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贺子珍在莫斯科的真实生活(图)

最初,贺子珍被安排在国际儿童院幼稚园当老师。幼稚园都是3岁~7岁的天真儿童,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教他们唱歌、做游戏,本不是一件难事。刚满20岁的张梅性格开朗,活泼好动,很快适应了幼稚园的工作。她和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孩子们都很喜欢她。可贺子珍却没有耐心照顾这些孩子,再加上身体和情绪原因,只要孩子们一哭一闹,她就头痛,就烦躁,甚至比那些哭闹的孩子火气还要大。贺子珍曾主动要求学做衣服。她被编入初学组。可组里只有教员有一台缝纫机,学生们都是用手做,轮流在缝纫机上实习。为等缝纫机,贺子珍往往要排几天的队。像她这样从16岁就扛枪打仗的人,哪有那个耐心一针一线地缝衣服呢!

贺子珍还试想着当被服仓库保管员。可是全校只有一个保管员的编制,要负责学校几百个人的衣服、被单、鞋袜和日常用品,以及日常的洗换等烦杂工作,而且出库入库单据都要用俄文填写。贺子珍又犯难了。

厨房里的工作贺子珍也尝试过。她从清晨四五点钟起来,到厨房削土豆,认认真真地干了12个小时,手指僵硬,腰酸背疼,结果还不如其他女工削四五个小时的土豆多。一连削了六七天土豆,她实在坚持不了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去厨房。

毋庸置疑,贺子珍是一位强者。当年,她是永新暴动向井冈山撤退的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这支队伍中第一个女兵。在异国他乡,她举目无亲,孤助无援。她努力过,拼搏过,但是都失败了。她自嘲自己无用:“睡在饭甑下也会被饿死。”

1941年春天,女儿娇娇(即李敏)从延安来到贺子珍身边。母女团聚本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可她却把女儿当成负担。心中的夙愿越来越渺茫,她的脾气变得更加急躁。

她的境遇是悲惨的,却是幸运的

1941年6月26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闪击战。德军的兵锋直逼莫斯科城下。战争爆发不久,贺子珍和张梅从莫尼诺儿童院转移到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伊万诺沃地处莫斯科西北,距离战场比莫斯科城还要近,飞机轰鸣和爆炸声终日不断。“一切为了前线!”是全体苏联公民的行动口号。

战争在残酷地进行着。红色救济会配给儿童院的食品明显不足。按规定,儿童院的每名职员每天有800克兰姆(1克兰姆=1克)的面包,小孩子有600克兰姆。而多数时间,孩子们要靠土豆果腹,甚至要靠自己的劳动获取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当时,学校设有工艺课,女孩子学缝纫,给前线的红军战士做内衣;男孩子学做木工活儿,为前线钉制木箱。为了做饭和取暖,孩子们要到很远的林区伐木,劈成合适的柴块,再用爬犁拉回来。孩子们还在学校附近开荒种菜。而贺子珍一直没有合适的工作,又没有参加伐木,也没有种菜,因此,她无法取暖,也没有菜吃,只能得到400克兰姆的面包。她只好卖掉从中国带来的手表、钢笔和衣物,换取食品,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在饥饿和寒冷中苦苦煎熬。

因为冬天没有生火,身体瘦弱的娇娇经受不住严寒,不幸得了一场重病,一连9天不省人事,几乎失去生命。后来,贺子珍把女儿从医院接回来,一直带在自己身边。

看着眼前的窘境,贺子珍又想到自己生下的其他5个孩子,除了在莫斯科生下的男孩在托儿所病死外,其他4个孩子均已失散于国内的4个省,要想找到他们谈何容易!

离开中国党校后,在近3年羁留于苏联的时间里,贺子珍一直在困苦中煎熬着。她曾几次给共产国际干部写信请求帮助,希望得到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只要有饭吃就够了。但她哪里知道,1943年5月,共产国际已经宣布解散。全体苏联人民都在抗击德国法西斯,谁又能有更多的精力来照顾、帮助贺子珍呢?

这时,国际儿童院来了一位新院长,名叫玛尕洛夫。他对中国孩子非常歧视,总是挑刺儿找茬儿,大加呵斥。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儿童院的食品本来就不充足,玛尕洛夫还从中克扣,他们夫妇的餐桌上总不断肉食和蔬菜。

贺子珍语言不通,说话又很急躁,她的要求往往得不到院方的理解和支持。玛尕洛夫还经常训斥她:“你呆在这里不想干活儿,难道还要我们养活你们这些懒虫!”这种人格上的侮辱,谁也无法接受,更何况贺子珍是从战场上拼杀出来的血气方刚的女将。原本火爆的脾气终于让她怒不可遏。玛尕洛夫竟强行把她送进“疯人院”……

贺子珍在苏联的境遇是悲惨的,但比起刘先群(博古夫人)、金维映(李维汉夫人)和其他在苏联失踪的同志,她还算是幸运的。

1946年,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和中共东北局副书记罗荣桓先后到苏联养病。他们了解到贺子珍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情况,随即向国内作了报告,经中国党与苏联有关方面交涉,贺子珍重获新生。

1947年春天,贺子珍带着毛岸青和女儿李敏终于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

有一种鸟是永远也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