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南翔被批斗 曝文革北京大学武斗被批斗的女性遭猥亵
北京大学六.一八事件中40多名校系干部和教授、学者被带上“斗鬼台”,揪上去,轰下来,挂牌子,抹黑脸,戴高帽,扣字纸篓,搞“喷气式”,游斗,个别女性被斗者遭到猥亵污辱。工作组闻讯后赶到现场,予以制止。
北京大学发生了“关门”事件。6月1日以后,北大校园熙熙攘攘,比王府井还要热闹,6月7日,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规定:校外人员不得自由出入北大校门。北大校门口贴出公告,大意是:凡校外单位声痠的代表或队伍,一律在学校门口接待室接待,请不要进入学校内部。校内大字报正在整理,暂停开放。造反者对此大为不满。后来毛泽东对此作了严厉批评。
清华大学发生了“六·七”事件。6月7日,清华造反者贴出大字报反对蒋南翔和校党委。绝大多数党员和党外群众(约10000人)愤慨,与造反者(约700人)辩论。北大造反者不顾工作组的劝阻,到清华支持造反者“揭露”蒋南翔在北大历史系半工半读班开学典礼上颂扬邓拓的“罪行”,又引起清华学生与他们的辩论。
清华派人把北大造反者护送出校,又被说成“押送”出校。6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停职反省。清华造反者欢呼雀跃,广大党员和党外群众大惑不解。
6月12日,南京大学造反者举行大会揪斗了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污蔑他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工作队、广大党员和党外群众不满。根据康生的意见,《新华日报》6月13日对这次大会作了肯定的报道。
广大群众包围了新华日报社,加以斥责,南大校内则开展了关于《新华日报》报道的大辩论。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意见,中共江苏省委作出了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的决定。工作队员感到“风波频起,枝节横生,局势难以控制”,“左右为难”。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社论混淆是非和敌我,欢呼“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欢呼“改组共青团北京市委”,高度赞扬“罢了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官”,声称文化大革命“对于那些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领导权的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号召“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匡亚明是1926年入党的老干部,转瞬间由被撤职变为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广大干部和群众当然难以理解。
北京大学发生了“六·一八”事件。6月18日上午9时至11对,全体工作组员正在开会时,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等单位发生乱斗现象。40多名校系干部和教授、学者被带上“斗鬼台”,揪上去,轰下来,挂牌子,抹黑脸,戴高帽,扣字纸篓,搞“喷气式”,游斗,个别女性被斗者遭到猥亵污辱。
工作组闻讯后赶到现场,予以制止。下午以系为单位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工作组指出事件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号召大家警惕。
当晚10时又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由张承先讲话,表示工作组坚定地支持真正左派的革命行动,明确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这种做法会被而且已被坏人利用,今天事件的发生本身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
绝大多数师生员工同意工作组的看法,聂元梓则认为“六·一八”事件是革命行动。工作组将此事件写成《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刘少奇20日批准转发这一期简报,中共中央批语全文是:“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发给你们。
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在武汉的毛泽东,认为“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
这一信息传给了江青、陈伯达。7月23日,陈伯达在北大群众大会上说:“我们的意见是,说‘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北大工作组从未说过“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7月26日,江青在北大群众大会上说:“有同学问:‘六·一八’事件是什么事件?陈伯达同志已经代表我们说了,‘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
北京地质学院发生了“六·二〇”事件。6月20日凌晨,地质学院党委常委李x和一些干部、教师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指责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提出“夺回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的口号。
党委常委站出来公开指责工作组,十分罕见,为造反者所欢迎。造反者举行了支持他们的示威游行,多数党员和党外群众不以为然。陶鲁笳、何长工(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指示工作组“要沉着顶住”。6月21日,何长工、胥光义(地质部副部长)、李人林(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到地院讲话,批评少数人闹事、围攻工作组,指出工作组是革命的。
拥护党委和工作组的一派也示威游行。这在当时被造反者叫作“六·二一反扑”。
北京师范大学也发生了“六·二〇”事件。6月20日晨谭厚兰等17人贴出大字报《孙友余把运动引向何方?》,反对工作组长孙友余。又有3人贴出大字报《郭影秋你是什么人?》,就北京卫戍部队准备在暑假中暂住人民大学一事质问郭影秋此举是否彭真的阴谋。
(康生制造、散布了“二月兵变”的谣言,详见李志坚:《“二月兵变”之谜——揭露康生对彭真、贺龙等同志的一大诬陷》,栽1980年12月10日《北京日报》。
1966年8月2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大学群众大会上就对所谓“二月兵变”问题作了澄清)孙友余作广播讲话,澄清了事实,批评了错误意见,认为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新市委,也就是反对党中央,提出了“反对干扰”的意见。
中午,又有人贴出了《孙友余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晚上,北京新市委武振声、袁智平代表新市委接见北师大师生,作了三点指示,即要求“信任工作组,支持工作组,帮助工作组”。
此后,有少数反工作组的学生受到批评,有的甚至受到批判斗争。7月12日,中央文革小组派曹轶欧等人到北师大调查“六·二〇”等事件。7月13日,中央文革小组严厉指责孙友余,要求他向北师大全体师生员工作检查。孙友余拒绝检查。7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撤销孙友余的工作组组长职务。7月21日,签名要求留下孙友余者达3000多人。
清华大学发生了“六·二一”事件。20岁的学生蒯大富6月21日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蒯大富在前几天就提出要赶走工作组,薄一波(国务院副总理、工交党委第一书记、国家经委主任)6月19日去清华曾耐心帮助蒯大富,蒯大富与薄一波进行辩论。
21日,这一天参加清华工作组的王光美明确指出:蒯大富要夺权。薄一波打电话给工作组指示反击。6月24日,清华造反者在工作组召开的声讨会上批判工作组。
工作组长叶林讲话,给以批驳,指出: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会场秩序一片混乱。6月26日,广大师生员工在清华园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的口号。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清华工作组进行“反蒯斗争”,多次斗争蒯大富等造反者,被斗者有一人自杀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