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行贿指南 索贿有暗语

行贿

一项研究显示， 在乌干达如果你想从事商业的活动，那么请先在总预算中准备好起码8%以上的行贿预算。另一项研究表明，腐败将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居民的医疗费用提高了至少15%。 不过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担心的可不是腐败是否会拉低国家GDP这样的宏大问题，他们更在意的是腐败行为是否会对自己的日常生活造成不便。有研究表明，腐败对弱势群体和中产阶级造成的损害更大，而全球不同国家对待腐败的态度甚至用来表述“贿赂”的单词都惊人的相似。 受贿者与行贿者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复杂的掩饰方法，但之所以如此复杂，不仅仅是因为害怕事情暴露。因为即便是在那些腐败横行到完全不受法律约束的国家，人们在行贿的时候也都会把它伪装成一种正当交易。 这些伪装行为的表现之一便是行贿语言。奇怪的是，在世界各地，几乎很少有人会说：“要想搞定那件事，你得给我送钱！”相反，他们都会使用各种样委婉的说法。 最常使用的一种暗语是准官方的术语。我的第一次行贿经历是在1998年的乌克兰，当时我为了能迅速登上离开乌克兰的火车而给了两个当地警察50格里夫尼亚（约25美元），他们收到钱后还很友善地附送给了我一份从海关官员那儿窃取的文件，并告诉我如果没有这份文件日后还需要支付一笔其 他费用。另外一种在通关时较为广泛的 说法是“快速通行费”。作为一种委婉语，这种说法相当准确：只要你支付了这笔费用，就可以不用上缴自己的包裹， 甚至还可以拿回你偷运的违法物品。否则，你的包裹就会被恶狠狠地扔到地上并受到严密检查，而检查的时间肯定是他们说了算。（在印度使用的一个相关 术语叫做“提速费”：这个词也相当容易理解，就是当你支付这笔费用之后， 你想要获得那些必要的从商许可就会快得多）。 保罗·刘易斯（Paul Lewis）是《经济学人》杂志智库的一名分析师，他描述了一套主要用于东欧后共产主义时代行贿受贿活动中的准商业术语。在行贿目标公司内人脉很广的内线往往被聘为“顾问”， 其实就是所谓的政治掮客。该顾问会得 到很大一笔名为技术咨询费的正式“费用”，前提条件是他在部长及其他决策者面前说得上话。 另外一种委婉说法就是行贿者把贿赂称为朋友之间的赠礼来掩人耳目。而在这方面，还出现很多创新型行贿方式。 比较有意思的是尼日利亚警察，他们会因为“周末需要些零花钱”而向你索贿。 在北非，这叫做“un petit cadeau”， 意思是“一份小礼物”。而墨西哥交警则会让你给他买一杯名为“Refresco”的软饮料，安哥拉及莫桑比克的那些底层官员们也会使用类似的理由，只不过他们提到的软饮料叫“Gazoso”（葡萄牙语的叫法）罢了。一位在伊拉克经商的商人告诉路透社的记者，尽管该国的腐败问题相当公开，但是官员们仍然坚持声称他们只需要对方给自己买一杯“咖啡”而已。这些暧昧的一语双关的词汇大概有助于缓和索贿或者行贿过程中的尴尬气氛。Baksheesh 原来只是一个波斯词语，现在许多中东国家都有这种说法，这个词隐含有“小费”、“救济金”、“贿赂”的意思。在肯尼亚，一名年轻的加拿大救援队员遭遇了一群手持机枪的非政府武装人员，这个年轻人以为自己要被杀了，直到他听到这群人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喝杯茶，谈谈这个问题？他说自己当时悬着的一颗心立刻放松了，因为他知道问题是可以通过“喝茶”来解决，而“喝茶”就是一种索贿暗语。

索贿有暗语

偷偷摸摸的行贿

在世界范围内，行贿的人都不会傻到直接把钱送到受贿者手里。很明显，不论这种行为是否会受到惩处，谁都不愿被知道参与到这种行为之中。在中国和希腊，行贿金被称为“信封”，而大部分时候，很多私下交易也的确是放在信封中秘密进行的。但是，总会有人在某些时候会直接接受行贿者的贿赂，但是大部分人在这种时候也会想出很多临时的方法来掩饰。比如向边境士兵行贿的钱可能会被夹在护照里面。如果是交警的话， 司机们会把钱放在递过来的罚单本中。 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是一名记者兼作家，他的新书中描述了一些所谓第二世界国家的社会生活中的有趣细节。比如他描写了在格鲁吉亚遇见一名年轻士兵向他索贿，可他一眼就看出这名士兵是一个新手，因为这名瘦弱的年轻人在索贿时毫不掩饰地向他搓动手指模仿数钞票的动作。

对于一些国家的索贿者来说，记者是他们的重要目标人群。因为记者们为了获得一些报道的素材或者采访许可，经常要通过一些非常手段。并且很多外国记者都有着很鲜明的外在特征：白种人、外国护照、外国车牌，这些对于吸血鬼般的索贿者来说就跟水中的鲜血一样容易辨认。

这里有一个故事，西方某报纸驻莫斯科的记者要赶往克里姆林宫采访一个重要的政治会议，他为此已经等待了很久。或许真的因为心急而违章，或许交警看到了他的外国面孔，总之他在路上被拦了下来。经过漫长的交涉，焦急万分的他与交警最终达成了私下解决的协议，但在付款时他发现自己的钱包里没有比1000 卢布（约30 美元）面值更小的钞票了，这名记者急中生智同意付给交警1000卢布，不过他要求交警必须用警车鸣笛开道，这样他就可以确保准时赶到。于是仅仅花费30美元他就享受了一次在莫斯科由警车开道前往克里姆林宫的国宾待遇。

不该接受的礼物

记者也可能是受贿方，行贿方希望他们作出有偏向性的报道。一位曾为《经济学人》杂志工作的驻非洲记者说，在尼日利亚这个全球腐败最严重的国家，记者经常会收到装在棕色信封里面额数百美金不等的公关费，而且这些钱只是他们参加记者招待会的普通“红包”。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阿姆斯特朗·威廉斯（Armstrong Williams）是一位专栏作家，同时也是电视节目主持人。教育部向其支付24 万美元，让他定期“评论”《一个孩子也不能落下》这项教育改革法案。他对此声称自己并不是“记者”，而是一个“评论员”；但是他自己也承认，他与教育部达成的那项协议有欠考虑。玛吉·加拉格尔（Maggie Gallagher）是一位保守主义专栏作家，为了让她支持布什政府的“健康婚姻”计划，有人同样也给她送去了红包费。当她因为这个问题受到质疑时，她答道：“我这样违反记者职业道德吗？我不知道。”

《经济学人》杂志为自己的记者制定了明确的行为准则。接受装有现金的信封属于不当行为，更不用说与行贿方达成24万美元的协议了。该刊的记者行为准则规定：接受的任何礼物必须能够在一天之内消费完毕。因此，对他们来说，一瓶酒是可以接受的，而一箱酒就不行了。

富有的西方发达国家民众可能觉得他们的社会受到腐败的影响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不同的人对于贿赂的定义也有很大差别。一个纽约市市民看到第三世界的商人必须行贿才能保证自己的商店正常营业时，他可能会同情那些行贿者和当 地的人民。但是轮到自己时，他却并不认为在未预定的情况下为了进入一家高级饭店而偷偷塞给领班50美元算是行贿。和那些索要“小费”、收入微薄的士兵及政府的底层工作人员相比，并不缺钱的精英阶层腐败让世界各地的穷人其实也很恼火。

事实上，在美国这个全球最富裕的经济体中，许多人认为立法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行贿。在华盛顿特区，如果一位关键的国会议员可能帮助制定一些政策的话，那么说客向这位议员提供大量竞选资金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要证明两者存在贿赂关系需要证明行贿者有意以利换利。布伦特·威尔克斯（Brent Wilkes）曾被指控向一位加州国会议员行贿，他跟《纽约时报》讲述了自己早期游说生涯学到的一条经验：支票绝对不能在游说的时候交到受贿者手中。等过一会儿之后在走廊交给他要好得多。要在法庭上证明行贿者行贿意图相当困难，因此很少有人因为这种利益交 换而被定罪。但许多普通美国民众都心知肚明，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会是美国民众支持率最低的一个政府机构并不让人奇怪。

然而，腐败在美国和西欧远不及世界其他地方 那么普遍。没有哪个单一的文化因素会导致社会中滋生腐败，而经济因素则起着更大的作用。 最明显的是，贫穷与贿赂总是如影随形。

不过这两者到底谁是因谁是果呢？沃尔福威茨在世界银行开展的打击腐败行动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腐败的国家不可能健康发展。但几个腐败现象明显的亚洲国家并非如此，包括高速发展期的印度尼西亚及韩国。现在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当属爆炸式发展的中国。一直以来民调结果都显示，腐败是中国普通民众抱怨得最多的问题。中国政府时不时就会处决那些腐败行为令人发指的官员，但此举并未产生明显的效果。而外国的投资者却完全不顾这些负面因素，争相进入该国投资。 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腐败阻碍了经济发展，然而一个腐败横行的国家却在我们眼前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所以，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些国家可能因为贫穷而滋生腐败，但是腐败不一定会导致贫穷。

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经济学家雅各布·斯文森（Jakob Svensson）已经从文化模式内去寻找腐败经济体的数据依据。他发现社会主义及刚从社 会主义走出来的经济体要比其他国家的腐败程度更为严重。为了验证 某些因素是否与腐败程度相关，他进行了若干研究。而成年人的总体受教育水平就是影响腐败程度的因素之一。第二个因素是该经济体对进口的开放程度（以进口额占GDP 的比重来衡量），这一指标跟走私数量 相关。第三个因素是出版自由（根据自由之家的排名，这是一家促进民 主的非营利机构），假设独立记者会揭露腐败，而腐败也会因此而得到遏制。第四个因素是开办新企业需要的时间，这一数字能够反映所需的许可数目，并能够从侧面反映政府手续的繁琐程度。斯文森发现，上述几个因素与总体腐败程度之间的联系非常明显。

在与一国腐败程度相关的那些因素中，有一个因素尤为引起我们关注， 那就是，只要有政府全权管理的地方，就会有大量的贿赂行为。因此， 腐败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那句名言：“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