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已改名嫁人 相信命里缺水

video_play_list_html_end --> 本刊记者卫毅 图/本刊记者卫毅 发自湖北巴东、北京

在看《我是歌手》第二季的时候,每当台上响起“邓紫棋”的名字,我都会产生“似曾相识”的感受。怎么会有这样的感受?我一直找不到答案。直到要去网易做一次“如何做人物报道”的交流,我在准备PPT材料的时候,发现了这种“似曾相识”的感受从何而来。

“今年3月5日,邓玉娇失眠仍没有改善,张树梅带邓玉娇到恩施州优抚医院看病,并做了血液和脑电图检查。报告单上用的名字是‘邓子琪’,报告结果写着‘正常范围’。”“今年”指的是2009年。

这是《南方都市报》的邓玉娇案报道——《女服务员与招商办官员的致命邂逅》中的一条图说。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是龙志。很巧,我在网易的现场见到了龙志。两年前,他离开了《南方都市报》,如今是网易新媒体中心总监。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龙志,上次通电话已经是5年之前,邓玉娇案的影响力席卷全国的时候。彼时,龙志已经迅速发表了关于邓玉娇案的最有影响力的报道,离开了巴东。而我刚写完发生在杭州的“70码”飙车撞人案,匆匆赶往湖北。

路上给龙志打电话,了解到许多当地情况。我在野三关遇到了《新京报》记者孔璞。那是她刚从《新世纪周刊》转投《新京报》后的第一次出差。我和孔璞在野三关木龙垭村采访邓玉娇外公外婆的时候,遭到了暴力阻拦,采访被迫终止。几个月后,以为局势有所缓和,我和同事郑廷鑫再次前往巴东,又是失望而归。这些失败的采访经历令人沮丧,几乎成为我挥之不去的心结。

今年3月,在网上看了贾樟柯导演的电影《天注定》,赵涛扮演的角色小玉,被认为原型之一来自于邓玉娇。

由此,激发了我继续去做当年未完成的采访的想法。

跟5年前一样,先是飞机,接着是轮船,然后是汽车,最后是麻木车(当地的一种三轮车),我来到了巴东县野三关镇。当年邓玉娇刺死邓贵大的雄风宾馆,早已无迹可寻。宾馆所在的位置是三峡酒厂。从宜昌开始,我就看到这家酒厂的广告:来自三峡腹地野三关。

仿佛地图一样指引着你来到这里。我入住了当年住过的龙泉宾馆。有意思的是,这家宾馆的房卡还是当年的老房卡,上面印着的地图,还有雄风宾馆的位置。酒厂把此处扩建成了工业园。有厂房,有池塘,有亭台楼阁,看上去平静如水,仿佛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

我雇了一辆麻木车往木龙垭方向去,那是邓玉娇外公外婆家所在的地方。车在山路上盘绕,那里能看到高耸入云的世界第一高桥——四渡河特大桥。当年我就拍下了这些景致,后来相机被人抢去,强行删掉了所有照片,包括风景照。

下午,我见到邓玉娇外公张明瑶的时候,他正在干农活。马上就是端午节了,高粱地里的杂草需要清理。太阳很毒,他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尽管耳朵有些背,但张明瑶的记忆力很好,他很快认出了我。他从木龙垭搬到了现在竹园淌的住所。这是亲戚家的房子。

当年,我在木龙垭采访两位老人的时候,有一伙人突然闯入,把我几乎是扔了出去。我手上戴的一串佛珠撒了一地。“这些小珠子滚得地上到处都是,他(张明瑶)还帮你一颗颗找回来。”邓玉娇的外婆秦尚菊说。

跟两位老人聊天,我了解了许多并不知道的事情。当年,各种离奇的传言都有。木龙垭村的各个路口几乎都有人看守,阻止陌生人的进入。“他们在那里打一天牌都有40块钱。”秦尚菊说。

当初,我和孔璞是走了一条人迹罕至的路,到了邓玉娇外婆家,才被人发现。一个人看到我们进门后,马上出去打电话报信。隔了不久,一群人来了,冲在最前面的体态比较胖。

在遭到暴力推搡后,我给同事打了电话,同事通过饭否,将事情经过发布到了网上。饭否是当年流行的社交媒体,被认为是中国微博的鼻祖。那是社交媒体刚起步的年头。此后5年中,微博兴起,然后是微信成为新宠。而饭否几经起落,差不多已经被人遗忘了。

我当年用的电话是诺基亚,被人夺去使劲摔到地上还没坏。如今,诺基亚经摔已经从品质变成了笑话。5年时间过去,大家如今最热衷谈论的是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世事纷扰,大家使劲奔跑,生怕被时代抛下。这些年没变的大概是,邓玉娇外公外婆的穿着还和5年前差不多,种的还是那些寒来暑往秋收冬藏的作物。

我是绕过许多人的视线来到邓玉娇外公外婆家的,他们也嘱咐周边人,不要让别人知道我来了。

在记者被打的事情发生以后,两位老人被要求搬离自己的家,到指定的一个地方居住。有人看护着他们。“我去拔草,他们都跟着去。”张明瑶说。在那里,看护人员的价格更高,达到了70块钱一天。两位老人被迫在这样的监护下过了一段时间,直到邓玉娇案开庭,他们才得以回家。

那段时间,张树梅联系不上自己的父母,父母也联系不上她。包括记者,也打不通邓玉娇家人的电话。

“当时,我被要求换了电话卡,我现在还用着别人给的电话号码。”张树梅说。

这一回,我在野三关的一辆出租车上,才第一次见到了张树梅。开车的是她的丈夫(邓玉娇的继父,邓玉娇的亲生父亲好多年前已经去世)谭支波。这辆车主要跑野三关到宜昌的路线。当初,在邓玉娇事件闹大的时候。张树梅和谭志波向政府提出的一项条件是解决车辆运营路线的牌照。到现在他们还没有拿到。获得解决的是邓玉娇的工作问题。邓玉娇现在工作的单位是政府当年安排的。

“她(邓玉娇)现在一个月的工资1300多块钱,去除一些费用,也就1000块钱。”张树梅说。

“但工作还是挺轻松的。”邓玉娇的外婆说。

我向张树梅提出,想见见邓玉娇。张树梅考虑了一下,打电话征求了邓玉娇的意见,邓玉娇通过电话跟我聊了聊。她的话语听上去挺疲惫,一直都是语气轻微而简短地回答我的问题。她强调的是,谢谢当初帮过她的人。

律师当时在的表现让从全国围涌而来的记者印象深刻。龙志将在场的记者列为三类:一类将律师当成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一类是瞎子摸象有闻必录;另一类则是独立调查后抽身事外,提出质疑和判断。

龙志的报道出来后,有律师和学者很不客气地批评了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平衡报道”很愚蠢。网民骂他的声音更是铺天盖地,有人干脆写信到报社,要求开除记者龙志。这一度困扰了他。“之前,我出去做调查报道,回来之后,一搜索,都是好话一片,这篇报道不同。”龙志说。

最让龙志难以接受的是,南都内部的讨论中,有同事说他的报道是南都10年里的一颗老鼠屎。这样的讨论态度,他断难接受。

龙志的报道,模仿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经典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笔触。为了表述流畅,他做了许多技术化的处理。他一一跟我说了当时的信息源。这是一篇特稿,特稿经常被人提到的就是信息源的处理问题。懂特稿的明眼人,能够看出其中的信息源。也有记者为了保险起见,在文章的后边会逐个列出。

看到龙志报道的时候,张树梅也提出过疑问:这些信息是从哪来的。龙志是严谨的记者,他说了自己的看法,“有时候,母亲不一定完全懂自己的女儿。”

那段时间,邓玉娇的形象在不同群体的不同人眼里是不一样的,比如网民、比如律师、比如记者,各不相同。

从记者的角度来说,呈现复杂性大概是最重要也是最可行的。“想呈现复杂性,记者的心态得简单一些。”龙志是那种在公共场合发表意见不多的人。他有微博,但极少发。他不是热衷于通过社交媒体展现行动力的人。更接近事实——这大概才是他想做的。

他比较同意巴东县公安局局长杨立勇的话,这是一起简单明了的刑事命案。“但要认识到这点,似乎很难,虽然事实摆在眼前。人们总习惯于遵从生活的经验,又夹杂着种种社会矛盾、积弊,用来解读当下中国发生的事,至此,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邓玉娇。

四川大竹、贵州瓮安皆如此,邓玉娇案更是很好的佐证,无一不是裹挟着民意汹涌而来。对于中国媒体而言,民意是一杆秤,它度量着媒体的善恶优劣。但作为一个经历过此事的记者,我脑袋里总浮现一个假设:假如民意是错误的,是矫枉过正的,媒体该如何适从?”

龙志思考了当下语境中媒体有时要面对的共同困惑:是坚持立场,还是顺应民意?

邓玉娇案的采访本来是龙志在南都的其他同事去做的,因为有别的采访,在广州中山立交下的一家餐馆,龙志接下了同事转来的活。他觉得这是一件轻松的事,看上去就是中国传统戏剧中民女反抗胥吏欺凌的题材。

飞往恩施的时候,他带着当天的《南方都市报》,上面刊登有一篇社论——《女工受辱自卫,与抑郁何关》。他当时是想用这篇社论的立场去接近受访者,后来发现,实际情况跟原来想的并不一样。

改变看法的一个点是他在邓玉娇的网络空间里发现的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个中年男子带着家人身处风景区中。这张照片的取名含有脏话。

从这张照片开始,龙志进入了邓玉娇和她的伙伴们的世界。龙志将她们定义为:典型的小镇姑娘。龙志想起了贾樟柯的电影《小武》。“在我们生活的周围,总有‘小武’们的身影,他们年轻气盛,行事张狂,带着痞气,游荡在法律的边缘。在我老家,这类人很有可能被称为‘混混’。”

龙志意识到邓玉娇的形象被误读。他问过邓玉娇的一个朋友,怎么看邓玉娇这件事?她说,“她不想做烈女,如果她还能回归正常,她会说,我只想保护自己。”龙志把这句话写在了报道的结尾。

纷纷扰扰之中,邓玉娇案迅速在巴东法院开庭了。

邓玉娇的爷爷邓正来是此法院退休的法官。

“她爷爷在2012年去世了。”张树梅对我说,“当时接受记者的采访,都是她爷爷安排的。”

开庭的时候,龙志没能赶往现场,他当时在《南方都市报》的同事占才强专访到了邓玉娇。采访地点在邓正来家里,那里是法院宿舍。

邓正来去世了,张树梅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跟媒体的关系。“以前都是她爷爷管的,现在她嫁出去,可能要她老公说了算。”

邓玉娇在前年结婚成家。老公是恩施人,通过别人介绍认识。老公之前知道邓玉娇案,但不知道眼前这个人就是邓玉娇。不过,邓玉娇一开始就主动提了这件事情,她认为如果接受就交往,不接受就别交往了。

邓玉娇在判决之后改了名。

“她现在叫╳╳╳。”张树梅说。

“那原来化验单上写的邓子琪呢?”

“那是她当时随便起的名字。”张树梅解答了我的疑问。

邓玉娇现在的名字中,有一个字含有“水”的形态。因为算命先生说她命里缺水。

“她信这个。”当年出事之前,邓玉娇去算过命。算命的人说她从17岁到22岁之间,会闯祸,但会有贵人相助。出事那年,她正好22岁。这看上去真的就是“天注定”。或者理性一些说,这是命运的不确定性。龙志当年在自己的稿子里,想表达这一层意思。他在文章一开始,用了两条线索。这两条毫不相关的线索,在某天产生了交集。“邓玉娇事件引起这么大波澜,可能就是因为太简单荒诞了,简单荒诞到大家不愿意相信。”龙志说。

案件尘埃落定之后,张树梅觉得邓玉娇在野三关很难待下去了。这里那么小,走在路上,大家都很容易碰上,难免尴尬。

野三关很小,主要的街道只有一条,几乎天天都会出现严重堵车。如同中国每一个角落一样,这里也大搞建设。高速公路和铁路通车了。宾馆比5年前多了许多。消费场所林立。5年前,和雄风宾馆竞争的另外一家宾馆叫“天上人间”。我当年还采访过那里的一位小姐,如今不知她身在何处。我也找不到那家“天上人间”了。有人告诉我,那家“皇朝国际”就是以前的“天上人间”啊。看来,如此张扬的一个名字得换换了。

当年,“美味嘉”餐馆的女老板亲眼看到邓贵大在自己的酒楼里喝了人生的最后一场酒。现在,“美味嘉”还在,只是换到了一个新地方,就在当年“天上人间”的旁边。

张树梅说她这么多年都没有在野三关碰到过邓贵大的妻子邓爱芝。“她和她的孩子都是无辜的。”张树梅说。

这次我没有见到邓贵大的弟弟,我在5年前采访过他。他在路边经营一家修车铺,生活并不好过。

而邓玉娇案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黄德智,张树梅说,从来就没有在野三关见到过他。

在《天注定》里,也能找到一些黄德智的影子——两位去洗浴场所消费的公职人员之一。张树梅在电脑上把《天注定》看了,她认识王宝强、姜武、张嘉译——这些是电视剧里熟悉的面孔。她不认识赵涛。我观察到,她在看到电影里王宏伟往赵涛头上砸钞票的时候,目不转睛。

“这是最刺激邓玉娇的。”张树梅说。电影里,赵涛跑出宾馆之后,打电话报了警。“邓玉娇当时是在宾馆里报的警。”当然,张树梅知道这是虚构的电影,她不会把这等同于现实,但也很难让她不去比较。

2009年之后,张树梅和谭支波在野三关镇买了一套房子,房子显得新而空旷。客厅上挂着一幅十字绣,其中有一个大大的“和”字。“这是邓玉娇绣的。”张树梅说。这些十字绣材料是妇联的人在邓玉娇住院治疗时送给她的。

案件了结后,邓玉娇在恩施中心医院住院七十多天,治疗抑郁症。“现在还会失眠,但是不吃药了。”邓玉娇说。

抑郁症也是邓玉娇老公家关心的事情,担心她脾气不好。

“现在的愿望是什么?”我问邓玉娇。

“好好带孩子。”邓玉娇说,“小孩一岁多了。”

北京,北三环边上的一座商场,我和龙志聊了一个上午,他的妻子和小孩在一旁玩耍。龙志现在已经不做调查记者了。“很累,感觉不断地在重复。”龙志现在的工作也并不轻松,网站的节奏跟报纸不一样,更快更密集。他给我看了头一天晚上上司发给他的信息,说了一些新闻报道的想法。我们聊天时,他回了很多工作的信息。这是星期六的早上。

采访结束的时候,龙志忽然问我结婚了没有,我说,没有。他说,结了婚,人又是另外一种状态了。

我在微信的朋友圈里,会看到孔璞发她小孩的信息。前两年,姚晨客串记者来采访记者,孔璞跟她聊的话题,主要就是在野三关的遭遇。孔璞还聊到了她当时的男朋友、现在的老公杨继斌到机场去接她时的情景。我当时在现场看到了两人相拥的一幕,真是令人感动。

两年前,我还在北京的地铁里遇到过一位参与邓玉娇事件的律师,跟他聊到了邓玉娇案。如今,我已经好久没见过他了。

这件事情过去5年了,围绕着这件事情的人,里里外外都有了变化。所有的故事仿佛都是时间的故事。“邓玉娇”这个名字,成为了过去式,这个名字停留在了2009年的那场轩然大波里。

当初和我一起回访邓玉娇案的同事郑廷鑫,在那次回访之后,由记者转做了编辑。这次,我独自一人回访,从宜昌坐船去巴东。这是三峡的一段。时近端午,而且将路过屈原故里秭归。船行江上的时候,廷鑫发了陆游纪念屈原的一首诗给我,最后两句是:“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涛声似旧时。”

现代社会超出了陆游的想象,如今已是“高峡出平湖”的时代,连涛声都不似旧时了。

这世间发生的事情,最原本的形态是什么呢?一个人,一件事情,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认识呢?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说过:“我们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实体的丧失持续不停,无法挽回。”这在某种程度上解答或加深了我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