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毛泽东前妻贺子珍在做什么?
本文摘自《毛泽东与贺子珍》作者:孔东梅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庐山会议之后,外公与外婆再未见面,书信不通,只有妈妈一年一度联系着二老的精神世界。
后来,妈妈搬出了中南海,见到外公的机会越来越少,越来越难。外公在想些什么,她已经无从得知了。而另一方面,外婆一直住在有“文革”策源地之称的上海,却能安然无恙,又不能不发人深思。
外婆对外公发动的这场“文革”一开始持什么态度,已经不得而知。这些年来,她已经习惯置身事外,静观世变。但可以肯定的是,她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她想工作,想看看首都,想看看毛主席。
“文革”开始了,就连深居简出的外婆也发现一切似乎都变了样。她甚至觉得:机会来了。
我在上海采访海峰姨和小平姨时,专门谈到了“文革”中的外婆。小平姨告诉我:1966年,“大串联”流行全国,年轻人都不想错过这个免费走遍全国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可以上北京见毛主席!事实是仅该年8月18日到12月26日,外公就在北京分八次检阅了一千八百多万人次的红卫兵。
1966年下半年的一天,一身草绿军装的小平姨来到外婆家,兴高采烈地向亲友们谈起准备参加“大串联”上北京的计划。一直在旁倾听的外婆突然开口了:小平,我也要去。
大家愣了。确实,负责外婆生活的市委接待处找不到人了,上海市委也不运转了、国家主席都出事了。可是,外婆不能去北京的那条纪律并没有取消呀!然而不管大家怎么劝阻,外婆信心十足。时光仿佛又流转到了1937年,这次她也一定要去,不是莫斯科,是北京。
大家劝道:您不能去,姨妈。火车上全是“大串联”的,可没有卧铺!
外婆反问:为什么不能去?我也和你们一样坐着。
大家劝道:您不能去,姨妈。北京住满了红卫兵,你没地方待呀!
外婆反问:为什么不能去?我可以住李敏那里呀。
大家劝道:您不能去,姨妈。现在外面可乱了,你要注意安全!
外婆反问:为什么不能去?解放那么多年了,怕什么。
大家劝道:您不能去,姨妈。你去北京,主席还没同意呐!
外婆反问:为什么不能去?他当他的主席,我又不去找他。
最后,外婆几乎以哀求的口气说:长征我都走过来了。小平,让我去吧!我为什么不能去北京呢?
可怜的小平姨眼里已经噙满泪水,又不想让外婆发现,只好咬着牙扔出一句话:姨妈,组织上不会同意你去的!
她不想让亲爱的姨妈因为上北京受处分。只是面对外婆眼巴巴的期盼,自己这个“恶人”太难当了。
38年后又勾起这段往事回忆,海峰姨好像在拭泪,小平姨眼圈似乎又红了,我无言。房间里沉默了。
外婆沉默了。17年来,第一次有那样一个机会,仿佛自己可以自由了,去以前去不了的地方,还可以去北京。运气好的话,也许还能在中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上远远望主席一眼。不过,机会已不属于她了。
外婆一生服从组织,她是模范的共产党员。而且毕竟她老了,已经不是1937年不顾一切西行的时候了。去北京,见毛主席,那是年轻人的事情了。
外婆为什么不能去北京呢?我在问我自己。
湖南路262号是一所沪上名宅,位于原法租界居尔典路上,是一座法式建筑。1934年春,汪伪政权财政部长周佛海买下这座花园洋房并将路名改为湖南路(周佛海与外公同为湖南人,曾一起参加中共“一大”)。现在这里院墙上竖起了一人多高的竹篱笆栅栏,门外还标有“湖南别墅”四字。
解放后,陈毅和林彪(短期)两家曾分别住在楼上楼下。春生舅舅记得外婆和舅公经常带他们几个孩子去串门,大人在屋里聊天,两家的男孩子就在外面那巨大的草坪上玩耍。由于常来常往,亲如一家,大家都没想起要正正经经照个相什么的,反正春生舅舅不记得与陈毅市长合过影。湖南路这所房子的特点,一是隐蔽,据说从墙外任一角度都无法窥见院内情形。对幽居上海的外婆来说,这里确实很保密。二是有一个面积超乎想象的庭院,包括约两个网球场大的草坪,两栋楼房(一栋首长住、一栋工作人员住)被假山、花园、水池所环绕。
20世纪50年代初刚到上海的时候,外婆在庭院里(大概在溧阳路)种过菜,甚至还养过猪。湖南路住所可比溧阳路大多了,但20年过去,外婆毕竟老了。她能做的就是和妈妈一起在玉兰树下拔去杂草,在花坛前闻闻花香。
1950年,彭儒到上海看外婆,还笑过她:“哎,你怎么养起猪来了!”的确,外婆和彭儒这些女学生出身的老干部,是不大有养猪经验的。海峰姨介绍说:“姨妈每天用水龙头给猪洗澡,可干净了”。
妈妈也记得此事。她说外婆养猪,是为了挣点钱补贴家用。当时孩子多,开销大。姨婆从永新接来的孩子有十几个,有烈士子弟,有亲戚子女。另外,姨婆养子贺麓成在泰和车祸中骨折,住了半年医院,外婆是自己出钱给他治伤的。那只猪养肥后,据说卖了200块钱。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外婆住过15年之久,湖南路262号的性质却一直是招待所。这里的服务人员都是从外公来沪时住的兴国宾馆(距湖南路不远处兴国路上)派来的。既然是招待所,吃饭就要收费。外婆的标准是每天三元,妈妈及海峰姨、小平姨的标准是每天一点五元。除了外婆工资高些,对大家都是不小的费用。
包括我在内都有这样一种印象:湖南路262号是陈老总给外婆安排的房子。其实,陈毅1954年就已上调中央,被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也就是外婆听外公讲话受刺激的那次会议)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了。固然,陈毅元帅与我外公外婆的关系实在太深,贺家人也把他看成自家的一个成员。但是让外婆住进这所房子的确是柯庆施的安排,应该实事求是。
外婆在泰安路一直住到1962年。庐山相会后的1961年,外婆病势日渐沉重,瘦得很厉害。泰安路房子住着舅公一家人,对外婆治疗和休息多有不便。妈妈只好出面跟外公说,跟汪东兴(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说,跟柯庆施(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说,使外婆得以搬进湖南路这座上海条件最好的花园洋房之一。应该说,上海市委当时给外婆提供的生活条件是很优厚的。
这样一所特殊人物居住的特殊宅院,在“文革”期间,会不会像上海其它名人故居那样被洗劫一空呢?据说湖南路及其邻近的武康路一带曾是抄家风潮最盛的地区,因为那里的花园洋房和“黑帮分子“最集中。
妈妈说:抄家的来过一次,没拿什么东西,而且很快就原物退还了。工作人员骗他们说这是外宾的房子,不许乱来。大概那天外婆不在,没有受到惊吓。还有更奇怪的——妈妈听说一天花园里假山落下一条电褥子,据说是有人得知这所房子里面住了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太太,很可怜,就从墙外扔进来的。电褥子还是新的。湖南路也许是安静的,但仅仅是湖南路而已。在“文革”的风浪中,贺家首当其冲的是时任福建省副省长的舅公贺敏学。
1967年初的一个深夜,舅公被福建造反派从家中带走,关押起来,家也被抄了。舅婆和小平姨急忙托人给我妈妈捎话,告急求救,让她报告毛主席。
妈妈果真去找外公,把舅公被抓的消息告诉他。外公听到后,“哦”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
妈妈急了:“舅舅的事……?”
“这事你是管不了的”——外公又说:“你的舅舅是个好同志。”
最后还是外公嘱咐周恩来指示福建方面放人,舅公在狱中度过83天后终于回家了。30多年来,舅公这是第二次坐自己人的监狱。
原来,1930年底苏区发生“富田事变”,外公的妻兄,我的舅公贺敏学被抓了起来。狱中的舅公怕外公不了解情况,便说服看守给他送去一张条子,报告了危急形势。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外公怀着感情讲到这段史实。也许,正因为与舅公有着亲戚关系,外公才不好表态。正如外公说过的:作我家的亲戚,太难了!
作为井冈山时期的团党委书记,中央苏区时期的红军师长,军史上“三个第一”(暴动第一、上井冈山第一、渡江战役第一)的拥有者,舅公的资历和功绩都是骄人的。他在解放后在部队长期担任副军职,转业到福建后还一度降职为厅局级。
有人认为他的职务与其资历、功绩不相称,便说:何不向毛主席说说,请主席出面向有关方面打个招呼。舅公批评了这种说法。他说:不能这样搞关系。我正因为有这个关系,更不能去搞关系。
在那次抄家中,有两件贺家珍宝没有被查抄到,就是外公写给外婆和舅公夫妇的亲笔信,还有外公托妈妈带给舅公的燕窝。原来舅婆事先已做了妥善处理:
在“文革”抄家风兴起后,她把信藏在舅公一件衣服的夹层里,又乘妈妈来福州看外婆的时机,托她把外公家书带回北京保存。至于燕窝,有两小袋,半斤重,是1962年妈妈带来的,舅公一直舍不得吃。想来想去,只好托部队里的老战友保存,放到1968年下半年,全国形势比较平静了,才从那里取了回来。
我的舅公贺敏学于1988年在福州去世,他是“永新三贺”中最后一位去世的长辈。
贺家受冲击的第二个人是姨婆贺怡的继子,我的表舅刘子毅(贺怡前夫刘士奇前妻之子)。
在我出生前,这位表舅就已经含冤去世了。对他的人生,我几乎一无所知,现在也只了解到一些片段。他的童年非常坎坷:父母双亡,流浪上海,后来跟随继母贺怡去延安。在我眼中,他和姨婆一样,都是有着悲剧结局的英雄人物,有着典型的贺家性格。
在延安教过表舅功课的老师对他有着深刻的印象。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我认识了子毅表舅。文中写道:
“刘子毅到我的窑洞来很随便,在无拘无束的闲谈中,我知道他父亲牺牲于上海,他就在流浪汉队伍中长大,当过童工,挨过资本家的鞭子。抗日战争后,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寻找到他,将他送来延安。他对继母很尊敬,他告诉我,继母当年在红军中可称得一名美人。母亲死后,父亲已经不年轻了,但因为父亲对党的忠诚和行动的果敢,却打动那位少女的心,坚决与父亲结为伴侣……
他讲的许多故事,常常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劝他写成作文,他每次都写,也写得很快,可惜读来索然无味,不但别字连篇,上海土话更使人揣摩半天还摸不着头脑,所以要改,真也无从下笔。想教他怎样写,遗憾的是我也拿不出好办法,只有相视叹息而已。
外婆的晚年是在上海徐汇区湖南路262号度过的。1966年她设想的北京之行受阻,1967年大病一场。到1969年中秋,外婆已年届花甲了。
在上海的25年间,外婆搬过五次家,湖南路262号是最后一处,既是她居住时间最长的,也是我最熟悉的:从1972年在上海出生到1979年随妈妈回北京,我都是在此与外婆共同生活。
舅婆李立英对外婆搬进湖南路之前生活的回忆:
我们和贺子珍在上海住了一段。她一般是闭门不出,自己散散步。人家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人家。我们也不张扬,有时候汽车到我门口停了很多。
那时候住在泰安路,彭德怀去那里看过她。湖南路只有陈毅去过,别人没去过。彭德怀一进门就询问生活情况,油盐酱醋什么都问。
老百姓吃什么,贺子珍也吃什么,没有优待。贺子珍也不许向人家要求,从来也不向领导提要求。
贺敏学是上海的防空司令,贺子珍自己的家不去了,搬到我家来住。我们家热闹,海峰、春生、麓成都到我们这里。我们那里部队的房子很大。
她那个时候住在四川路,陈毅给她找的。这个房子是陈毅在上海做生意的一个哥哥的房子,蛮大的,在四川北路和溧阳路交界的地方,靠近派出所。派出所很注意贺子珍家的安全,你妈妈也住过那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