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贺子珍离开毛泽东的真实原因
过去,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样一种说法:1937年,贺子珍从延安出走离开毛泽东,是因为江青“插足”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夫妻关系破裂造成的。有的甚至这样说:“贺子珍在延安不容忍江青‘插足’,曾当面大骂江青。江青不甘示弱,便与贺子珍大吵大闹。而毛泽东喜新厌旧偏爱江青,大发雷霆指责贺子珍。贺子珍一气之下离延安出走离开了毛泽东。”社会上是这样流传的,而报刊发表的文章,有的也这样说。
真的是这样吗?不是的,纯属子虚乌有的传说。
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11月出版的《毛泽东家世》记载,江青于1937年8月底从西安途经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到达延安,先让她在延安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根据当时党中央的规定,从敌占区到延安工作的人,特别是党员,不论是谁都应进行审查。江青到延安后,为了审查她的党籍问题,让她在招待所住了很长时间,直到10月中旬,江青入党的介绍人黄敬到延安,证明了她的党籍问题,才结束审查,让她于11月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在这之前,江青不可能单独接触毛泽东。
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后,为了发挥江青的专长,将她调到该院任戏剧教师。8月,调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从此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再说贺子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于1998年7月出版的《贺子珍和她的兄妹》、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97年8月出版的《贺子珍》记载,贺子珍于1935年10月,随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937年初,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迁到延安,贺子珍随毛泽东抵达这里。
在延安,贺子珍看到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深深感到自己知识不够,尤其是革命理论方面太欠缺了,因此急需系统地学习、提高,否则难以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于是,便向毛泽东提出进“抗大”学习的要求。
毛泽东考虑到,“抗大”纪律很严,每天要“三操两课”过军事化集体生活,而贺子珍在长征途中受过重伤,加上因生孩子失血过多,身体尚未康复,所以不同意贺子珍进抗大学习。
而贺子珍性格倔强,学习的愿望迫切。她对毛泽东说,过去辗转战斗在革命根据地,又经过长征,生活那样艰苦,并且是死里逃生,都过来了,难道在“抗大”学习还坚持不下来吗?在贺子珍的强烈要求下,毛泽东便同意了。
贺子珍在“抗大”学习,生活是很紧张的。不仅同大家一样参加了全部的学习课程,而且每天清晨出操,晚上参加政治活动,住集体宿舍。除星期六外,很少回家。由于生活这样紧张,营养严重不良,加上不适应陕北的恶劣气候,所以便得了严重的贫血症。有一天,她病情恶化,晕倒在“抗大”厕所里。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得不停学回家。
贺子珍在家休养期间,又接连遇到不愉快的事:
一是看到毛泽东经常与美国女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以及女翻译吴莉莉跳舞、聊天。因此,产生了许多误会,使贺子珍与毛泽东的感情出现裂痕,关系紧张。
1937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鼓励史沫特莱设法引进一种新的娱乐:西方式的交际舞。史沫特莱明白这些长征的幸存者,需要学会松弛和娱乐。她还想到,跳舞有助于打破受领导干部的妻子们影响,而形成的僵化的社会礼仪。到了三月份,她和吴莉莉(音译,女翻译)晚上就在天主教堂里教交际舞。到这里参加舞会的红军丈夫一般不带妻子前来,有少数刚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来延安,为统一战线和革命效力的青年男女也来参加。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最不喜欢史沫特莱。反过来,史沫特莱坦率地表示,她认为贺子珍过的是苍白的、修道院式的生活,她不具备一个革命领袖妻子的必要条件。史沫特莱对贺子珍的冷淡就表明了她的看法。结果,俩人之间虽没有发生什么争吵,但相互敌视是很深的。吴莉莉是晚间“举行”交际舞的明星。与延安那些呆板的妇女相比,吴好像神话故事中一位鲜艳夺目的公主;对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的延安男人来说,吴不只是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她可同中国历史上最有姿色的女人杨贵妃相媲美。
战争间歇的几个月里,毛泽东阅读了大量书籍,并撰写政治和哲学方面的论文。
太阳一落山,毛泽东常常带着一个警卫员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去,他们边喝米酒或茶,边聊天。他对外国生活表现了极大兴趣。毛泽东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人的诗,他问史沫特莱是否体验过像拜伦、济慈和雪莱这类诗人赞美的浪漫爱情。“他说他怀疑从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爱情是否真的存在,它到底是什么样?在他认识的人当中,我似乎是第一个体验过这种爱情的人。他似乎觉得在某些事上若有所失。”
吴莉莉总是在毛泽东和史谈话中充当中间人,每当史与毛泽东谈论罗曼蒂克的爱情时,她感到对话全部是说给她吴莉莉听的。讨论过程中,毛泽东作诗,吴当然比史更能欣赏毛泽东的诗,吴便以毛泽东诗中所用的韵律赋诗作答,这使毛泽东很高兴。他们详细讨论了解放后新社会中男女平等条件下的男女关系。这些思想进入了毛泽东以旧诗词形式写的诗篇。
贺子珍夜闯吴莉莉窑洞
有一个晚上,史已经睡下,窑洞外面有布鞋走路的声音。她听到毛泽东轻柔的南方口音,他是去隔壁的吴莉莉的窑洞,洞里的灯还亮着。史沫特莱听到敲门声,门打开又关上。她刚想重新入睡,忽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冲上来。接着吴的窑洞门被撞开。
史闻听,忙跳下床,披上外衣,跑到隔壁窑洞。贺子珍正用一个长长的手电筒打毛泽东。毛泽东坐在桌旁的板凳上,仍旧戴着他的棉帽子,穿着军大衣。他没有制止贺子珍,他的警卫员立在门旁,显得很尴尬。贺子珍狂怒地大喊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才停手。
毛泽东最后站起来,他看上去很疲倦,声音沉着严厉:“别说了,子珍!赶快回去吧。”贺子珍却突然转向吴莉莉,当时,吴背靠着墙,像一只吓坏的小猫。接着她走近吴莉莉,挥起手中的手电筒,另一只手抓她的脸、揪她的头发。血从吴莉莉的头上流下来,吴莉莉跑向史沫特莱,躲在她背后。
贺子珍又转向史:“帝国主义分子!”她叫道:“都是你闹出来的,回你自己的窑洞去。”接着,她用手电筒打这个“洋鬼子”。史沫特莱可不是好欺负的,一把将贺推倒在地。毛泽东道:“她没有惹你,是你打她的。她有自卫的权利,你的行为简直就像美国电影里的阔太太。”毛泽东气愤已极,但尽力克制着,他命令警卫员送贺子珍回家。贺子珍不肯罢休,不肯起来。毛泽东又叫来两三个警卫员,最终使歇斯底里的贺子珍离开了。
贺子珍离开延安
贺子珍常常大吵大闹,毛泽东后来就搬到另外一个窑洞居住。据几个目睹这个事件全过程的老同志回忆,史沫特莱来延安同毛泽东见面,相互拥抱献花,这在西方很平常,但贺子珍难于接受。她把送花、拥抱当成“爱的表示”,把送苹果之类的举动看成是“感情的表示”,因此对毛泽东产生了很深的误解。
她决定去西安,毛泽东知道贺子珍要走,极力挽留她,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泪,一是我听不得穷人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眼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笔旧了,都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接着,他又动情地说:“我现的情况与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我受那么多的苦了。”
但是,贺子珍去意已决,在她等待去苏联的飞机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托人捎来口信,请她不要去苏联,贺子珍没有接受这个召唤,毅然走了。
二是贺子珍又一次怀孕,并且经常呕吐。贺子珍生孩子生怕了,想同毛泽东分开一段时间,减轻一下身体的负担。
除此,贺子珍身上还有弹片没有取出来,经常疼痛难忍。于是,便想动手术取出弹片,而延安动不了取弹片的手术。因此,她决定去西安,从那里转赴上海治病,同时做人工流产。
对贺子珍这种打算,毛泽东起初没有同意,贺子珍再三坚持,毛泽东不得不同意了。
就这样,贺子珍于1937年10月离延安到西安。
贺子珍到西安后,上海沦陷被日本占领,去上海已不可能,她只得留在西安暂住。毛泽东得知这种情况,托人捎去一封信,苦苦相劝,希望她回延安,等以后有机会再出去治病。
而贺子珍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回延安,仍住在西安。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康生、陈云等从莫斯科坐飞机经新疆、兰州、西安去延安,使贺子珍受到启发。她想:上海去不成,为什么不可以到苏联去呢?到苏联,既可治病,又可获得出国学习的机会。于是,便从西安坐汽车到兰州。
贺子珍到兰州后,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曾劝说贺子珍回延安,不要去苏联。但贺子珍不听劝说,坚持要走,贺子珍在兰州期间,毛泽东也曾托人带口信给贺子珍,还发去电报,劝她回延安。贺子珍个性倔强,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这样,从兰州乘飞机飞往莫斯科。
从上述情况来看,贺子珍从延安出走离开毛泽东,并不是江青所造成的。因为贺子珍于1937年10月离延安,而此时江青正住在延安第三招待所接受审查,不可能让她与毛泽东单独接触。再说江青到延安之初,所追求的是徐以新(后来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训导主任),并非毛泽东。基于这样的情况,怎能说贺子珍出走离开延安是江青“插足”的结果呢?贺子珍在延安时,江青未曾与贺子珍见过面。以后,她们也未见过面,说她们在毛泽东所住的延安窑洞里当面吵架,显然是子虚乌有的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