海乃至全国重点中学中是唯一的。附中为上海交大的发展做了一点贡献。

交大附中的前身是上海市工农速成中学。1958年工农速中结束后,学校就划归上海交通大学领导,校名改为上海交通大学预科。第一届学生是一些初中学校直升来的,学制为两年,两年后直升交大。后来担任过交大党委副书记的陶爱珠、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常务副院长朱章玉等就是第一届预科学生。

1959年起,学制改为三年,学生是经过中考后择优录取的,毕业时不再直升交大,而要参加全国高考,但交大对预科考生还是有一点优惠的录取政策。学校后来一度脱离交大,改为上海工学院预科(附中)、上海市交通中学,到 1964年才重回交大怀抱,直至今天。

往事悠悠,如在眼前。我是1960年考入交大预科的,当我佩带上交大预科的校徽时,喜悦、激动,难以言表。从此,我开始了长达46年在这所学校学习、工作、生活的历程。可以说,我一生是附中人,也是交大人。1983年,我被交大党委任命为附中党总支副书记,走上了附中的领导岗位。

之后,又被任命为附中副校长、党总支书记。目前虽已退休,但继续在学校发挥余热。在漫长的岁月中,我对交大一直怀有深深的情怀,特别是1983年下半年,我与毛杏云等交大10位干部赴上海市委党校第十期干训班学习,在四个半月中,我们朝夕相处,同学习、同生活,互帮互学,在结下了深厚情谊的同时,也增添了我对交大的热爱,当时的同窗学友,至今还保持着联系。

在我担任附中党总支书记,参加党委中心组学习的十多年中,我认识、熟悉了交大许多校级领导,以及绝大多数中层以上的干部。他们对附中、以及对我个人的关心支持,许多事至今仍历历在目。邓旭初书记亲笔为附中的小花园题名“仰晖园”;王宗光书记率领中心组全体人员来附中参观指导工作;翁史烈校长为附中建校四十周年题字祝贺;张煦等6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为附中建校五十周年题字祝贺;阮雪榆院士等大学部的老师经常到附中为师生作讲座、上课;谢绳武校长为附中科技实验大楼奠基;纪委书记王永华在春节时还给我寄来了贺卡……这一切的一切,使我对上海交大的感情与日俱增。

我把自己看成是交大人。我经常向《上海交大报》投稿,以表达自己对交大的情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80多篇文章被刊登,其中有的报道刊登在头版头条。在交大第二届“祖国在我心中”征文评比中,我的文章在三人获得一等奖中为第一名;在党委中心组邓小平理论读书班中,获优秀论文奖;我还获得过交大优秀教学二等奖。每当看到交大报上刊登自己的文章以及获奖的名字,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因为我是交大的一分子。

从佩戴交大预科学生校徽到佩戴交大附中的教师校徽,我走过了46年的历程,我把一生献给了交大附中,也献给了上海交大。 校徽在胸前闪光,校徽伴我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